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再评“水浒”？
《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对名著的解读，向来是因时代语境之变而变。
李庆西的《水浒十讲》在否定了“起义说”“市民说”“讲史小说”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水浒传》是借江湖叙事演绎儒家政治伦理之弊，在纲纪崩坏的背景中，赋以浪漫化之悲剧想象，推演一种不成功的王道复兴之路。
本文摘自《水浒十讲》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 | 李庆西
摘编 | 张进
本文出处：《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
早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起义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我不赞同“起义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阶层）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机，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I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论公民》）。可是，谁来保证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弱者最终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青面兽杨志，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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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范，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流氓。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的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但此说不见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是以个案的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若干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终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在《水浒传》的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的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中介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其实他家境殷实，甚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的闾巷恶煞，他们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机。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足以证明梁山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一个政治叙事的后设命题。不过，这里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如果可将官员 / 皇帝视若一种二元格局，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的真实意图。皇帝不妨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水浒传》的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剥离开来，描绘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图景，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的理想国。
作为官员的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话语权已被褫夺，这何尝不是整个文官制度的大失败。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政治伦理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而千疮百孔的王权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复功能，那就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说，“替天行道”的前提是“天下无道”。
豹子头林冲，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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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尤其是司法部门。谁有权谁是大爷，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还须陆虞候出面花钱买通他俩。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李固陷害卢俊义着实花费不少。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的密谋，出价五十两蒜条金，人家竟讨至五百两。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卢俊义，柴进找上门来，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当。
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大爷，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的交易 / 博弈。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即使江湖上义气为重的好汉们也总是金钱开路。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仗义疏财”的美誉，但他们的慷慨解囊往往是买通关系的贿赂手段。如，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 （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于是免了进门的一百杀威棒，还给开了枷，派他一个好差事。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赋予仗义行善或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性，既然反派人物花钱买凶，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钱办事，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的叶孔目，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轻了。按，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每次进牢里探视，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路打点。
宋江也有这一节，进了江州牢城营，从差拨到管营的一路银两照应。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发作，理直气壮地来讨他的“常例钱”。戴宗在江湖上久已闻名 （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勒索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这就是“体制内”养成的恶霸作风。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因为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其实，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的。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通风报信，惦着这份人情也就是义气。不过，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的把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其实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剩下的都让刘唐拿回去了。可这话阎婆惜死活不信，照她的说法是“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万万不能的。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安一事，也是大把撒钱。中国小说里边，将金钱作用写得如此无孔不入，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的。
难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竟有“十三可叹”之叹。
武松醉打蒋门神，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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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通常忽略了书中一个重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坏人作恶无以治罪，好人犯事必被惩处，这是小说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死白秀英，其中各有款曲，却一概难逃法网。反之，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恶，官府却是管不了，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解决。这与其认为是官府的选择性执法，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的叙事策略。
显然，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谋关系。譬如，宋江之杀惜，不只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那婆惜的贪婪和无赖，以及她与张三的私情，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提供的口实，所有这些轇轕不清的交互关系，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的惨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贼人”作乱，“公人”作恶，亦相辅相成，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于是，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的道义。在一个伦理尽失的社会里，自然是弱者的抗争被赋予正义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的消息，振振有词地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智劫生辰纲的事儿看着解气，可用现在的话来说，正是“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那些体制内的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的大手笔，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的美谈？
黑吃黑的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的鸡血，就像病毒似的遍地蔓延。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快活林开设酒店 （按，《水浒传》里的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政府里做押狱兼刽子手的，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生意原本十分红火，“每朝每日，都有闲钱”，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便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夺了酒店。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正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的全武行，施恩完成了“义夺快活林”的复仇叙事。整一个黑社会的快意恩仇。
无序造成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辉映。毛太公的两个儿子孔明孔亮，“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读《水浒传》，每遇这种越轨出格的事情，总让人豪情冲动，杀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的话语体系。
该出手时就出手，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的必须条件。所以，这种江湖上的程序正义往往遮蔽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的江湖道义构成巨大的悖谬。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出手的草寇作风，也算是“去邪归正”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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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逼上梁山”，其实未必都是被逼上来的。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线图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的零星投靠者，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 （或犯事） 的事主，成了被追杀被迫害的对象，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拨。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但多是重量级人物，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的小角色 （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像杨雄、石秀杀了人，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姑且也归入此类。或许，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但最终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与官府作对的团伙，主要是打劫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 （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气候） 。也许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书中对分布各处的江湖社会着墨不多，但不时也有述及，如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的张青、孙二娘夫妇。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走投无路而造反作乱，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同一个江湖，同一个梦想，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的发财之梦。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主动性，与林冲、杨志的英雄失路绝非同调。
三、被“赚”上梁山的主儿，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这几个被“赚”的故事都相当精彩。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的。拿下祝家庄后，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又暗中取来家眷，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实为“逼良为寇”，或许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的官军将领，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水，意味着梁山泊的道义胜利。
