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丨反思一生，读书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不是“我们”了，我是我了
止庵：我们读书是为了遇见高人
40岁辞职去读书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去的时候是1989年，30岁。现在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自我设计，我这个人无所长，但是经常设计我自己。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将来要在40岁的时候不干了，回家过我的读书生活。
但到了40岁时，是1999年，因为当时在一个公司负责，需要交接业务，所以拖了一年才回家。回家前，我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得有事干。什么是能干的事呢？我想就是以前干过的事情。大家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些条件，有的是年龄，有的是学历，有的是性别，有的是相貌。这些条件当中我有好多都不能达标，怎么办呢？有一种东西不受这些的限制，就是写作。不是说必须得39岁，或者说要有什么学历才能写东西。我在7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79年在报刊上发表东西，到80年代中期慢慢就不做这个，改成专门去看书了。
89年我到公司打工，过了一年多，当时我爸爸还活着，有一个报纸约他写文章，他就转给我去写。一个礼拜天有时间，我就写了点东西。写到94年时，我爸爸生病了，一个编辑到我们家来看他。他问我写东西吗？我就拿给他看。他隔了一个礼拜给我打电话，说给你出本书。我说要钱不要？要钱就不出了。他说，不仅不要钱，还给你钱。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是95年，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开始出书，到2000年已经出了五六本，其实我取这个笔名，也是因为我在公司上班，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所以我想做两个人，一个是打工的人，一个是写书的人。
到2000年的时候，我要从公司离开，要回家过我的读书人生活了。但这是一个麻烦事情，怎样从上班族到在家里呆着，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最大的过渡是时间，比如早上还是按原来的时间起来的，结果发现不上班了，第二天又是这样，这时候要做什么事呢？正好出版社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写一本关于你自己的书？我就在家写了四五个月，当时写了《插花地册子》。后来这书在第二年就出了，是我若干本书里的一本。
五年以后有个出版社重出了这书，这次新星再版，加入了我在电脑里的很多笔记，所以这本书现在比以前那本书多了20%多的文字。这本书讲的是我小时候到2000年离开公司的读书经历。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其实我不太关心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关心的是我为什么读书。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关心我为什么要读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反思我一生，读书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不是我们了，我是我。什么意思呢？其实读书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读完书之后是想变得和人一样，还是想变得和人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在那悬着，读书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但这个事情是分成两步走的，第一步，你必须先得变得跟人一样，然后，你才能变得跟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好多人说，我得独立，得精神独立，变得和人不一样。但是你和人一样过吗？还没一样，你怎么变得和人不一样呢？你必须得先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然后你跑你的，他跑他的，如果没达到这一点，就不能。
所以我觉得用这本书回顾我的读书生平，其实就是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我努力地不让别人把我拉下，第二个过程，我不跟别人走一样的路。
我以前是学医的，我知道其实人的差别很少很少，但是为什么能分出来你是你，我是我呢？很大原因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些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呢？从最基本的说，你是做记者的，你是做编辑的，我是在家待业的，另外可以说你有车，你有房子，这是第二个差别，还有一个差别，你是博士，你是硕士，我是学士，可以分成很多种。但如果再往下分，就有些不一样了。比如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你懂得什么，我懂得什么。这就有差别了，这事他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
有些知道是有途径的，比如今天广州下雨，房子塌了，报道之后大家都可以知道，但还有些事情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两人失和。还有一些隔我们比较远的事，我们可以说这人不仅知道贝多芬，还懂得听贝多芬；这人不仅知道马蒂斯，还懂得看马蒂斯。再往深了说，他不仅知道马蒂斯和贝多芬，还知道他的生活怎么有一点小小的品味，有一点东西和别人不一样。这些东西的差别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远，但未必就不重要。它可能还是一件重要的事。
人的地位、权力、财产、身份，好多是靠关系得来的，靠父母得来的，靠机缘得来的。但是一个人的知识、修养、品味靠什么得来？你可以说我在广州没有不认识的人，但是你不一定懂得贝多芬，不一定有修养。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着没用，实际上是有用的。打比方说，有人给年轻的女孩子做媒介绍一个男的，又有地位，又有财产，但是回来说没看上。为什么？这人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修养、品味、知识、爱好。有时我们和人相处之后会发现这人不错，就是乏味一点，脑袋空。反观我们的人生，确实需要一些东西。可能这个品味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但是它应该为你所有，对你有用处。
