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聂荣臻入党三部曲
与新中国其他开国元帅相比，聂荣臻入党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顺利。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青年时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遭到守旧势力的迫害，在家乡无法立足。于是，他远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在周恩来、赵世炎、刘伯坚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聂荣臻的世界观彻底完成转变，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早期党员。
开始转变于四川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于四川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吴滩场附近石院子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在聂荣臻的记忆中，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的辛苦，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聂荣臻8岁时，父亲把他送入外公家办的私塾读书。在私塾里，聂荣臻不仅学习十分用功，而且乐于助人。同学中有一个叫陈善之的孩子，家里穷得连一方砚台都买不起，常遭到先生的斥责与同学的嘲笑，聂荣臻就把自己的砚台送给了陈善之。聂荣臻的父母十分理解与支持儿子的举动，没有责怪他，而是给他买了一方新砚台。后来，陈善之学习所需的笔墨纸砚，一大半都是聂荣臻接济的。童年时代形成的这种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聂荣臻有一个妹妹，叫聂荣昌。在旧社会，妇女是没有学文化权利的，聂荣昌也没有机会去念书。聂荣臻一再做父母的工作，终于使父母同意把妹妹也送进私塾读书。一次，兄妹俩放学回家，途中妹妹突然说脚痛。聂荣臻让妹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脱下她的鞋袜后，大吃一惊：妹妹的一双脚被带子紧紧地缠变了形！他十分心疼，一把扯掉了带子。回到家后，他反复恳求，最终说服了母亲，没有再给妹妹裹脚。这些事情都让聂荣臻对旧思想、旧习惯深恶痛绝！
聂荣臻在私塾度过了4年时间，后转入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所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学教育，思想开明。正是在这里，聂荣臻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他酷爱学习，在课桌上刻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他一丝不苟，发奋求学，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不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操守纯正，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一学期结束后，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聂荣臻上中学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一批四川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进步书刊也陆续出现在四川。聂荣臻阅读了《天演论》、《物种起源》，以及《新青年》月刊等进步书刊，以前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道理，现在豁然开朗。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进步思想的双重影响下，聂荣臻逐渐开始转变，由一个正直、进步的少年，成长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常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老师评价他“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四川后，聂荣臻积极投身这场爱国运动，并成为学生代表。
暑假快到了，聂荣臻与其他同学一道，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青年学子发出了倡议书：
感时势之多艰，不容就手而旁观，邀集津中各校，组联合之会，同捍时艰，共剔外患，激扬民气，以奠家邦。此敝会人区区之心，当亦同胞所共谅也，然今者各校假期已至，而国家之风浪正高，岂可漫无组织，不为善后之策。故特请×××先生于假中返里后，本此爱国之决心，速组分会，多事演说，广播传单，使国人皆存警惕之心，僻壤穷乡，亦知国家之势，常与本会声息相通，则于后事其庶乎有补。此皆国人应有之责，不容或辞。
放假后，聂荣臻与几个同学，到各地小镇上发表爱国演讲，常常获得听众的热烈掌声。聂荣臻因此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学上不成了，连家乡也呆不下去了。恰好在五四运动结束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勤工俭学运动。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当时有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9年到1921年，从四川前往法国留学的学生高达492人，为全国之最。而在四川又以江津去法国人数最多，达40多人。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来到了法国勤工俭学。
加速转变于法国
1919年12月9日，这是聂荣臻人生中一个重要日子，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邮轮司芬克司号载着聂荣臻和他的同伴们驶往法国，于1920年1月14日抵达马赛港。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聂荣臻十分兴奋。在这里，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志同道合的同志。然而，开心之余，烦恼也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由于不懂法语，他上学、打工、生活都面临许多困难。他先是在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文，不久，因蒙塔尔纪中国学生太多，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继续补习法文。为了尽快掌握法语。聂荣臻买了个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对着镜子读法文，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形。不到半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学习数理化。当年秋，他进入胡乃尔中学学习。
身在异国他乡，虽然孤独，但古老的法兰西文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深深吸引着来自天府之国的聂荣臻，他在给舅舅的信中说：
甥观中华，尚有偷闲之日，然国势之不如人，学问之不如人，亦自愧也，甥曾处乡里，不识世界为何物，及游地球大半，经有许多地面，强国弱国，显然分矣，回思祖国，号称文明古邦，然不及外人亦远矣。甥尝思之，闲居家庭，优游终生亦自乐也。既曰出国，则负有无穷之责任焉。对于自身，则有求生活之责任；对于家，则有侍父母蓄妻室之责任；对于社会，则有扶救之责任；对于国，则有利国利民之责任。故甥无时可得稍懈。
到了法国后，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聂荣臻的世界观进一步转变，并积极投身于留学生们开展的三次爱国运动中。
第一次是“二八”运动。由于家境贫寒，聂荣臻是在舅舅的帮助下，才凑了300银元的路费出国的。到了法国，钱很快用得差不多了。聂荣臻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他先后在法国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等工厂打工，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不仅从中获得了微薄的收入，还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资本主义腐朽性的感性认识，同时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更加深刻。
