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人【短篇小说】
李跃峰，笔名（网名）山野俗人，陕西省大荔县人，生于1966年10月，酷爱文学。是江山文学网签约作家、江山之星。曾在国家各级报刊发表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多次。其中，中篇小说《梁燕妮》于2010年获得了首届全国“铜锣湾”杯“孝问苍生”孝文化征文大赛二等奖，栏目剧《咱们村的监委会》获得了2011年全国廉政短剧大赛铜奖，短篇小说《书怨》获得了2009陕西省首届“益秦”杯“与法同行”征文大赛优秀奖。著有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数部，散文百篇，诗歌几百首。
那年，那月，那人
原创/李跃峰
几十年都没有回故乡了，很想念故乡浓荫蔽地的村巷和村头那株芳香无比的歪脖子绒线花树，还有村外的那方小小的荡漾着碧波的涝池。当然，也有刻骨的屈辱以及伤害了我自尊的张军旗那丑恶的嘴脸。那丑恶的嘴脸至今还令我不寒而栗，他使我回故乡的日程一再向后延迟。去年春节前，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我不得不回故乡一趟，于是，便利用年节前有限的时间，独自开车回了趟故乡。
我的故乡是渭北旱原上一个小小的村落。我一边寻找着记忆里的梧桐、苦楝、小树林、还有那座建在村头的古老的西头庙，一边暗暗祈求，千万不要遇到那张丑恶的嘴脸。可是，记忆里的村落已经荒废了，村道里满是荒草和堆堆瓦砾。而在老村庄的南面，却出现了一个铺着水泥的整洁的美丽的村庄，家家的房屋都是砖混结构的气魄而时尚的院落，我感到非常失落。而那张令我厌恶的丑恶的嘴脸却不期而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村子里都是老人和小孩。小孩子没有一个熟识的，那些老人也没有了记忆中的形象。可是，那些老人却都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没有变，还能说出我小时候的许多事情，虽然已经整整二十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了。我把车停在村口，在村道里随意地走着看着聊着。
那个丑恶的嘴脸的主人比我大不了多少，至多有五十来岁，还不属于居家享受的年龄。我推测，他肯定也和其他中年人一样，去了南方或者其他地方打工赚钱去了，心里就感到非常敞亮。但当我走到村东头的时候，我却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嘴脸，我不仅打了个冷颤。恐惧迅速从心底散发开来，很快占据了我的亿万个细胞和毛孔。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强迫自己做了个深呼吸，镇定了一下情绪。
那年那月的那个恐惧的场景瞬间便闪现在了我的眼前。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
我们的语文和数学老师是大队支书张万民的独生儿子张军旗。
那时候，生产队分粮分钱用的都是用劳动力积攒的工分换取。我家七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一年到头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给生产队倒找许多钱。在三年级开学的时候，父母竟然不能为我筹集到两块五毛钱的学费，我还被学校劝退了一次，害的奶奶想办法迈着小脚为我借了学费，才让继续我上了学。到了三年级，同学们开始陆续用钢笔了，谁再用铅笔就成了被大家取笑的对象了。我知道爸爸没有钱为我买钢笔，向他要只是白要，弄不好还会被爸爸狠骂一顿的。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没有墨水，我就向妈妈要了五分钱，专门利用周末去了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块墨锭，回家找了一个废旧的墨水瓶，用凉水泡了，化开做墨水用。没有笔，我就用扫帚上的细竹竿削尖了蘸自制的墨水写字。但太粗，不美观，我放弃了。我又想用父亲的蘸笔，但怕父亲打骂，就从妈妈的小梳妆盒里寻找被父亲废弃的蘸笔头，用细绳绑在细竹子捎上，蘸着自制的墨水写字，这一下子就解决了我没有钢笔的问题。我做的蘸笔虽然能写字了，但毕竟很简陋，我还是非常羡慕别的同学手里的精美的钢笔的。他们写完了字，把乌黑发亮的笔帽一拧，装进书包里，不用端墨水瓶，更不会染脏手指，写的字也漂亮。能够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钢笔就成了我的梦想。
一天早晨，语文课上，张军旗让我们用“羡慕”造句，我自然而然地写出了这个句子，“我羡慕别的同学有一只好钢笔。”我对这个句子很满意，满以为能够得到老师的表扬，但谁知道，张军旗竟然让我站在讲台上，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
我不敢看大家。我知道我没有错，所以，我坚决不喊。
他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踢了我一脚。那是怎么的一个耳光啊，我只感觉到脸上火辣辣地一痛，眼前金星闪烁，继而就是头晕目眩。那是怎么的一脚啊，我肚子一痛，一屁股就撞在了墙上，坐在了地上，脑袋狠狠地撞在了砖墙上。我浑身一凉，紧接着，伴随着遥远天际悦耳的音乐声，我晕了过去。
我这才在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中，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恨恨地望了一眼张军旗那张更加狰狞和愤恨的丑陋的脸。我羞愧，倔强地回到了我的座位。
那天放学后，我故意藏在学校外的一个墙角后面，手里拿着一块胶泥土疙瘩，等待着张军旗的到来。说实话，我曾试图拿砖块扔他的，但我怕把他砸死或者砸残了，就换了木棍。但又觉得木棍太轻，不足以砸痛他，就又换成了胶泥土疙瘩。它一是轻，二是一砸到人身上就会碎掉，不会造成大的伤害。可是，我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他，就只好作罢，向回走去。
