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没有冲突 / 开普饭

古典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没有冲突

文丨赖恩·W·迈克马肯

>>Ryan McMaken<<

译：禅⼼云起

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保守派运动权威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把“古典自由主义者”讥刺为崇尚自由、无视道德的享乐主义者。

如果这种批评只是针对今天被称作“自由至上论者”的人——其中有些是那种在美国自由至上党（Libertarian Party）政治集会上脱得只剩内裤的——那么当代评论家还是情有可原的。

古典自由主义

与宗教信仰不能共存?

但在一点上，这些人并不是唯一被抨击的对象。相反，长期以来，许多保守派作家和学者一直认为，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包括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等所有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信奉一种与更高道德秩序概念完全不相容的政治意识形态。

例如，圣母大学政治学家帕特里克·丹尼恩（Patrick Deneen）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本书受到了艾伦·门登霍尔（Allen Mendenhall）的恰当批评。

然而，这个观点在1964年保守派的斯坦顿·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最简洁的概括：

自由至上论者，或称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征是否认存在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秩序——而人类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性置于这种秩序之下。宣称人类自由是唯一道德律令，他就以别的方式成了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唯物主义者。

再说一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可不是一群抽大麻的无政府主义者。埃文斯显然是在批评一般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包括了所有类型的自由至上论者。

那么，想必我们必须把埃文斯的批评应用到整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范围，包括杰弗逊主义者、杰克逊主义者、英国自由主义者、法国自由主义者，以及无数其他历史上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来接受自由放任的群体。

过去几十年，在一些保守派圈子里，埃文斯所接受的整体叙事基本上纹丝未动: 我们得知，所有类型的自由主义都是不道德的和危险的，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毁灭。这是因为——用埃文斯的话来说——其“特征是否认存在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秩序”。

门登霍尔在他对丹尼恩的批判中阐述了这一点，他论证了在理论层面上，古典自由主义没有任何使其唯物论化或者和埃文斯所说恰当的道德秩序概念相冲突的“特征”。

历史学家拉尔夫·雷科（Ralph Raico）也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1964年《新个人主义评论》刊物中提到了埃文斯的指责。

宗教古典自由主义者简史

但也应该强调，这一立场为所谓反宗教偏见的自由主义开脱，不仅仅是事后的另类修正主义，也不仅仅是少数怪人的立场。

相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主要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例子，他们不只是模糊的“虔诚”，而且是明确的基督徒。

自由主义和宗教信仰（在实践中通常意味着基督教）之间明显的兼容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显然是自由主义者自己也接受的事实。也就是说，历史案例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埃文斯论点的错误。

逻辑一贯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是宗教人士？为了回应这一指控，雷科争辩说：

当然，对于许多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例如，李嘉图、科布登、布莱特、巴斯夏、斯塔尔夫人、阿克顿、麦考利等等) 来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包括今天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宗教和伦理观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例如，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由于他的“肤浅”和“伶牙俐齿的乐观主义”，有时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范式，在他一部更重要的著作接近尾声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这部作品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它渗透到每一页、每一行，并赋予其以生命力；这个思想体现在《基督信条》（Christian Creed）的开头语——我信仰上帝。

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与科布登一起，在科布登去世后的20年里，在英国的政治、政治和经济思想方面，都一直是曼彻斯特学派的领袖——那么他肯定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然而，布莱特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对他的描述似乎与埃文斯的描述格格不入：

宗教情感，以其最简朴的形式，成为他生活的基础。他始终是一个“教友”[即，贵格会教徒]，这排在一切身份之前；他也是上帝的仆人；他固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但更是一个无声虔敬的人。

虽然基督徒可能，而且有神论者肯定占大多数，但实有一定数量的自由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或（更常见的）不可知论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约翰·莫利（John Morley）等等。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否认“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并不比肯定之更具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特征；
即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曾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这种联系到目前为止是偶然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且是不符合逻辑的；
假设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某种形式上都被某种形式的“无宗教信仰”所玷污，埃文斯仍然提不出理由驳斥像巴斯夏之类基督教作家的自由主义。

雷科没有提到美国的科布登和布莱特：杰克逊主义者、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和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领导下的民主党人。正如罗斯巴德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民主党人是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和杰斐逊传统的继承人。但19世纪的美国自由民主党人，除了在其运动的几个边边角角之外，绝不是被无神论、道德相对主义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所激励鼓舞的。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民主党吸引了大量的路德教徒和天主教移民——在该世纪后期——还吸引了爱尔兰天主教移民。

十九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非但没有捣毁“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反而在促进基督教、中产阶级以及浓厚维多利亚时代风气的社会秩序时，站在深刻的道德立场上。

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下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法国时，也没有发现埃文斯的理论有多大帮助。

诚然，法国的自由主义巨擘，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并非特别虔诚者。但同样真实的是，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用雷科的话说，“依靠宗教信仰来援助自由事业。”对这些人来说，“宗教信仰似乎是受欢迎的——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他们显然没有发现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任何内在冲突，他们把基督教信仰作为对抗专制的堡垒。”

但是，自由主义和宗教之间的这种“联盟”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用来抗衡国家的工具。天主教自由主义者这一派别——不要与今天的“自由派天主教徒”混淆——试图清楚地表明，奉行基督教与宣扬自由主义之间不存在冲突。

在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我们发现最有影响力的编辑和立法者查尔斯·德·蒙塔朗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被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称为“宗教自由的科布登”——他否认自由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当涉及到教义上的宗教争议时，蒙塔朗贝尔根本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明确拒绝其所称的“所有宗教都同样真实良善这一荒谬错误的教义”。

作为宗教自由运动的一部分，法国的天主教自由派——包括蒙塔朗贝尔在内的天主教自由主义者、多明我会修士亨利·拉科尔代尔（Henri Lacordaire）和天主教“受祝福者”弗雷德里克·奥扎纳姆（Frederic ozanam）试图将法国的自由主义与狂热的反教权主义区分开来。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自由主义者仍然持有这种反教权主义观点。

将自由主义与法国

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相混淆

那么，为什么埃文斯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诟病还在流传呢?

有些误解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所谓启蒙时期的理论家常被误称为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在18世纪，几乎所有激进地反对现状的人都被贴上了“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但这种反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表现为民主“公意”的乌托邦式概念，或者表现为对神职人员的抨击。但是，宣扬上述思想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自由主义者。这一点到了19世纪变得更加清晰，当时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开始促使人们高度关注积极支持政治自由和仅仅反对主流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别。古典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阿克顿勋爵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所有这些观念的派别（在法国大革命前）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孟德斯鸠（Montesquieu），因为他是个聪明的托利党人；伏尔泰（Voltaire），因为他抨击神职人员；杜尔阁（Turgot），作为一位改革家；卢梭（Rousseau），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狄德罗（Diderot），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尊重自由。

当然，阿克顿明白，启蒙运动理论家们幻想中的概念，并不能像自由主义者自己所相信的那样，将自由主义的现实应用于现实世界。考虑到美国、英国和法国无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经历，我们很难得出埃文斯和他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后裔的相同结论。尽管一些保守派可能坚持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必然反对“以上帝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但历史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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