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西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藏！
争论的核心是西亚地区的某个宗教是不是有原罪，或者说，他的教义是不是天生就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一般来说，探讨一个宗教问题，争论最终的结果，通常都会变得非常狗血。所幸的是，我所在这个群还相对比较和平，总算是守住了，探讨问题最终的底线，没有沦为赤裸裸的互相攻击和谩骂。
不过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两点，应该更深刻的思考一下：
其一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一个宗教的扩张诉求；
另外，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那些被写在史书上面的历史证据。
我们先来说宗教的过程诉求，扩大信众基础是所有宗教，最根本的需求，因为这决定着，这个宗教是不是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目前世界上信众群体最多的三大宗教，无一例外都是从几十个人的小社团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从几十个人到人数上亿的过程中，是不是每一个信众，都是被经过耐心地说服、感召，而后心悦诚服地加入了这个人类群体的呢？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总量是有限制，或者换句话说，资源的总量具有限制。这也就意味着，
当一个宗教扩大了它的群众基础，其他宗教的馅饼就必然被摊薄，那么在其他宗教看来，这个不断扩大的宗教是不是就有了侵略性？
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例子来说明。
在我们自身的语境里，我们通常会这样来形容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种族”。
但关于是不是爱好和平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举反例的。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版图，从先秦时期区区山东六国，发展到疆域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莫非都是充话费送的？！
找来中国周边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看一看，你会发现在那里面描写与我们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他们身上也贴着侵略者的标签。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同样都是描写中国的历史，内容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相信谁？
我们这个民族究竟是爱好和平，还是充满侵略性呢？
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注意，写这段东西那个人他所在的立场。
因为这世界上，屁股下面那条板凳，决定脑袋的例子太常见了。
常见到几乎每件事，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有关于伊斯兰教形象刻画的问题，其实是传媒学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所看到的新闻里，大多数都是鞭笞什叶派的内容。其实单从教义的角度上说，什叶派的教义相比于逊尼派，还要稍微软乎点，至少可以对圣训，进行某种程度的解释。
但在国际传媒的语境里，你会发现什叶派和信仰什叶派的国家，被打扮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都是极端宗教的死硬分子，是天生的坏蛋和凶手，是破坏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要注意哦，我不是要给什叶派翻案，我也不信安拉，我安哥！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现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被过滤的，都是你想看到。这些被大数据调整过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你对某件事情的认识，这就是网上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信息茧房”。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茧房的中间，而那些包裹着我们的信息，被推送到我们面前的信息。其实都带有着鲜明的“我的”特点，这让你很难接受到与你观点相对的“他者”的想法。
另外，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待，那些写在纸上的记载。我们应该是完全相信先贤们留下的历史记忆，还是要自己再去求证一下呢？
2000年前，亚圣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关于这段话，还有个段子，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古文极度简约，每个字都有好几个含义，吕思勉先生在写《隋唐史》时，曾说过相比于现代汉语，用古汉语书写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所以，不光我们看古汉语费劲，古代人看古汉语也一样费劲，这就是历朝历代不断给儒家典籍做注的原因。
