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年前饱受江郎才尽的批评,再到如今的重磅回归,那个写《活着》的余华,真的回来了吗?1岁时,父亲举家到了海盐的一个小县城里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一家人就住在县医院的宿舍里。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或许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余华在书写死亡时比常人多了几分冷峻到近乎无情。要知道他的童年因为常常被逼着背诵课文上的鲁迅,这让余华极度厌恶。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鲁迅充满了偏见,直言“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他说:“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余华放下了偏见和幼稚,从鲁迅手中接过了'狂人'的接力棒。从17岁到23岁,5年时间内他极度厌恶看牙,无比羡慕隔壁文化馆的工作——自由、闲散。在川端康成和虹桥新村26号的临河小屋的陪伴下,他开始写作。《西湖》杂志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第一宿舍》,他也终于如愿进入文化馆工作。1986年冬天,受卡夫卡影响,余华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也是后来被大家普遍认可的余华的处女作。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陀看完后,对他说“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1987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和《1986年》,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先锋作家中的地位。当年余华在写作《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莫言正在创作《酒国》,两人同吃同住一个宿舍两年。两个人的友情一直延续,莫言得诺奖,余华也是第一时间短信祝贺。如今余华61岁,莫言66岁,“依然怀念过去电话聊天的时光。”余华早期的小说以对人性尖锐而冷酷的审视引人注目,在文学观念、审美姿态、叙述方式上对传统文学形态构成巨大的冲击与挑战——1993年张艺谋看上了他的小说《河边的错误》,计划拍成电影,迫于生计的余华一口答应。为了对余华有个完整的了解,他要看完余华所有的作品。余华给了他一篇还尚未发表的清样《活着》。《活着》的篇幅还不到12万字,却笼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余华用一种冷峻到近乎无情的笔触,在极尽所能的渲染苦难。当你感觉日子马上就要变好的时候,余华就会毫无征兆,近乎残忍的撕裂死亡,只剩苦难。《活着》的妙处是,叙述者本身的沉静,与他叙述的故事那尖锐的悲剧效果,对比带出了巨大的冲击力。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
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 ”
事实上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鲜明而深刻的转型。先锋的气质与人性的温暖的叙事和人道的情怀相融合,先锋小说与现实生活、普通读者的距离被拉近,余华的小说开始成为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品。到了1995年的《许三观卖血记》,小说既感伤,又残忍——许三观卖血是为了娶亲,是为了救治重病的儿子,是为了郑重款待贵客,是为了不被饿死,是为了生存。但是最终,还是为了爱和可笑的尊严。以饱满的温情来抚慰磨难的人生,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人物塑造成为生活中的英雄。王安忆曾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福贵是个平凡的世人,可他以异乎寻常的忍耐和乐观包容生命中接踵而来的悲剧;许三观也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可他心甘情愿卖血抚养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10年,有了《兄弟》;《兄弟》后又过了7年,才出版了《第七天》。
《活着》时期的余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鲜血梅花》等先锋文学的激流中“勇退”至“朴素现实主义”,以凝练、克制、流畅的语言叙述加诸在平凡人身上的“苦难”;到了《兄弟》和《第七天》,余华则转身以“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兄弟》曾经创下的百万销量,再到《第七天》的评论两极分化。8年后,当《文城》归来,引起的轰动和期待自然非比寻常——“作品与人均能引发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讨论,在中国严肃文学领域,除了余华,恐怕再没几人可以做到。”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文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这是一个发生于清末民初时的故事,北方少爷林祥福、南方女子纪小美、乡绅顾益民、绰号“和尚”的土匪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构成了一幅荡气回肠的时代画卷。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余华说:“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从庚子到辛丑,一百二十年前的一幕人生的悲剧烛照映衬着一百二十年后的人类大悲剧。让我们唯一能够记取的历史遗训就是:无论在任何灾难面前,人类只要人性的底线尚存,真善美终究是会战胜假恶丑的,这才是人 '活着’的真理性,唯有悲剧才能深刻地阐释出这样的人生意蕴。”评论家杨庆祥认为《文城》证明了余华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文城》的故事牢牢抓住了我,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是一个江南小镇,那个“心理的暗示”“想象的归宿”,还是那片相对遥远陌生的北方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