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 之三十九

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海外

文光焕八斗  哲理通九州

——两访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

近年,台湾的中国戏曲研究搞得热火朝天,各大学的中文、艺术系科和研究所,都有为数不少的从事戏曲特别是古典戏曲研究、学习的师生。各种类型的戏曲学术研讨会、戏剧之旅、观摩和学唱戏曲等活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

  作为台湾学术研究机构“大哥大”的台北“中央研究院”,也不甘落后,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推出了一个为期二年(1995.7-1997.6)的研究项目,叫“明清戏曲主题计划”。“计划”研究范围包括以下五方面主题:(1)明清戏剧现象专题;(2)明清剧作家及作品;(3)明清曲学与中西戏剧理论;(4)中国妇女与明清剧坛;(5)明清戏曲表演艺术。

“计划”的主持人是两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年轻女士: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华玮和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王瑷玲。小丫扛大旗,牛犊不怕虎。一般人不太敢想的事,两位年轻女博士全给办成了:不仅向有关部门申请到了“计划”的全部经费,还把分散台湾各处的十几位研究戏剧的顶尖人物,全都搜罗到“计划”旗下,成为“计划”成员。

  大陆的学者怎么办?至少也得有两位参与“计划”的代表成员吧。“中研院”经过调查了解,物色了两个对象,一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叶长海教授,再一个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我。

  按照“计划”安排,二年内有两次“计划”全体成员参加的大型学术研讨活动。于是,我和叶长海教授分别于1996年4月和1997年6月,两度去台北访问“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两次去台身份略有不同:第一次是“访问学者”,第二次是“会议代表”。

  那时,海峡两岸关系不像后来这么密切、开放,大陆人士去台很不容易,关卡与禁忌都很多。首先,得取有“国台办”的红头文件批准。其次,必须去香港中转,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印章的港台通行证,拿到香港“力宝”大楼四层“中华旅行社”实际兼做台湾当局驻港办事处,换成“青天白日旗”印章的 “台湾旅行证”,并凭它取得邀请方购寄的飞台机票。再次,邀请方不可是台湾某单位,像“中央研究院”这样敏感的机构名目,更需回避禁用,只能用文哲所筹备处负责人戴琏璋教授的个人名义邀请。另外,在台湾公共集会场合,如果遇到唱“国歌”、向某领导人“鞠躬”、“致敬”一类礼节时,得赶快退避三舍。政治家们设定的这些“原则”,谁也不敢随便违犯,不然要招上大麻烦。

  第一次去“中研院”,我在那儿逗留了半个来月(1996.4.17-5.1),除参加文哲所举办的“计划”学术讨论会外,还在所内做过两回与计划相关的专题学术演讲。第一回讲题是《中国南戏研究十年——续<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后来刊出,改题《中国南戏研究再检讨》;第二回讲题是《明人改本戏文论纲》,后来扩充为长文《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收入“计划”论文集《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两次演讲及讨论,都由台大曾永义教授主持。平时空余,就去“中研院”各处和台北市各地走走,期间应高雄师大邀请,去了一趟高雄市。

  第二次去“中研院”(1997.6.7-6.15),除我和叶长海外,还另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周育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南京大学教授吴新雷四位大陆学者代表,还有美国高友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荷兰伊维德(莱顿大学教授)、日本冈晴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韩国吴秀卿(汉阳大学助教授)、新加坡孙玫(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等海外学者代表。美国奚如谷(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和大陆陆萼庭(上海某出版社编审),作为正式邀请代表,提交了会议学术论文,本人均因故未能赴会。正在“中研院”访问的任教美国某大学的原大陆著名学者李泽厚,列席了学术会议,并参加了部分活动。在会议的宴请宴席间,我还碰见美国白先勇(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教授)、日本大木康(东京大学教授)、法国陈庆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等在台人士。感到“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的庙虽然不大,“信客”却相当旺盛。

  台湾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堪称“人多势众”。“计划”内的成员,如华玮、王瑷玲、曾永义、李殿魁(花莲师院教授)、王安祈(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洪惟助(中央大学教授)、张静二(台大教授)、李惠绵(台大副教授)、林鹤宜(台大副教授)、颜天佑(彰化师大教授)、蔡欣欣(政治大学副教授)等,都是台湾研究戏剧戏曲的中坚,大小活动,都来参加。

“中研院”的学术研讨活动是开放式的,会议海报到处张贴,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各大学研究所的戏剧专业研究生、本科生中的戏剧爱好者,乃至社会上关心和热爱戏曲的各业人士,都可以到会场参会。“明清戏曲国际讨论会”开幕大会上,“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莅会致辞。参会人数不少,我粗略数了数,大约有250多人,是我参加过的戏曲学术会议所未见。为了配合学术活动,“文哲所”还特邀大陆著名昆剧演员张继青、计镇华、梁谷音等,为代表做了明清传奇昆剧折子戏的专场演出。“文哲所”华、王两女士筹划的学术活动规模、规格,也足可反映了当前台湾戏曲研究热度之高。