据说，有个读书人搞不懂亚圣的话，就去问另一个读书人，结果这货忽悠他：“尽信书吧，是一本书。无书呢，也是一本书。亚圣觉得，尽信书没有无书写得好，懂了吧，小童鞋？！”
亚圣说完全相信书上的，还不如没有书，不是让大家不看书，而是说别看书，看呆了。
因为，落在纸上的文字，就没有不带倾向性的。
这点就连公认历史写得好的司马迁同志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其他人？！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什么历史资料都不相信，这不历史虚无主义了吗？
从表象上看确实有点像，但我要说的意思是，看资料的时候要注意书写者所处的立场，别光看一个立场上的记录，而是能找来的各种角度的资料放在一起，对比着看，尽量去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还原历史场景才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手段，而不是在预设了场景的前提下，去妄加点评历史。
我不知道现在有些人，从哪儿来的自信，随便拎出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就来点评一番，颇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范儿。
可能是我自己太愚钝，反正我是看了越多的西藏史资料，反倒越来越不敢表态了。
刚才我们说的“彼与我”的问题，在涉及西藏的史料里特别明显，很多记载根本就谈不上和睦，基本上离互黑不太远了。有时候忍着强烈的不适感去看一段内容，对意志品质真的是种考验。但没办法，如果想尽量全面客观地了解一段历史，这是条艰难但不能不走的道路。
可问题在于，全面对比各种史料，是个成本极高的事情，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时间和精力的高昂成本。而现在恰恰是个信息快餐化的时代，大家都乐于用最快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所以那些几分钟了解某某王朝的书籍，才会大行其道。
说到这里，前面连篇累牍的“废话”算是讲完了，作为一个专业讲西藏的混子，咱还得回到主业上，聊聊我心爱的西藏。
既然刚才都说了西藏内容里，存在强烈的“彼与我”的问题，那咱就用这个切入点来讲讲，每个人心中的辣个西藏，辣个“想象中的西藏！”
中与西、汉与藏的对视
西藏的“彼与我”问题，最典型的便是“中西、汉藏的对视”，因为这决定着看问题的角度，以及看到的结果。
实话实说，下面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沈卫荣老师的书《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
这本书写得极好，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仔仔细细，边读边想的看了两遍。不过很可惜，可能是我水平太差的缘故，里面还是有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但至少，书中的主旨思想和结构是看懂了，所以才能斗胆跟大家聊聊，这个庞大的话题。
我们必须要承认，从现在社会的角度对西藏进行解读，是从西方开始的。最早进入西藏的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他们所写的作品，成了西方人“西藏情节”的开始。
得很快，西方人对西藏的解读就开始跑偏了。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西藏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人类社会最后一点净土，是一片可以承载全部梦想的所在。”
例如，那个德国小胡子元首，派去寻找神秘力量的哈雷，在西藏生活了7年以后，这样写道：“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我们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遗失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
类似的描述还有很多，例如“西藏一个可以让你实现白日梦想的，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真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而后，好莱坞又掺和了进来，更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人心中西藏的想象意味。
大帅哥布拉德·皮特是我老婆特别喜欢的影星，他其实也拍过一部西藏题材的影片，名字我就不说了，免得引起麻烦。大家只要知道，这片子演的是哈雷奉小胡子元首之命，去西藏寻找神秘力量的经历就行了。
说实话，这片子里的的某些观点，我实在难以苟同。但我不能接受，并不影响它巨大的影响力。
它和之前出版的图书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被翻译成48种语言。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被西方老百姓广泛认同的观点，你是不是也要认同呢？！
需要注意一点，西方人也是人，大家都是TM人类，都是主要由碳元素构成的庸俗生物体。
