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粟特商人到中华儿女

　　2006年，笔者三赴吐鲁番，不但在第一时间观摩了大量最新出土获得的吐鲁番文献，而且还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员共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释读，其中包括十余方高昌墓砖（吐鲁番出土南北朝隋唐时期墓志总称）。相对于已经出土的高昌墓砖，新出墓砖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这批新出墓砖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此前出土的墓砖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其中的一批粟特人墓志，带给我们很多的历史信息。

　　由于古代的高昌地处边陲，沙碛阻隔，交通不便，又因周边地区多种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生，因而历史文献对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虽有零星记录，但多言之不详，甚至含混错谬。迄今出土的高昌墓砖，基本上都集中于高昌故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和交河故城附近的雅尔湖墓地中，其中除了出土阿斯塔那墓地的“唐麟德元年（664年）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和“唐神龙元年（705年）康富多夫人康氏墓表”可以断定为粟特人墓志外，其余墓砖均为当地汉人墓葬所出土。而新出土的17方高昌墓砖中，有10方是粟特人的。它们分别出土于交河故城西部的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5方）和高昌故城东北部的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其中1件为胡杨木板制作），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十四年（574年）康虏奴公母墓表，最晚的为垂拱二年（686年）康如节墓志。而且康虏奴公母墓表较之此前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特人墓砖要早90年。5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成为吐鲁番地区西域人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外来人群。他们不仅在吐鲁番经商，而且还定居吐鲁番，并于6世纪早期融入当地汉人社会。《梁书》《周书》等史籍中所描写的吐鲁番社会文化，应该与这些粟特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出土的墓志铭文告诉我们许多历史信息，尤其是清楚地描述一个粟特家族在吐鲁番地区的汉化历程。

　　如果单从这些粟特人墓砖的形制以及书写格式来看，我们找不出任何与汉人墓砖的不同之处。但是“康虏奴”、“康蜜乃”等粟特人特有的姓名清楚地表明了墓砖主人的族属。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参见学者荣新江所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以外，还从事铜匠、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等职业，也有一些人担当了政府官员（参见学者姜伯勤所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新出土吐鲁番文献进一步表明，粟特人在吐鲁番还从事着翻译和军人的职业。两组粟特人家族的墓砖告诉我们，这些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已经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群落，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姓名，死后还和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从墓砖中的“领兵胡将”（延昌卅年（590年）十二元康□钵墓表）的官名可知，高昌国政府对这些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而且还从中选拔军官。从其他几方粟特人墓砖的“帐下左右”（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康众僧墓表）、“虎牙将军”（延昌卅七年（597年）十二月十六日虎牙将军□□墓志）、“左亲侍左右”（延寿七年（63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康浮面墓表）、“高将”（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内将”（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等官名看，他们似乎与高昌国的汉人一样担任着各种政府官职。

　　交河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662年）康延愿铭记”在记述康延愿的家世中有如下内容：“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如果没有同茔域其他墓砖的出土，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铭文中形容的这位谦谦儒者是一位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更为有趣的是，通过这段铭文我们进一步得知，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完全汉化了，而且还将自己的故乡从西移到东，在精神上也转变成了中华儿女。通过同茔域其他墓葬出土的墓砖可知，康延愿家族定居吐鲁番虽已超过90年，却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种不符合历史实情的说法却符合他们的心愿的表达方式，也表达出对中华的认同。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