台北“中研院”院长、诺奖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莅会致辞

  举办如此规模、规格学术活动的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为什么要称作是“筹备处”呢?而且从1989年建立迄今七八年来,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取得相当成绩与影响的研究所,为什么还要一直“筹备”下去?其中道理,需做一点说明。

  台北“中研院”现有研究所或中心20多个,其中有的历史相当悠久,是从南京旧政府时期建立相沿至今的,如数学所、史语所等几个大所。“中研院”对建立新所,规定与程序十分严格而复杂。一需有相当数量的“院士”联名提案。如“文哲所”就是1988年由16位“院士”联名,向第18次“院士会议”提议建立。二需经过评议会的评议和论证。建立“文哲所筹备处”,是经过第13届评议会第4次会议评议论证通过。三要呈报“总统府”核准,因“中研院”系“总统府”直属机构。四要在正式设所之前,需有至少十年的临时过渡阶段。在此过渡阶段,研究所的名称后头必须添加“筹备处”三字尾巴,表示尚未“转正”。尾巴何时割掉,需看你十年过后状况如何。如果规模、体制、实力等条件符合,特别是学术成果和影响得到公众认可,才可以“转正”为“研究所”。不然,对不起,尾巴继续留着,直到哪一天认为真正可以割掉为止。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文哲所筹备处离可能“成婆”的日期已经不远,现在所内上下同人齐心协力,正为实现“成婆”做出种种努力。所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活跃,学术影响日益显著。近五年间,他们先后推出中国词学、台湾当代文学、孟子学、当代儒学以及这回的明清戏曲主题计划研究等研究项目,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不断邀请大陆和国外学人来所做访问学者或参会。据我了解,在我和叶长海之前,先期来所的大陆访问学者,就有王水照、刘梦溪、徐朔方等多人。

  据说,文哲所的门槛很高,想进去做名正式研究人员,并不容易。筹建八九年间,五个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经学文献、中国哲学、比较哲学,仅“延揽人才”18名。编制宁缺毋滥,目前余额尚多。综观这18名幸运者,有两大特点:一是年富力强,二是高学历。他们平均年龄40岁半,60出头者仅1人,40以下者4人,多数为40岁上下。全部出自名牌大学研究生,几乎都有博士头衔,为数更多的,是台大文科毕业,到国外著名大学,如美国哈佛、耶鲁、伯克利、哥伦比亚、威斯康辛、英国伦敦、德国波昂、日本东京等校,获得博士学位。先国学¬——后西学——再国学,这种特殊的三元学历方程,造就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等,跟大陆同龄学人不太一样。比如研究方法,他们好爱“比较”,说“东头”的,喜欢看“西头”;道古代的,偏好使用现代观念和方法。

“筹备处”设主任一名,负责全所日常工作。而所的研究规划、重要决议等,则由“学术咨询委员会”决定。“学术咨询委员会”由15名“咨询委员”组成,除“筹备处”戴琏璋主任外,其余都是外聘,由台湾及海外各地著名中国文史哲学者组成,他们是:“中研院”史语所陈槃、张以仁,台大曾永义、吴宏一,政大王梦鸥,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刘述先、劳思光,美国哈佛杜维明、李欧梵,普林斯顿余英时,斯坦福王靖宇,伯克利丁邦新,马来西亚王叔岷,主任委员是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阵营实力,堪称豪华。

  这个咨询委员会对文哲所筹备处的规划、经费、人事等各方面,都实实在在起着“咨询”、实际等于直接领导、管理的作用。咨询委员会不仅定期举办会议,商讨、决定所内有关事宜,主任委员还经常到所了解、过问具体工作。据说,杜维明主任到所,经常会找每位研究人员做个别谈话,听取各人一小时的研究状况汇报,故而他对全所学术动态了如指掌。台大曾永义教授在戏曲研究方面造诣很高,他既是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又是“明清戏曲主题计划”成员,参加了“计划”全过程的所有活动及组织、指导工作。

  文哲所筹备处这种外向、开放性的运作机制,使它与外头学术界保持着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参加所内举办的每次学术活动,我经常会看到在座者中总有一些别的所和别的大学人士赶来参加。国外学人闻讯来参加的,亦不乏其人。一回,我在所内做《明人改本戏文论纲》专题演讲,见到西班牙籍哈佛大学博士生雷安娜小姐也在座。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南戏,博士论文选题《张协状元》研究,当然对我的讲题发生兴趣,故来参会。在文哲所进修或做访问的国外学人来听会,更是屡见不鲜。在文哲所可以帮你结识更多来自五洲四海的同行朋友。