1920年以前，勤工俭学生都能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加上打工获得的一部分收入，还能够维持自己的学业及生活。可是，到了1921年，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大批工厂接二连三倒闭，找一份工作十分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内主管留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中旬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使留学生的生活雪上加霜。留学生们群情激愤，派出代表到驻法公使馆交涉，要求北洋政府解决留学生的经费问题。公使馆致电北洋政府，报告在法中国留学生的困难，可是，北洋政府拒绝了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并威胁要把无工可做的学生“遣送回国”。消息一传出，就引起广大留学生的无比愤怒。在蒙塔尔纪的中国留学生赶到巴黎，会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提出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聂荣臻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胡乃尔动身，连夜赶到巴黎。2月28日，聂荣臻与400多名留学生一道，汇聚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在留学生的坚决斗争下，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被迫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要求，承诺延长他们3个月的救济金，并帮助没有工作的留学生找工作。聂荣臻获得了69法郎的救济金，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中国在法留学生开展的第一次运动是纯经济性质的，而第二次留学生运动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就是发生在1921年6月和8月的“拒款运动”。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中国某些地区的筑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押。这一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卖国行径，引起了中国在法留学生及其他领域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得知这一消息时，聂荣臻正在克鲁邹（又名施奈得尔）钢铁厂做工，他和其他留学生一道，专程赶到巴黎，参加中国留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6月30日，旅法各界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并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吓得朱启钤等人逃出巴黎。7月25日，中法借款条约秘密草签，借款从3亿法郎增加到5亿，留学生们得到后更为激愤。8月13日，中国留学生们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当众宣布在法国不得有卖国借款的行为，并须以宣言通告法国外交部及各报。陈箓面对学生的激愤情绪，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出面应付学生。王曾思十分傲慢，斥责、谩骂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们怒不可遏，把王曾思痛打了一顿。这一场斗争以中国留学生的胜利而告终，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有在借款条约上签字。
聂荣臻参加的中国留学生第三次学生运动，仍然发生在1921年。这年夏，北洋政府驻法代表以照顾勤工俭学留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法国政府退还了一部分款项。北洋政府用此款项在里昂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并得到广东地方政府的大量捐款。按理，里昂中法大学应当用这笔钱照顾困难之中的中国留学生，可是，校方对勤工俭学留学生的困难熟视无睹，却从国内招收一批家境富裕的学生到法国学习。这一行径，加剧了勤工俭学留学生与北洋政府的矛盾。
鉴于此，留学生赵世炎与蔡和森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组织大家奋起抗争，维护自己学习的权利。他们从各地学生中抽调125人，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分赴里昂，21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中国驻法公使馆与当地警察局狼狈为奸，强行没收了“先发队”成员的护照，并将他们扣押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晚来一步的聂荣臻到达里昂时，“先发队”的留学生们已被押进兵营。于是，他找到公使馆副总领事李骏，陈述留学生们的窘境，期望得到李俊的理解与帮助。对留学生的处境有所同情的李俊，让聂荣臻规劝留学生“幡然悔悟，弃旧图新”。聂荣臻灵机一动，说：“学友们在押，我不能相见，更不能规劝，若先生要我规劝，那请您给我开一张出入兵营的证明吧。”李俊略微迟疑了一下，挥笔签了一张通行证。聂荣臻凭着这张通行证，多次进出兵营，救出包括赵世炎在内的3名留学生，而其他104名留学生则被强行遣送回国。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失败，使聂荣臻感到十分迷茫。残酷的现实，也使聂荣臻彻底省悟过来。他认识到：“实业救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路在何方？他苦苦思索着。
完成转变于比利时
1921年11月底，聂荣臻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沙洛瓦大学设有工程、机械、化学等课程，费用比较低廉，而且这里校园宽阔，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学生宿舍。聂荣臻于1922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专心致志地读书。
继聂荣臻之后，又陆陆续续有许多留学生从法国转到比利时这所劳动大学。伴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种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形成了一股热潮。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等各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也纷纷粉墨登场，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一时间形成了各种社会学说相互冲击、各种观点相互争鸣的纷纭局面，中国的留学生们几乎都被卷进了这股潮流中，他们不是拥护这个党派，就是拥护那个党派。聂荣臻也不可能置身其外，但一时理不出头绪，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书籍，苦苦地思索着、比较着。
聂荣臻后来动情地回忆这段经历，说他在最苦闷的时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图书馆里，他借阅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向导》等刊物。《向导》杂志把传播马列主义同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对聂荣臻启发很大。
在这一时期，聂荣臻还结识了中国最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刘伯坚。
刘伯坚（1895－1935），原名永福，四川平昌县人。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刘伯坚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并先后参与了6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9月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1922年6月，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共同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
聂荣臻与刘伯坚是老乡，感情十分深厚，在一起无话不说，很快成为知心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分析各种学说的优劣。多年来目睹封建社会的腐败、军阀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贫穷落后，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聂荣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写信给父母说：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表达出聂荣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行动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聂荣臻的世界观已经彻底完成了转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组织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利时支部工作。他们主要抓两件工作：一是发展团员，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团员。1923年春，聂荣臻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聂荣臻对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他说：
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我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4年零9个月。这一段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和璐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