西方的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喜欢猎奇，心中一样燃烧着不灭的八卦之火。而传媒最擅长的，恰恰是迎合这种恶趣味。
这就是金灿荣老师说的，“人类天生喜欢看坏新闻！”
于是，在有意地打磨包装下，很多西方人心中的西藏，成了这样一个怪诞的东西，“西藏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它是架子上的一个收藏品，一枚琥珀，一片封冻的土地，一个和天空如此接近、把祈祷作为生活方式的地方”。
必须得说，研究西藏的西方学者里有些人还是很谨慎的，但老百姓不需要一个正襟危坐的教授，在他们看来，西藏的事儿，俺们都想好了，就是那样的，你们这些傻叉专家都闭嘴！
这赶脚是不是有点似曾相逢？！
于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一切东西，都成了想象的一部分，“数百年来，我们认为西藏人是富有道德感、心地善良而单纯的民族，他们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远离任何邪恶的沾污”。
“多年来，西藏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杜绝物质侵占精神世界的土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述对西藏的想象中存在的问题。
在他们的想象中，西藏的物质和精神被剥离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成了一个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而由精神主导的神奇存在。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达赖喇嘛在很多西方人心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面带和煦微笑”的宗教领袖是一个精神导师。
他和他前世所构建的“喇嘛王国”，是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沉重灵魂的“香格里拉”。
我们先把西方人扔一边儿，再来说说我们自己。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看待西藏的问题上与西方人的底层逻辑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觉得西藏是家里人，这种大家是一家人的想法，甚至可以上溯将近一千年。
但即便是大家做了一千年的兄弟，每个人心中所想象的那个西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有一个朋友无比热爱西藏，每年都用自己的假期，带着文具、药品去西藏旅行，对西藏的道路了如指掌。但他每次从西藏回来，都心情复杂，长吁短叹。
因为他觉得西藏的变化与他心中的想象，渐行渐远。
虽然他也认同政府在西藏，不计成本地修路、通电、联网，确实改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而且他也认同社会发展与传统保护，是一个难以调和的，世界性的难题。
但他依旧心情复杂，感觉自己心中所怀念的，那个西藏的味道，正在变淡。
在一次，他从西藏支教回来，我对他说：“你不觉得，你所做的事情与你心中想象的，那个传统的西藏相悖吗？你去那儿支教，教那儿的孩子学英文，写汉字，他们以后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内陆生活，而这些感受了现代生活的孩子，恐怕很难再回归西藏的传统。”
他听后说道：“我当然知道，但他们也有权享受更便利的生活，也拥有改变生活的权利。”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这个朋友依旧带着礼物和一颗热爱西藏的心，不断向更偏远的地方探索，去寻找他心中那个味道浓郁的“香格里拉”。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便开始反思跑偏的“香格里拉”，并连续出版了一些重量级的作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对圣地的创造》、《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香格里拉的神话》。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在探讨一个问题，将物质与精神彻底割裂开，是不是有助于去还原一个更有说服力，更能站得住脚的西藏社会。
这问题我们来说，同样是一个灵魂拷问。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自己心中，那个想象的西藏？
我们怎样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东西方在看待西藏问题上差异巨大，其实汉藏两族的对视一样差异巨大。
因为西藏实在是太远了，这种遥远不光体现在距离上，还体现在心理上。虽然汉藏的交流始终不曾断绝，但千山万壑的遥远，也让双方的视线变得模糊。
在这种状态下，双方的目光里都充满了想象的意味。
我先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藏族的目光，或者准确点说是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的审视。
据说在公元792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面前摆着一道难题，被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佛教力量，在驱逐了本教势力后，爆发了激烈的内斗。