  文哲所有相当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竣工不久的研究所新大楼,庞大而标致,坐落在幽雅宁静的南港院部“四分溪”旁。18位研究人员,拥有十几万件研究图书资料和数百种海内外期刊。每人都配备一间宽敞、明亮而考究的专用研究室,从主任、研究员到刚分配到所的年轻博士,标准统一,一视同仁。专用研究室内,网络电脑、书柜、桌椅、沙发等设备,配备一新,明窗净几,清丽考究。所内有与研究人员数量大约对等的资料管理与行政办事人员。他们明确职责,一切为研究者服务,有事召之即来,来而能办,办而不怠,十分敬业。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室明窗净几,清丽考究

(站立者为王瑷玲研究员,现文哲所副所长)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中研院”给各研究所创造了一个人人不愿留在家中,喜欢天天来研究所,有似强大吸引力的磁场一般的环境和氛围。创造这种环境与氛围,跟“中研院”有较充裕的经费支撑有关。我曾在图书馆内看到一份李远哲院长的讲话材料。材料透露:90年代初,下拨“中研院”的年资金为30亿新台币,相当当时人民币10亿元。李院长仍感不足,正为争取年拨45亿而努力。“中研院”总人员2600余名,比中国社科院要少,比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略多。若以年资金的人均值来比,我们两家都没法跟它相比。

  参加“中研院”文哲所的学术活动,有两件事使我颇感新鲜:一是好“繁文缛节”,二是爱跟人“较劲”。

  研讨会未开始,先给你送上一大包印制考究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如会议手册、论文集、议程表、演出观摩手册、邀请函,小如演出节目单、戏票、座谈要点、饭局请柬、专用信笺、铅笔,等等。事无巨细,一概包罗。有些实属重复和多余。譬如:既有内容详尽的会议手册了,何必又印会议议程表?既有介绍很具体的观摩手册了,又何需再添节目单?代表既已到会了,为啥还得向你发函邀请,期盼“惠允与会”?代表一日三餐不能少,有饭局自然不请自至,干嘛还要向你发个请柬,敬希“恭候台光”?其实,这并不是主办者的有意繁琐和爱讲排场,而是显示活动的规格和礼节。这是台湾学术活动向来具有的郑重,它似在营造一种令所有与会者都不敢随便怠慢的氛围。

  会内如此,会外亦然。“中研院”的院大门口悬挂起会议名称的巨幅红布横额,套色印制的会议海报四处分发、张贴,主会场“学术活动中心”房檐上的大型电脑显示屏幕,昼夜不停地显示活动信息,滚动播放会议活动内容和发表论文学者的名单,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凡此种种,在外界确实也产生一些宣传效果。访台期间,我曾去参观台北两个票房活动,票友们也大多知道“中研院”的这个活动,可见“繁文缛节”产生的社会效应。

  文哲所的大小研讨会开法,类似于我在国外研讨会见到的模式。学者代表大会发表论文,需有一位来自各方、具备一定学术地位的主持人,由他介绍论文发表者身份、学术成就及发表的论文题目——但切不可介绍职位、官衔之类,那样要贻笑大方。论文发表者讲解本人论文要点之后,由主持人组织大会提问与讨论,主持人也可以同时参加提问与讨论。所不同者,台北的大小研讨会争辩风气很盛,尤其一些时间比较充裕的小型会议,有时简直针锋相对,提问者包括主持人,会毫不留情面地跟论文发表者叫板、较劲。一回,一位主持人发现大陆某学者论文引文不合“国际规范”,竟在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责。对于这些,参会者如果习惯了,就不会感到尴尬、别扭,反而会因为别人的坦诚而感激。

“学术活动中心”显示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两访“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使我深深感到,海峡两岸学人隔离近半世纪,尽管彼此学术观念、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等都有很多差异,但在许多大局方面又是相通相应的。比如,双方都很看重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价值与地位,都很挚爱自己的文化传统,都强烈希望这种传统得到弘扬和光大;大家都主张在大量占有材料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允许和提倡不同思想、观点、结论的自由争论;对富有创见和求实作风的论文作者投以敬佩、赞赏的目光,而对马虎、取巧者感到遗憾;双方都感到两岸学人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取长补短的必要;共同意识到,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大显身手的时刻;共为炎黄子孙的两岸学人,应该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人同此心,人通此理,两岸学人隔离至久,走到一块,丝毫不感陌生,亲似一家,道理就在于此。

  诚挚、友好的文哲所同人,在我们离别台北前,拿来题词簿,要大家题词留念,我给写了“文光焕八斗,哲理通九州”十字。前半句是我对文哲所同人多年努力创造成绩的赞扬,后半句表达了我两访“中研院”文哲所的上述感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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