但当我走在巷道里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三三两两分别聚拢在村道边高大的梧桐树旁看着什么，议论着什么。我忙向人群凑近。
“看他李卫国还能不能？整天搞红薯下蛋一亩一万的实验，还不请示支书张万民，把支书张万民扔在了一边。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我看他张不下几天了，张支书正组织人去公社告他呢，他很快就要被公社治安办绑了示众了。”一位瘦高小眼的群众幸灾乐祸地道。
李卫国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因为搞红薯下蛋实验，使我们生产队的群众第一次远离了饥饿，扔掉了要饭棍。听着他们在议论我父亲的“罪行”，我不觉浑身发冷。我在公社剧院看到过治安办的民兵绑人的情景。他们把“罪犯”的双臂背起来，用细绳狠狠地绑起来，再用膝盖狠狠地在“罪犯”腰上一顶，“罪犯”就额头冒汗，深弯了腰，凄惨地大喊着，被民兵吊起来。我似乎觉得我爸爸已经被民兵捆绑起来了，我嘶地一声吸了口冷气，赶紧转身离去。
于是，我逃也似地跑回了家。
当我慌慌张张地跑到父母房门口时，听见母亲叹息的声音：“娃他爸，你还是去沙苑大舅家避一避风头吧。张万民那些村里的当权派太残忍了，简直就是虎狼啊。我真怕你会像王财老汉那样，让你站在桌子上，再踢一脚，从桌子上掉下来。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娃娃可咋办啊！”
爸爸也叹了一口气，似乎又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紧接着才是他往日坚毅的声音：“怕什么？我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国民党的逃兵，而我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我相信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大多数人的良心。”
妈妈带着哭腔，颤抖着声音道：“你还在犟！到底是是要吃犟亏的。”
我懵了，怕爸爸妈妈知道了我的遭遇后会更加伤心，就悄悄地退到了门口。但我的脚步声还是被妈妈听见了，她好像就根本不知道爸爸出了什么事情，像往常一样喜悦地喊道：“刚刚，你回来了。赶快洗手，洗了手吃饭。”
我只好装作没事的样子，吃了饭。然后就又背了书包，硬着头皮向地狱一般的学校慢腾腾地挪去。
不过，倔强的我并没有因为对张军旗的恐惧和愤恨而厌恶学习，反而是更加喜欢学习了。我要让他看看，即使没有钢笔和雪白的笔记本，我也能考出好成绩来。我要用我的好成绩气死他。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怀着极度的恐惧等待着爸爸被公社治安办批判，也怀着极度的羞愧、自卑与骄傲忍受着每天面对张军旗那张极其丑陋的嘴脸苦度着日月。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煎熬中慢慢消失了，爸爸依然还担任着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公社的干部下乡时，依然会到我们家吃午饭，他们对我爸爸还依然是那么地亲切和温和。我的担忧和恐惧也终于一点点消失了。
后来，我在睡梦中听到爸爸对妈妈说：“张万民以为公社赵书记会相信他的话的，可他哪里知道，赵书记还是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的。他在接到张万民对我的举报信的那天下午，就派了公安员秘密来到咱们村走访了群众。第二天，我去公社开会，赵书记还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开导我，说我是一位让组织和群众百分之百放心的干部。他还动员我让我担任大队长呢。……”
听到我爸和我妈说话的第三天，我爸就被公社任命为了我们大队的大队长。我终于又挺直了腰杆。但对张军旗丑陋的嘴脸的恐惧却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心底。
现在，张军旗就靠坐在墙角下晒着太阳。他穿着黑色的满是灰尘的旧棉衣，袖着手，半睁着灰暗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虚空。看着他落寞沉沦的样子，我的恐惧和愤恨一瞬间便消退了，代之的只有同情和怜悯。
他也许没有认出我，他只是木然地望了我一眼，就又木然地望着虚空，紧了紧两个袖口，挪了挪屁股，结结实实地靠在墙上，舒舒服服地晒起了太阳。
我悄然地转过身，走向了我的车。在我的车旁，我向我家原来的邻居——霞姨打听了张军旗的情况。
原来，他从小就养成了懒散好吃的习惯，虽然因为他当支书的爸爸安排他当了民办教师，但因为不思进取，不几年就被学校辞退了。他被辞退的那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可他已经养成了懒散、偏激、好斗的性格，因而，不喜欢老老实实地种地，就投机取巧，学着养鸡、养猪、种蘑菇。可是，这些事情，哪一件不要科学知识和勤劳啊。于是，土地荒芜了，投资也都打了水漂。他也尝试着给别人打过工，但他偏激好斗的性格很快就让老板和工友对他厌恶透顶，没人再敢聘用他了。他终于成了农村人眼里的二流子。
好在，那时候他爸爸还在，虽然不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了，但多年担任村干部的人脉还在。冲着他爸爸的老脸，他终于娶了邻村的一位长得有点磕碜的高中毕业生做了老婆。
他老婆很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全靠她干。人也很贤惠，从来不嫌他懒，她看中的就是他的英俊美貌。她愿意给他当牛做马。一年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按说，这是多么理想的美好婚姻啊，可他偏偏就是不知足，愣是嫌她长得不好看，就偷偷地和街上的女裁缝混在一起，还经常打骂他老婆。
