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人，看看这些老先生吧！

壹

我在上海西区一条叫新华的路上住了二十多年。这条马路的行道树是高大的悬铃木，树枝们从路的两侧相上接连。在盛夏，遂有绿荫浓密，足堪屏蔽炎炎的烈日；在枯叶凋尽的严冬，则可以透过嶙峋的枝杈仰望冷静且蓝澈的晴空。当然，早春的新芽与晚秋的落叶，同样是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华路不长，首尾不足两千五百米。路的东头，接淮海西路，正对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沿着淮海西路东行，不几武，就是邬达克设计的诺曼底公寓（现名武康大楼。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再不远路左，是上海图书馆。倘若赘说一句，左边火柴盒般的老式工房里，曾居住翻译家朱雯、作家罗洪夫妇。路右，是中南新邨，曾是诗人辛笛的旧居。他在这里以淮扬家宴招待过郑振铎、施蛰存、钱钟书与杨绛，也曾在一九四零年代的“白色恐怖”里，掩护隐蔽过另一位诗人臧克家……

城市、建筑和人的故事，几乎无处不在，因为有了时间作为丈量的尺度，被文字记录的那一部分，有幸成为历史。而更多的，则在时间的深处湮灭。近几年，我每周必一次或数次步行往返于新华路至上海图书馆之间。因为选择非虚构写作，必须对每一个细节和观点负责。所以，大量的阅读，查证标定原始出处成为写作中最基础的工作。直到去年年初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所有的节奏。

新华路至上图，其实有直通的公交，但我通常来回正好一万步的徒步，除了权当锻炼，也因为喜欢看时序四季的变化，看川流不息且从不重复的人群，我间或有这样的恍惚，就是沿着马路，一不小心就会走进学院路——北京的学院路。那些在我脑海中音容生动的先生们，他们正沿着时间的长道疏疏落落地慢慢走远，但身形侧影依然是清晰的。呜呼，与先生们暌违多年也久，但他们于我而言，从来就不仅仅是倏忽的过往，他们是我的人生坐标，也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坐标！所以，我发愿诉诸文字，将之固化。除了翻找出当年的笔记本与日记，追溯最初的记忆外，还通过阅读先生们的著作，确定记忆的边界。

说起来我在北京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8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学院路41号的中国政法大学。我对这所院落里生长着高大马缨花和银杏树的学校，情感至今一如初恋。再以1994年初秋的南归为节点，我在北京的岁月十又一年。期间，我在北京的生活与工作，完成了学院路、府右街和百万庄的三次转换。

书房中的启功

贰

去年，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以新文学版本书为切入口的《旧时书影》（福建教育出版社），一本是以学人肖像为视角的《学林侧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本都是非虚构，有直面对象的零距离，也有跨度三十年的钩沉与整合。无论是通过新文学版本书，或是通过访谈人物的故事，我都希望能还原一个我心目中的人物肖像。这些人物，有着迥异的个性与复杂情感，我希望能抓拍到他们在非高光区中的真实一瞬。这些细节，通常会被常规的“新闻式”叙事所不取，或是忽略，或是不屑。但我认为，只要是真实的，就有其存在价值。用文字将之记录，兹为写作人的责任。诚如先贤所言：“文学即人学”，所以，无论是鸿篇巨制，抑或蕞尔小品，最终，文学的根本是写人。将人物“立”起来，才是文字的理想状态。

这两本书中的大多数篇什，都有幸首发于《北京晚报》。晚报者，因有所谓“轻、短、软”的亲民传统，素有“小报”之谓。但《北京晚报》的版面非但绝无小儿女的扭捏之态，更是有着纵横捭阖的大格局。这，既是我与《北京晚报》的不解缘分，也是荣幸。

《学林侧影》一书中大多数文章，在《北京晚报》起初不是连载的连载中，有个固定的栏目名称：《时间中的回忆》。在时间中的深处打捞回忆，很准确，因为那是始于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写作（最早的一篇写于1989年）。

《学林侧影》中一共写了三十位人物。三十位中，北京最多，有二十三位。另七位，上海五、广州一、苏州一。若以单位论，春明人物中又以北京大学最多，共有八位。一方面北大当时确实聚集了文科领域的翘楚，另一方面不足为外人道的是，燕园距我的住处很近。我当时住在学院路的北头（北京林业大学的后门），但凡去北大，只要从清华东门进、西门出，横穿清华即可抵达北大东门。因为访谈主旨皆为文化老人，故以理工重地的清华无人堪写，在清华园惟一访问过的，是居住在兹、但只是清华家属的郑敏先生。