代表汉传佛教禅宗的大乘和尚摩诃衍，倡导顿悟的修行方式，简单点说就是强调“质变”，在藏文史料里称为“顿门巴”。与之相对，由寂护大师传来的天竺佛教，讲究渐次修行，也就是强调“量变”，被称为“渐门巴”。
双方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最终在赞普面前直接pk，展开了长达三年的大辩论，史称“吐蕃渐顿之争”。
辩论的结果是“顿门巴”败落，向“渐门巴”献上了代表臣服的花环，并退出了吐蕃。不过，据说有些禅宗的弟子心有不甘，有的用自残的方式表达愤怒，有的干脆下手刺杀了“渐门巴”主辨选手莲花戒。
有关于渐顿之争的历史记载，可广泛见诸于各种版本的藏文史料，记载的过程和结果别无二致。
不知道他有多少人，对这段历史的背景有所了解，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个时代的背景勾勒一下。
首先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藏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政教合一制度，就认为这种制度是自古以来。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弘期。前弘期对应的公元7世纪到9世纪中叶，大概200多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吐蕃王朝时期和中原的唐朝。
要知道，藏传佛教在前弘期，远没有后弘期那么炽烈。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两个不同时代的状态。
前弘期的藏传佛教，就像倒进一盆水里的油，而后弘期则是倒进水里的牛奶。
这是我独创的一个比喻，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任何书籍和资料里，看到相似的类比。但这个比喻，可以充分说明在不同的时代里，佛教在西藏社会当中所呈现的状态。
前弘期的佛教有点像国民党，浮在城市的经营阶层，受众群体主要是上层的王室成员和一部分贵族，底层的百姓基本都是信本教的。后弘期的佛教就有点像共产党了，支部建在村里。
所以，前弘期的佛教必须要靠赞普的支持，才能获得发展。这也是渐顿之争中，赞普做裁判的原因，只有行政权威的最高点，才拥有事件的裁量权。
从赤松德赞本人的角度上说，他可能真的未必愿意担任这个角色，我在之前《吐蕃权臣录：兴佛之路上的韦氏家族》的讲座里说过，有很多迹象可以看出，赤松德赞似乎有在各种信仰系统中谋求平衡的意味，虽然他因弘扬佛教被尊为吐蕃三法王之一。
因为他不光从河西请了摩诃衍入藏，还从阿里请了本教法师，甚至伊斯兰教和景教也获准在吐蕃传播。
只可惜，涉及信仰的东西，基本都是零和博弈，有强烈的彼我观念。赤松德赞的平衡性想法注定难以实现，因为这件事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足够强力的世俗政权，大家都没念想了，自然也就消停了。
虽然吐蕃王朝的王权已经是西藏史上最强的存在，但还是不够强，不能对所有信仰系统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所以，佛本之争后面，紧接着就是渐顿之争。
有一点我们要清楚，西藏发展出了藏传佛教，不是因为天竺佛教传进了西藏。而是西藏的人民在尝试了各种信仰系统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渐顿之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渐顿之争其实是佛教发展方向之争。
另外，吐蕃能发触发渐顿之争，恰恰说明禅宗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否则你没有威胁，人家都不拿正眼看你，自然也就不存在渐顿之争。
顿悟派对渐悟派的威胁，再次印证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的理论，教众是个种存量基本固定，且再生缓慢的资源，你碗里的多些，我碗里的就少了。那么在面对超速发展的顿悟派，渐悟派会不会觉得他们拥有侵略性？！甚至认为他们是种邪门歪道？！
关于渐顿之争的过程和结论，在之后几百年里都是定论，直到1952年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出版了《吐蕃僧诤记》一书。
在这本书里，戴密微通过对敦煌藏经洞文献进行研究后，颠覆性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之所以说他的理论充满颠覆性，是因为他既推翻了过程，也推翻了结果。在他看来，渐顿之争既不存在当面的辩论，获胜的也非渐悟派，而是顿悟派。
随后沈卫荣进行了继续研究，他发现藏文史料对此事最早的记载，见于《桑耶寺志》（《桑耶遗教》、《盟誓之书》、《华翰之书》）三个版本分别成书于11、12、14世纪，之后藏文史料的记载基本都是沿袭之作。
而在年代更早，推算成书于10世纪的宁玛派典籍《禅定目炬》里，不但根本就没提过渐顿大辩论，反倒“相当正面、理性的分析了顿悟派的伦理”，认为“渐门派之修行，就像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最后登上山顶。顿悟门就像一步登上须弥山之巅，其余小山即便不见，也了然于胸。”
于此比喻相对应《禅定目炬》在对修行方式排序时，以渐悟、顿悟、摩诃瑜伽、大圆满法作为由低及高、层层递进的成佛途径。
也就是说在书写《禅定目炬》宁玛派高僧努佛智看来，渐悟的层次，还要低于顿悟。
