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农家子弟出身，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只因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但他不甘于此，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庸人败于懒惰，天才却输于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义称王，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禁大言以务实。
在生活中，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而来也会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纵观历史，不乏才华横溢者因“作”而遭贬谪，丢命，比如水浒里面：牛二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啊！结果是一刀毙命！或许，有时一味的直与进看似一种忠贞、一种激昂，但如能审时度势，掂量片刻，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与退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岐黄名家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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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的胯下之辱，苏武的茹毛饮血，是在掂量完小辱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诙谐，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而魏征的刚毅纳谏，狄仁杰的清廉直抒，则是在掂量完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无论是以退为进、迂回婉转还是激进慷慨，用对时，则为良方，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朵，是恰到好处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世的真谛。林语堂先生亦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