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
严格说，我个人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小时候遇到文革，文革结束时是1976年，我已经高一，然后77年高二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进了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什么系都没有中文的课，所以我没有受过中文教育。我就特别觉得这是个问题，毕业后我就工作，没有继续受教育，所以我只受过中学的中文教育，还是文革的中学。这让我自己觉得从学校里所获得的东西很少。
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我们家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家庭，可是文革自顾不暇，没有一个很系统、很严格要求的教育。那时也没有什么社会教育。我小时候没有文化活动，有活动也是阶级文化活动。
没有好好的教育，我怎么在以后还略知一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敢写书，还敢来和各位说话呢？其实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我有一种自我教育。这个自我教育当时没有别的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读书。所以我自己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是从读书来的。
我小时候，电影院演的是八个样板戏改的电影，后来有了《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屈指可数。当时没有话剧，电视里连电视剧都没有，只有新闻。《人民日报》当时也就四开，没有其他接受信息的东西，全得靠书。我小时候最想得到的书是辞典。如果问我什么是必读书，就是《辞海》或者《辞源》，或者《现代汉语辞典》。因为这世上有很多事我都不懂，辞典的好处是，一个词条就相当于一件事的头，如果感兴趣就能继续往下看，否则你从哪学这些东西？因为我连中文都没好好学，就得从一个辞典，看别人的书，看人家这词怎么用，然后听人说话，说什么词记下来，就这么来学习。
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们现在接受信息最快的方式，第一有电视，有直播，第二有互联网。互联网使得我们的阅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很多信息不需要通过读书来得到了。我们可以知道实时的信息。但是有一个问题，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自己也在上网，可互联网不能提供所有东西。我觉得信息不需要通过看书，我们基本上不需要从书里得到这种滚动的信息。但是这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信息。
我们得到或者获取的东西包括两种，一种是实时变化的，一种是恒定不变的。有些仅仅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比告诉你发生什么事还要深，那是互联网不能给我们的。凡是带有个人感悟、个人情绪、个人发现的东西，都不是互联网能提供的。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发现是没法通过互联网得到的，因为很多人不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
我们读书就是要读网上没有的东西，就是涉及到我们个人修养、个人品味、个人知识的一部分知识。我自己作为一个写书的人，也必须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还要不要写书，或者说有了互联网以后，要写得更多，还是写得更少。我可以明确地和大家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应该写得更少，因为写网上没有的东西才是我们写书的人对各位读者的一点真的奉献，或者说爱护。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只是提供信息，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可以不写。
读书还是为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和作者的交流。书里面装着一个作者，他辛辛苦苦写书，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搬出来。即使作者死了，他也会希望这本书能活得长一点，能有更多他不相识的人遇到这本书，能跟这本书里面的他有一个交流，这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的延续。当然有一天这本书也死了，那这人就彻底死掉了。读书给我们的作用就在于这，它给我们一种潜在的、更多的知识，归结起来，就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么一种人生观，读书对我们就是有用的。法国作家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使我们活得最多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比方我们读一本小说，小说里有个人物，他活了一辈子。我自己本来活了一辈子，我读完它，又活了一辈子，读完那本，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活了一辈子，一个人就可以活得很多。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活了自己这一辈子，区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标志着两条路，愿不愿意活得更多，才能谈到能有什么作用。
我们读书时也常常会叹为观止，确实觉得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写得非常之好，有的是你能想到的，有的是你想不到的。其实我们读书还是想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我们还是嫌周围的人不够高。我们成天在家里见的人都面目可憎，但只要读书，一会孔子来了，一会庄子来了，一会卡夫卡来了，你的生活就会很好。其实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这个？
止庵
本名王进文，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随笔、传记作家，著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等，并校订《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自编集》《张爱玲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