反观相对应的记载，主要源于敦煌藏经洞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这是一本禅宗典籍，自然可以理解的主张顿悟派获胜的结论，戴密微也是以此做出了研究结论。这本书的成书年代不晚于10世纪，因为公元1000年左近，藏经洞便被封藏了，直到1900年才被再次发现。
那么问题就来了，顿悟派获胜的证据成书早，渐悟派获胜的影响大，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
不管这次僧诤谁胜谁败，反正摩诃衍在后世的藏文教法史料里，都成了异端邪说的代名词。这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后弘期时渐悟派成了西藏佛教的主流，大家必须要证明自己主张道路的合理性，那不在我这条道路上的，自然就是不合理的。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彼与我”的问题！
藏文记载的“彼与我”，同样出现在汉文作品里，1987年马建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小说，最后成了禁书。
但这本书并没有就此消失，现在还能从网上下载到，还有不止一位读者发给我，让我看看。
说实话，这本书就是以小说的题材来看，也显得有点荒诞，我实在没看出高行健所谓的“现代主义的好作品”，究竟好在哪儿。
但我的很多读者都说，这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本西藏题材的书籍。当然这还不是最荒诞的，还有更多人第一次认识西藏是从另一本玄幻小说入手的。
我在写《古格王朝简史》时，有不止一位读者问我，《藏地密码》里说的“十万无敌光军，在古格灭亡时去哪儿了？”
我只能苦笑着回答，2015年整个阿里地区一共才十万人，古格总共有没有十万人口都是个问题，拿啥养着十万军队？！
这就是大多数人对西藏最初的认识，这种认识通常不是来源于正襟危坐的论文，而是各种荒诞不经的臆想。
我们回头审视涉及西藏的关键词，“双修”、“人皮唐卡”保持着长久不散的热度，由此可以窥见，大多数心中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
这种充满特殊性的视角不是近代才出现，而是长期存在于汉族士大夫的记述之中，甚至成了导致元朝迅速灭亡的罪魁祸首。
关于汉族士大夫对西藏的视角，有些内容实在没法在群里讲，大家最好去看《想象西藏》这本书。
不过，我可以用个更浅显的角度来说明一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西域番僧”就没啥好人。要注意，金庸先生的作品可是带着时代背景的，大部头集中在宋、明、清三代。
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的视线里，根本分不清青海、西藏、新疆和甘南，所有从西边来的修行者统统打包装进“西域番僧”的筐里。金庸先生当然有足够的地理概念，但为了适应历史背景，所以他作品里的“西域番僧”也不分地域。
其中唯一有地域名号的便是吐蕃国师鸠摩智，但考虑到天龙八部的历史年代，此时的“吐蕃”早已不是辉煌豪劲的吐蕃王朝，而是泛指吐蕃王朝曾经征服过的广大地方。
吐蕃历史上好像从来就没出过“国师”的称号，反倒是西藏出了不少元朝的“国师”、“帝师”，所以鸠摩智的这个“吐蕃国师”，大概率是个混用概念，要是解释为“吐蕃地方的元朝国师”，似乎更准确些。
另外，金庸先生小说了对西域番僧隐隐的“恶感”，也不是来源作者本人，而是大时代背景的映射。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萨迦派的极度优待，导致包括西藏僧人在内的西域番僧，成了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元朝文人的笔记里，有大量番僧横行不法的记载。
例如在与民争斗后，民众告至官府，番僧极其随从咆哮公堂，痛殴县官。打上几个朝廷命官，在番僧看来根本就不算事儿，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还曾在京城与元朝公主争道，当街揍了驸马。
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派，当然不能被讲究尊卑有序的汉族士大夫容忍，于是在混为一谈的西域番僧语境下，西藏的形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在恶感之中，又出了个集大成者，他便是杨琏真迦。
这货按现在的考证，大概率是个河西的党项人（唐兀人），在忽必烈的任命下掌管江南佛教事务十余年。
在江南任上，杨琏真迦充分发挥了“摸金校尉”的天性，遍掘南宋帝陵。挖龙脉这种事儿，咱们汉族也经常干，虽然埋汰但也算能理解。但杨琏真迦不光挖帝陵，连大臣和富户的坟也刨了，这就是有点过分了。
可他在最终也不过因为牵涉到了宰相桑哥的谋反案才被罢了官，没过多久就放了出来，还“给还其人口、土田”。
由于事儿办得实在太脏，汉族士大夫不断刀伐笔诛，直到清朝杭州飞来峰上疑似是他的雕像，还被文人砸了，可见恶感之盛。
也就是在对番僧恶感的催发下，喇嘛教几乎成了汉族文人笔下“邪教”的代称，成了惑乱宫闱，导致元朝灭亡的诱因。
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不只停留在古代，对现代人的影响依旧存在，马建小说中的很多观点便与之一脉相承。
说白了，两个族群对视间的偏差，首先源于距离遥远，让视线产生了漂移。我们在荒漠上旅行，经常会发现靠近地面的空气发生了扭曲，这种叫做大气哈哈镜的自然现象，一样出现在距离遥远的对视中，汉藏之间千沟万壑的阻隔，让双方都看不清对方，于是想象便成了刻画样貌的依据。
又是一个“彼我之间”的问题！
问题又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方便地看清对方了，可那些因为看不清而写在文献里的历史记忆，该怎么对待？！
这些写在纸上的历史记忆，算历史呢，还是不算？!