他老婆终于受不了了，在他儿子七岁那年和他离婚了。
离婚不到一年，他爸爸也被他气死了。
他爸爸死后，儿子就被他前妻领走了。
从那时候起，他彻底沦落了，消沉了，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唉！害人害己啊。”我听后暗暗摇了摇头，开车离开了家乡。
2014年7月25日于草庐书屋
草庐书屋
原创/李跃峰
我是一个俗人，自认为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就于庚寅年退隐草庐书屋，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写文章，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乐哉悠哉。
草庐书屋是我的书房名，十五平米。南面贴墙放了两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我喜欢的书籍。北面窗下摆放着一台电脑，那就是我学习和写作的地方。中间的地方我本想放一张藤编的圆桌和三几张同样为藤编的圈椅，可妻子不同意，就摆放了一张双人床，做了客床使用。于是，我的书房就变成了客房兼书房，为一房二用了。但我来我家住宿的客人极少，一年内也没有几次，所以，书房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被做为自己的本质属性使用的。
我的书屋虽然是一个狭小的房间，但在我心里它却包藏宇宙，无所不有的。我在其中享受到了绵绵不绝的幸福和快乐。
我的书屋是一个圣贤满满的学校。里面有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孟子、毛泽东等东方哲人，有柏拉图、列夫托尔斯泰、卢梭等西方贤圣，有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东坡、曹雪芹、泰戈尔、莎死比亚等中外文学大家。他们从来都不嫌弃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平等地与我探讨哲学和文学，探讨做人的道理。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我终于学会了快乐生存，并在他们营造的文学殿堂里徜徉漫步，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光、风土人情，认识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列文、安娜卡拉尼娜、贾宝玉、林黛玉等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终于脱离了浮躁与烦恼，获得了宁静和快乐。
我的书屋里朋友很多，而且都是挚友，没有损友和恶友。他们既在现实生活里，也在网络的世界里。自从我退隐书屋之后，过去那些善于钻营的要追求金钱、权力和美女的所谓的朋友就都立马忘记了我，而是孜孜不倦地去寻找他们的所谓的能为他们帮上忙的所谓的朋友去了，我的书屋也就立马变得纯洁了，变得没有了聒噪而获得了宁静。而留下的，能继续和我交往的现实的朋友就只有了同病相怜、知心知音的朋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尔虞我诈，变成了真诚和坦率，变成了纯洁和简单，变成了宁静和怡然。现实里的朋友不来，我就打开电脑，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便从QQ好友里走来了，从网易博客里走来了，也从文学网站里走来了。他们要么和我谈论生活的琐事，有了困难互相安慰，出主意想办法，有了快乐互相分享最终获得了加倍的快乐与幸福；要么探讨一些人生哲理，社会新闻，在探讨中获得了提高与感悟，获得了智慧与心得；或者分享一段搞笑的视频，一首美妙的音乐，一篇寓含哲理的美文，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我们中间没有矛盾，只有理解和宽容。
我的书屋里也有美丽的风景和山水森林。可我这美丽的风景与山水森林，一般人却无法享受，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们才能领会其中的精髓。那是要用无为的心和极静的心灵才能享受的。只有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才能聆听到平日里被我们烦躁的心忽略了的蝉噪、虫鸣、狗吠以及客厅里挂钟的脚步声；才能在别人看电视的时候，灭了灯，拉开窗帘，把满天的星辉和明月白云邀请进房间，是我的灵魂得到休憩和提纯。这时候，再泡杯香茗，舒服地倚坐在沙发里，放飞心灵，让心随着月光飞进月宫，和灵魂深处的那个人共享静谧的时光。心灵放飞够了，再拉上窗帘，按亮台灯，翻开名家散文或者小说读读，马上，心就又会随着陶渊明步入桃花源，静享世外淳朴的民风；随着汪曾祺，进入江南的水乡，和小明共同经历那半僧半俗的透明纯净生活；随着沈从文领略湘西的风情，随着贾平凹欣赏陕南的美景。让自己的身心在作者的导游下，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也许，这辈子，我写不出什么名堂，但我愿意像那些无名的小花一样，努力地成长，尽最大限度地做好自己，开出美丽淡雅的文学之花。即使能够愉悦一位过路的小孩，让他或者她消解了路途的疲乏，我也知足了。也许，我还能够成为一棵繁茂的大树的。这样，我就能为更多的路人提供栖息的场所了。如果能够这样，我就欣慰了。但不管能够成为什么，我都会不断努力的，争取能够成为最美的小花，最茂盛的树木，甚至壮观的大山，为更多的读者服务。
唐代著名作家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里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也是我的书屋的写照。
2013年8月4日于草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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