我坦陈我对清华有着更多的喜爱：喜爱夏日的荷塘，无论是朗朗白天或是月下，清幽的花香随影浮动；喜爱深秋林荫大道的笔直，落叶妖娆地轻舞飘落；还有直至初冬仍开放的露天泳池，和虽然无法享用但可以艳羡的图书馆。我参加过清华某一年的校庆，在会场上的观众席里，看见许多共和国部长坐在台下，而在主席台就座的，是当时健在的最早毕业生……当然，这种偏爱也并非我独有，张岱年先生住在中关园，距清华不远，但离北大更近。老先生跟我说，他每到夏天，就会想念清华的荷花。也许是巧合，在我写过的北大八位人物中，其中大多是清华的毕业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他们各自的回忆中，表达了对母校的热爱。

《学林侧影》的每一篇文字均由很多年前的原记和新写补记两部分组成。原记基本完成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更准确地说，北京学人部分，进行于一九九零年代的早期。当时，新一轮经济大潮席卷神州，与热火朝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歌词）相比，学人书斋显得寂清。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聆听先生们曾经的往事，其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沙的豪迈，亦有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无奈。这些有故事的学人，每一位都值得写得更长一些，但我一开始就刻意写成短篇，并有意将篇幅控制在2500字以内，或更短。唯有短，才必须对素材进行过衡量并果断取舍，最后，只留下印象最深的瞬间，将所见、所感以最节约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我一概略去对先生们成就的铺陈，也尽量不对其成就置评。只做“在场”的观察、冷静的记录。事实上，有意游离了先生们的本专业，信马由缰的漫谈，时常会有闪光点意外出现。

如果此书完全由访问记组成，当然也可以成为出版的理由。但因为二十多年无暇结集，在二十多年后变成了时过境迁的单薄。如何跨越时间的鸿沟，展现那些先生们立体的风采。我决定不采取将旧材料与新收获完全整合成一篇文章的做法，而是采取新、旧文各自独立，但又组合在一起。以时间之桥将两个时代的新、旧文连接在一起，以彼时与今天两端的景色，映照人生的沧海桑田。如此，终于形成目前所呈现的体例。

端木蕻良为作者题词

叁

从北京晚报《时间中的回忆》到结集成书，犹如是一场春种至秋获的过程。可堪欣慰的是，从报章发表到成书出版，都收获了读者良好的反应。2020年10月，这批文章以《学林侧影》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梓。书名用的是启功先生当年的赐名并题签。出版前，有好心的朋友建议，认为此书名规规矩矩，不张扬也不吸人眼球，建议换个更符合市场营销的书名。但可喜的是，出版社正是看中了书名的中性与内敛。该书问世后，除了连续数周进入某售书平台TOP10榜单，还登上了若干好书榜的月榜和年榜，在某口碑甚佳的读书平台上，此书也获得不低（9.6）的评分。在《时间中的回忆》系列刊发并被收入书中的《郑敏的花园》一文，还获得了全国非虚构散文大赛一个奖项。

为了走近读者，我应邀走进实体书店，第一次做了PPT，与素昧平生的读者们一起分享先生们的点点滴滴。还参加了出版社组织的在线读者分享会，据说参与人数达到了数万。我把这一批对文化老人的非虚构写作，当成自己人生的感恩之旅，也将与读者一起分享先生们的旧年往事，当成立雪门前的致敬。

文学中虚构与非虚构孰高孰低争论已久，崇尚虚构者，总以想象比真实更高级作为借口。我认为，对于非虚构者写作人，在写作过程中往往更需要自律和“慎独”，即在承担文学使命的同时，还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去伪存真的史料中爬梳剔抉。非虚构的所能运用的全部手段只能来源于真实。盖因如此，非虚构也在同等水平的作品中，彰显比虚构文学更加有力的分量。文学的非虚构还是历史科学的同道，或干脆相互拥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曾说过：“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

《学林侧影》出版之际，我不揣简陋亲手制作了一枚种豆斋出版纪念书票，画面是：黄昏夕阳之中，碧树凋尽树下，一位戴帽拄杖的老人蹒跚背影。不久前，我应邀在上海某实体书店做读者分享会，用的题目是“遥望先生们的背影”。一个“遥”字，何其忧伤，说透了，就是时间不再、空间永隔。这背影，或许终将淡化在记忆的黑夜之中……

我在《燕南园中的林庚》一文中披露：林先生曾应我的请求抄录了几首他早年写的旧体诗词。最早的，作于1930年。时林先生正20岁，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转至中文系，其中有一首五绝：

人影乱如麻，青山逐路斜。

迷津欲有问，咫尺便天涯。

林先生在耄耋之年还记得弱冠之作，想必记忆极为深刻。能背写且愿意与远方的我分享，林先生应该是不悔少作的。如今，我在“种豆斋”里敲击着清脆有声的键盘，身边，是一本封面如碑的《学林侧影》，遥想春明夕照中的先生们，我的心情也正是“人影如麻、青山路斜、迷津欲问、咫尺天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