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中国史纲》

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写作的两座高峰。钱张二人同事清华，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因此两部通史有交互影响之处。王家范教授在导读上海古籍版《中国史纲》时说：“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吕思勉《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因他没有更多的资料支撑。

钱穆与张荫麟相识于1934年春夏间。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1935年，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其成果即后来的《中国史纲》。张荫麟受命之初，曾拟就《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草目》，即《中国史纲》最初纲要，分发有关专家审阅。钱穆阅草目后，作一长函致荫麟，对此草目及将来的《中国史纲》提出自己的看法。

钱穆致张荫麟函存容庚处，置于钱氏致容庚其余手札之后，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容庚为此函冠以标题：“《关于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之讨论》（一）钱宾四教授来书。”并于函首标明“不低格”，第二段起首标明“低二格，以下每段起首同”。容庚当时与张荫麟、顾颉刚、洪业等人主持《大公报·史地周刊》，估计欲将此函载于周刊，原函应为排印底稿。

张荫麟于草目提出“纲领简单，叙述丰腴”的原则，钱穆表示极端赞成，随后他说：

弟意即就高中而论，要政治、学术、社会各方面一一顾到，仍属难能，最好全书叙述，仍以政治方面为主脑，而以学术、社会种种情形，就其相互为影响者为串插，使读者于历代盛衰治乱之大纲，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识，将来能引申。否则头绪一多，茫无畔岸，以后研求历史，仍须从头讲起。今大学新生对本国史基础知识之缺乏，及大学校通史之难讲，而一切稍涉专门之历史学程，又难有切实之成绩者，皆坐此弊。昔人谓“卑之毋甚高论”，其意良可味。窃愿足下此书能一矫时下高论不实之弊也。

张荫麟所拟草目中的数十章即数十个专题，钱穆对其条贯系统及详略取舍等提出自己意见，他最后说：“弟意中国史绵历固长，而所包活动疆域尤广，各地开发之历程极须注意，而唐中叶后，长江流域在中国政治上之经济地位，及北方之日就芜落、南方人文之日盛，以及漕运及江南赋税特高等等，皆可注目，此等如何插入，亦殊要紧也。”

按照张荫麟的计划，这个庞大的通史计划由数人分工撰写，其第一部分即上古部分，止于汉朝末年，由他本人执笔，其他则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人分别撰写。因此张荫麟的这部《中国史纲》又称《中国上古史纲》。

张荫麟去世后，钱穆于1942年底作《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1943年1月），文章结尾写道：“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尝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