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学派的学术主要观点：滋阴派朱震亨的学术观点：（一）
朱震亨，号丹溪，元代婺州义乌（今渐江义乌县）人，生于1281～1358年，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书。据《格致余论·序》称：朱氏三十岁时，才开始读《黄帝内经素问》，学习了五年，开始临证。到四十岁，又反复研究《黄帝内经素问》四年，颇有心得；并研读刘完素、李杲等人的著作，对其学术上的成就亦有很大影响。
朱氏在这些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下，结合他本人的临床实践，提出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学术见解。这一学术见解，进一步发展了刘完素的火热论学说。
朱氏所说的“阳常有余”并非说人身中之阳气有余，而是指肝肾中所存在的相火容易妄动。而他所说的相火，也并非神秘的东西，而是指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这种机能活动，虽然各脏腑都具备着，但他认为主要发源于肝肾。他之所以把肝肾所藏之火称相火，是为了区别心所藏之君火的缘故。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格致余论·相火论》）这就是说，宇宙之所以能生万物，是由于它处于永恒不息的运动之中，人之所以有生命，也是因为处于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之中。而之所以产生机能活动，是由于相火的作用。所以他接着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同上》）这就是说，推动人的生命机能活动的相火，是来源于肝肾二脏的。而肝肾中的相火，虽然能推动人的生命机能活动，即他所说的“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同上》），但肝肾中的相火又往往会妄动而为害。他说：“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经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同上》）由此可见，他所说的“阳常有余”的实际含义，就是指相火妄动，常常耗伤人身中的阴液，而导致阳气相对过亢而为病。而所谓“阴常不足”，主要是指肾中所藏的肾精、阴液难成而易亏。
（1）“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依据：那么，他的这一学见解又是依据什么提出来的呢？
①从对天象的观测以谕人体：他说：“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这就是说，天为阳，而天体比地大是阳有余；地为阴，地球比天体小，是阴不足。日为阳，日恒圆而不缺，是阳有余；月为阴，月虽圆而常缺，是阴不足。他认为自然界的现象是这样，就人体而论亦相类似，所以他说：“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同上》）并且认为人身中之“阴气之难于成”而“易亏”（《同上》）。故两者相比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②人体“恒于动”，“凡动皆属火”，（《格致余论·相火论》）火起必伤阴：他认为，人体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在运动的过程中，阳气上升易生热化火，必然要耗伤人体中的精、血、津液，导致阴亏阳亢。这是对刘完素火热论的补充与发展。
③情志过极，郁而化火伤阴：他说：“五志七情过极，皆属火”（《同上》），又说：“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局方发挥》）。总之，他认为，凡是志、思、虑、智、意五志，及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超过人身所能适应的限度，都会导致郁而生热化火，进一步耗伤人身中之精、血、津液，出现阴亏而阳亢。
④饮食、色欲导致相火妄动：他说：“古人谓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善摄生者，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总之，他认为色欲、饮食不节都容易导致相火炽盛，而耗伤精血，所以他特别提出要人戒色欲，节饮食，不使相火妄动，保持阴平阳秘。
（2）相火妄动的治疗法则：李氏认为，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相火常妄动，阴易乏，阳易亢，所以治疗这一类疾病，要注意滋养其阴液。他说：“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宜常养其阴，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斯无病矣。”（《同上》）但是，在临床中具体处方用药时，他又并非只用滋阴药物，而是根据不同病情，灵活地辨证施治。比如，他在论中指出：“阴虚火动难治，火郁当发，看在何经，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实火可泻，黄连解毒汤之类；虚火可补，小便降火最速。……有补阴火即自降，炒黄柏、生地黄之类。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凉药，必兼温散。有可发者二：风寒外来者可发；郁火可发。……阴虚证本难治，用四物汤加炒黄柏，降火补阴，龟板补阴，乃阴中之至阴也。四物汤加白马胫骨降阴中火，可代黄连、黄芩。黄连、黄芩、栀子、大黄、黄柏降火，非阴中之火不可用。生甘草缓火邪；木通下行，泻小肠火；人中白泻肝火，须风露中二三年者。人中黄大凉，治疫病须多年者佳。中气不足者，味用甘寒。山栀子仁大能降火，从小便泄去，其性能屈曲下降，人所不知，亦能治痞块中火邪。”由此可见，他治阴虚火热之证，有滋阴清热法、单纯补阴法、清热解郁法、清热利尿法、甘寒益气养阴法等辨证用药，是考虑得很周到的。
由此可见，宋元四大学派的学术观点，实际上是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各种类型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辨证施治法则，虽然在观点上各有不同，但并非完全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尤其是朱丹溪的学术观点，实质上是对刘完素、李东恒学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因此，我们在学习这四大学派的学术理论时，不能将他们置于互相对立的地位，而应该看到这些理论的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各家之长，补各家之不足，这和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