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木俑研究

我国雕塑艺术,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我国文化萌芽之时开始,就已经出现原始雕塑品。经过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代,茁壮成长,渐趋完美,并和其他古代文化同步发展着。

俑像,在意识上是为墓主服务的一种陪葬雕塑品,模拟当时生活中的各式人物和动物形象,写实传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从雕塑艺术方面来考察,各朝代的俑像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和造就。我国幅员辽阔,即使同时代的作品,也因地区的关系,有所变异,因此是极为丰富多采的。如以制作材料来分,又有陶、铜、石、木之别,陶、铜、石是硬质材料,雕制成品后,可经久不变。而木质是软材料,有作为俑的芯子再在它外面涂上漆。也有直接在木俑身上彩绘纹饰的。由于墓葬土层干湿不同,和墓椁密封的差异,木俑保持完整的程度也各异。

木俑出土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一带战国楚墓中为多,其后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的汉墓中,也相继陆续发现。

《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三期《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清理报告一文中,记载该墓发现侍俑、舞俑、乐俑、说唱俑等三十件,因墓内积满水和污泥,木俑相互叠起,外表受损。

本文介绍的一些木俑,按其形状,与上述扬州汉墓出土的木俑相似。在其中一件木俑上,可见表面还罩有一层棕褐色的漆皮。其他各俑,可能经过水浸或风化,外面漆皮尽行剥落,俑胎的木质,干瘪收缩,纹理深陷,状若枯木。

这种经过暗藏了两千年漫长岁月的木俑,有些保存完整;有些漆皮脱落,仅剩下俑芯;有些只不过留着轮廓,略具外形而已。

据上所述,这些木俑,历经人为和天然的变形,和陶俑铜俑等形制颇有不同,在造型上显得较为特殊。我们初看它以为是一种原始的腐朽俑像。如果深入仔细视察,发觉这种木俑很能“传神”,在静的姿态中,还偶有动的感觉,包涵着丰富的内在精神。

一件雕塑品,不论它造型如何简单,不论完整或残缺,只要能“传神”,它就必然具有生命的素质。有时能够“升华”,达到更高阶段“含蓄”的境界,也就是说,作品的精神,不要单靠外形的表现,不要以为可以一望而即知,而它是深藏于作品内部的,有时即使外形平淡无奇,却要求观者自己去探索它的精神,经过再三的回味,方才认识赞许。《广川画跋》:“唐画家阎立本尝至荆州,得张僧鳐画,初犹未解。曰'空得虚名耳。’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十日不能去,寝卧其下对之”。这段记载,说明了对某种艺术认识的过程。人们对含蓄的艺术,也许确实一时不易领会,需要通过长期的理解,才能获得。对汉木俑艺术的认识,也是如此。

美术丛刊第十八期《依石拟形刀斧传神》一文中提示:陕西兴平县茂陵博物馆内,汉武帝时代的霍去病墓前石刻群,是用三种不同方法雕刻的。一种是完全写实具象。另一种按照天然石形,略加修饰,增刻一些动物的头和腿,使它粗具形象。第三种,挑选天然石形,酷肖动物,加上眼睛和嘴,即赫然成形的。这三种制作效果,异途同归,都同样达到了传神的目的。它也说明:一件雕刻品不一定全要写实具象,只要主要部分能突出传神,就算完美。这是“含蓄”的另外一种意义的解释,汉木俑也是这样。

木俑当初涂漆,并不注重细部的雕琢,故通体无华,而着力于形象在轮廓上和各部位比例上的匀称,并有极其概括简练的手法来构成。这种构成方法,一方面有它工艺上的必要,另一方面也由于时代的风尚使然。

山东泰山极顶,玉皇宫前,有一座汉武帝树立的“无字碑”,石正方形,高三至四米,上略小,下略大,石顶有一盖,盖上有一小顶子。它的造型由可数的几条线,几个块面构成,没有任何装饰。这座纪念碑,可说简单之极了,然而给人的印象,却有千斤之重。汉木俑的造型风格,正和它相同。汉代人衣着,流行穿着长袍长裤,木俑取其意为之。形象大都上小下大,左右对称,因此给人以稳重、庄严的感觉。加上汉代人的艺术手法,线面的效果,富于浑圆厚实感,作品就更显得雄伟健硕。

至于汉代木俑的艺术品第,以其处于我国雕塑艺术的早期,当然属于“高古”的一格。这种朴素端庄,浑厚雄健,气韵传神的特色,令人赞叹不已。人们评为“古雅”、“古朴”、“古拙”之趣,当之无愧。它在雕塑艺术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