以上四种类型中，被动入伙的是绝大多数。有趣的是，主动者原本逐财而啸聚山林，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从黑社会的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的武装集团，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的不时周旋中，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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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种权威意见认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修正主义”，是“投降”。在批评者看来，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的政治博弈，乃至为朝廷招安，不啻革命者自废武功。可是，这跟小说的叙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由动宾结构的“聚义”变为“忠义”并列，且以“忠”字为先导，实际上纳入了“政治正确”的大方向，是将重建国家伦理秩序的政治诉求引入草泽社会。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前边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路追杀，于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以神道设教，从道义上赋予自己一种庄严使命 （同时将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转折。
其实，“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平均主义目标之上，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政治改革目标。缺了这个大目标，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很难笼络那些被动入伙 （被俘和被“赚”） 的好汉们。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梦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创始人。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纪》） 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称的徽宗，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一致。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但是道家的地位绝对显赫，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在忠义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重要的典仪，做的就是道家的法事。《水浒传》在检讨儒家伦理政治失败的同时，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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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可是从《水浒传》的情形看，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官场本来就是杀戮之地，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的格杀。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殷天锡仗势侵占柴皇城的宅子……可见官场尽是互相倾轧。
后来说到梁山泊招安，朝中明显是两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挠，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好汉，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的关键。《水浒传》毫不涉笔民生问题，是有意撇开更广泛的危机因素，将矛盾集中于制度与伦理问题。按书中描述的情形，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乏起码的凝聚力。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搜刮生辰纲之类的横征暴敛，没有弄出民怨沸腾的局面，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衡，屡屡造成情势失控的突发性事件。《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军，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的叙事意图，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政治伦理的批判。举凡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的梁中书、蔡九之俦，乃至清风寨的刘知寨、东平府的程太守，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文官里边，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武将多竟身怀冤屈，终不改报国之心。所以，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之义 （见《小说丛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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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民起义，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的地主阶级的“光荣革命”，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是别人，正是庄院主人及其依附者，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庄院多为江湖势力的“金主”与“桩脚”。
当体制内的官僚们都成了国家的蠹虫，体制外的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盖、宋江都有自家的庄院。诸多好汉中，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都曾利用自家的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庄院与山寨，并无迈不过去的沟堑，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华山上的强人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而柴进的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会的秘密联络站，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水浒传》中的庄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装，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的功夫，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割据。同时，庄院也是秘密活动的掩体，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不同的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的两面性，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的中转站。小说描述的这种体制外的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但其中明显具有想象的成分，它在士绅阶级主持的乡村自治的基础之上，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的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组织的反体制性，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的自由度，它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某种幻想。
从庄院到山寨，不仅逃避世间的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其实，水浒的故事正是“礼失求诸野”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缺乏纠错机制的儒家礼治学说中，王道复兴的唯一机会就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的政治传统。
当然，不是所有的庄院都是梁山革命的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就是龌龊小人，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的对立面。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的庄院有如军事堡砦，兵马齐备，粮草自足，俨然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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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可谓书中的重头戏。不过，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打曾头市是因为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的一匹马。时、段二人偷鸡失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的人，碍不着山寨的面子，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的主意，他对晁盖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是要解决山寨给养。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后来破寨之日，“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除解救柴进、卢俊义，亦是钱粮之计。
不过，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打祝家庄，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的考虑。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因为有招安的战略目标，梁山泊希冀获得与朝廷对话的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解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说早先宋江以“仗义疏财”获得江湖上的美誉，现在这实实在在的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之后就是曾头市了，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再让宋江独占风光，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结果，初打曾头市，晁盖率众亲征，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其实，碍不着谁的面子，小说家的意图很明显，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乏胸襟与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终究不堪大用。
《水浒传》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安思路推进，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这时候要让有政治头脑的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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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的失态。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此直白的表露，显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写下的一词一诗，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的字样，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负。“血染浔阳江口”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宋江也许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他的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实际上是别有心曲。黄文炳的解读是，“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当然，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够，恰恰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标。其谓“不丈夫”，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的责任感。
自幼攻读经史的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他对王权的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忍辱负重之际，面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混乱局面，仍是心怀整顿乾坤的大使命，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的安排。他一再声称“权居水泊，专等招安”，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诚，更重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的最终归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 （李逵倒是屡屡叫嚷杀去东京，让宋大哥做皇帝）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体制的伦理精神。
《水浒传》的“造反－招安”的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是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的颇有想象力的政治解决方案。当然，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里暂不讨论此中的是非曲折，但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招安的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绎梁山人物之命运，似乎亦有规避官方文字检查的考虑。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大书，《水浒传》如果只是煽动闹事和讲述反政府故事，显然很犯忌。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的罪名，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的办法，故而藉招安拉开一连串“纠偏”的行动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的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后边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的关目 （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应非原本所有，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但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那些仓促、混乱的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意思。按鲁迅的说法便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不过，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朝廷根本无奈其何。很明显，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武松血溅鸳鸯楼，明刊袁无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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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的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谴责《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法国革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但文学的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痛快。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但是，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价值，而且包括重建伦理秩序的构想。招安的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