建国后,考古工作蓬勃发展,全国各地汉木俑相继出现,正是给于人们研究学习的好机会。

图片说明

图一木侍立男俑正背面高42厘米

图二木跪坐侍女俑

俑的表面有一层极薄的漆皮,胸前漆皮上用红漆绘一几何纹饰,其下有横竖红线六条,代替衣褶。小髻,头微向前倾,两臂和两腿都合并一起,静穆古朴。

图三木立文官俑高72厘米

木俑之大型者,头大颈短,两袖作大片状,长袍,姿态雄伟。

图四木立侍女俑侧面高41厘米

昂首,颜面略作凹凸,五官部位宛存。左臂向前作褰裳状,右臂缺,细腰,下身似穿宽大的裤子,左足略向后踢,舞蹈动态和神情,刻划生动。

图五木女舞俑正面,高43厘米。

昂首,颜面略作凹凸,五官部位宛存。左臂向前作褰裳状,右臂缺,细腰,下身似穿宽大的裤子,左足略向后踢,舞蹈动态和神情,刻划生动。

图六木跪坐侍女俑高31.5厘米

高髻,头微昂,鼻微隆,两臂分开,其前端有槽口,原有手,姿态温柔可人。

图七木侍立文官俑高50厘米

宽袖长袍,造型端庄。

图八木立女俑背面高57厘米

正面半爿残缺。高髻,长颈,肘及腰,臀部瘦削,两腿分开,姿态美妙生动。疑为俑芯,原着衣饰。

图九木立侍女俑高42厘米

长发至颈,袖手,整体分头、胸、腿三节,比例婷匀,结构沈雄。

图十

木跪坐女舞俑高36厘米

高髻,左臂下垂及地,右臂平举,形象秀美,古雅之趣盎然。

图十一木力士俑高37厘米

仰首,大腹,巨臂,粗腿,两手作平衡状,左臂残缺。此为汉百戏中“顶竿”之姿态,造型稳重生动。

图十二木立马俑高67厘米

头、颈、体、腿,用粗犷的“线”“面”木块构成,制作高古。

图十三木马头

马头作张口嘶鸣状,雕刻古拙,如石刻画。

该文章选自《美术丛刊》第29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秦廷棫先生,字仲玄,生于一九一七年,江蘇無錫人,父秦淦,字清曾,中國山水畫家,富收藏,收藏门類主要有宋元明清重要拓本及書畫。清曾先生繼承祖業,在上海三馬路(漢口路)经營《藝苑真賞社》專營各種閣帖拓本。秦廷棫先生從小深受家庭影響,從初中起就熱愛收藏。一九四四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医科大學的前身同德醫科大學,專研X光肺科。畢業後,在上海虹橋療養醫院工作,任肺科主治醫師生,同時在上海南京西路成都路的同益里開办私人診所,從事肺科治療。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工作時,與當時虹橋療養院院長丁惠康醫生成為莫逆之交,倆人既是同鄉、亦是同好、同道,他們的共同愛好是熱愛和收藏古代中國藝術,他們經常切磋收藏心得,交換藏品,文來書往相得益彰。曾有段時間,他們收集到許多極其精彩的西漢至晚唐的雕塑——陶俑。于是,秦廷棫先生在1954年出版了一本基本以自己藏品為主的著作《中國古代陶塑藝術》,由上海藝苑真賞社印刷出版。

解放初年的上海,大部分藏家的眼光集中在官窑細路派的瓷器,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瓷器,這些瓷器價格高昂,器物造型和紋飾也趨于程式化,缺乏活力。他們對于來自于宋元粗獷豪邁風格的民間窯,如磁州窯不屑一顧。然而,磁州窯白底黑花自由奔放的用筆的裝飾風格卻深深吸引秦廷棫先生,從河南出土的儲酒用的梅瓶到當陽窯的剔花罐;不同釉色和型狀的瓷枕,價格便宜品相好,是自己经濟能力夠得著的範圍,當機立斷盡情收藏。約在1952年之際,他的收藏尺寸已達2000件左右。他用業余時間自行攝影拍照,編輯整理研究。此時結識了同濟大學考古系教授蔣玄佁先生,蔣先生是自己的病患,也是老師。他們曾一起多次深入考古現場,實地考察了古代窯址,取證了窯址出土的陶片,研究釉色的特殊配方及制陶工具。這些成果都匯著于1956年同蔣玄佁先生合著《中國瓷器的發明》一書中,用科學論證的方法證明古人在制陶中的智慧和中國瓷器發展的歷史。

1960年他的收藏受到上海博物館的高度重視和肯定,邀請秦廷棫先生成為上海博物館之友,同年七月上海博物館特地為他的藏品舉辦了《秦廷棫收藏陶瓷展》,展期中舉辦過三次題為《磁州窯的裝飾藝術》的主題演講,把磁州窯在宋金時期在北方廣為流行时代背景和燒造工藝,裝飾內容和風格介紹給廣大觀眾。受到廣大研究者熱烈的反應和一致好評。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也受到秦廷棫先生獨辟蹊徑的收藏品的啓發,加強了對民間窯收藏的力度。

收藏家不但靠眼光和實力,機遇對他們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機遇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之後秦廷棫先生又收藏不少明代民間清花瓷器和一批漢代木俑,這些瓷器呈粗筆寫意裝飾風格,與官窯程式化的圖案成對比,更顯自在無束,用筆廖廖,清新純樸的美。漢代木俑雖因水浸蝕失去了當年的細節,但更渾然抽象,似乎更具現代性。這些藏品分別刊于1984年和1985年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美術叢刊》28期和29期。

今天再審視秦廷棫先生的出版物,真切感受到秦廷棫先生集藏家與研究者為一身付出的真誠和辛勞,展現民間青花瓷撲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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