孟老爷子说“尽信书这本书，没有无书写得好”，算不算古人诚不欺我？
第一个话题经过冗长的叙述，总算TMD白呼完了。
下面我来讲活佛转世，这个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话题。
我估计来听讲座的很多人就是奔着这话题来的，估计很多人心里想的都是，讲个毛线东西方对视，跳过第一段直接讲活佛转世得了！
您别乐，这事儿就在我身上经常出现，有一次咱们群里的刘剑老师找我去天津做线下活动，当时讲的是《西藏历史的结构》。
我上来就一顿吐蕃啦、赞普啦的白呼，结果发现听讲座的好多人都睡着了。我一看这不行呀，再这么讲都开始打呼噜了，我又不是郭德纲，有陪睡之恩。
于是话锋一转，开始聊活佛转世，整个会场一个睡觉都没有了，就是这么神奇。
一般来说，解读活佛转世有两角度，一是宗教层面，一是政治层面。今天这两个层面咱都不聊，讲讲在这两个层面之下，更底层的社会性逻辑。
解析西藏出现活佛转世这个独有的现象，一般来说都归咎于宗教与政治的双重作用，但世界上拥有全民信教的社会基础，以及教权庞大的地区并不少见，但却只有西藏孕育出了转世制度。
西藏一定会有一种区别与其他地方的特点，才能支撑起一个独有领袖遴选制度的出现。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了四川大学人类学教授陈波老师的讲座《人类学家眼中的西藏》。
陈波老师一上来并没有直接讲转世制度的出现，而是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藏地区男女比例的问题。
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上看，西藏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女孩子的比例略多于男孩子，这在全国的省份中几乎是独有的现象。
随后，他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析，结论是西藏女性在家族继承方面与男子拥有相等的权利，甚至更有优势。
陈波教授用一个长达二十年的观察案例来进行了说明，在这家庭中三个男娃子，一个出家做了喇嘛，另外两个分别入赘去了别人家，全都丧失了家族继承权，但家族继承并没有因此断绝，家里的女孩子用招婿的方式实现了传承。
双系继承的方式，显而易见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让男性在家庭组织中没有那么大的权重，尤其是在继承权的领域。
这种社会模型的第一个优点，便是保证了男孩子出家，没有那么高的抗性，为西藏佛教的大面积推广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性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质疑，家里出个活佛这可是万人敬仰的好事儿，虽然孩子本人丧失了传宗接代的权利，但出过大活佛的家族都成了贵族，尤其是出过班禅、达赖的家族，都成了良田遍地的顶级贵族，还有专用称谓以示敬意。
甚至为了能让自己家出活佛，西藏的贵族各种运作，各种盘外招，一度导致家里的活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成了“活佛之家”。正是因为转世的乱象丛生，才出现了由中央政府制定的金瓶测签规则。
公允地说，活佛转世是个非常牛叉的制度涉及，随着它遴选规则的不断完善，非常完美地实现了广泛认同与差异化的平衡。
也就是说，转世灵童必须要有差异化的身份，这是西藏领袖继承从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向跨家族传承的基本理由，因为跨家族传承能更好的保护领袖身上的“神性”。
这部分内容以前我专门讲过，请大家参阅《古代西藏领袖继承中的“神性传承”》（西藏历史的三个基本概念（一） 换个角度看西藏：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西藏的历史和教派 ），不再赘述了。
从灵童本身来说，必须是个具有差异化的神性存在，但寻找灵童的复杂过程则是一个谋求广泛认同的过程。
在神性赋予的讲座里，我说过人类是种需要仪式感的动物，因为仪式感可以增加神秘性和权威性。而这两点恰恰是政权及领袖合法性的基础。
即便是现在民选制度中，投票前也要举行大规模的造势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就是增加仪式感，随便让选民了解选手，否则真到投票时，选民会说：“谁家的二哈丢了，赶紧牵走！”
所以，你会发现所以走完遴选流程的活佛，不管成就高低都获得了广泛认同，而没走完流程的活佛都备受质疑。
这个超大型baff加成是不是深受所有家族的追捧呢？
似乎也不完全是！！
陈波老师在在讲座里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父系传承背景下活佛转世实施的困境。
第一个是洛域，也就是尼泊尔北部靠近西藏的边境地区。
当地噶饶寺的噶饶活佛在1958年圆寂后，寺院认定了当地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为转世灵童。但这个家族其他男孩子都已夭折，家里的女主人也已经去世，也就说这孩子是家里唯一的继承者。
于是孩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儿子出家去做活佛，噶饶寺的尼僧（噶饶寺是尼寺）也没办法，总不能把孩子绑架回寺里吧。所以，她们只能不断地去孩子家里哀求。
孩子的父亲感觉不保险，便把孩子送到洛域王宫里面，避免噶饶寺的尼僧找到他。但很快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安全，又把孩子送到尼泊尔人办的学校里，不让他接触藏文，而是学尼泊尔语、英语和数学。于是这位第七世噶饶活佛便在文化层面上被隔绝了起来。
要知道，一个寺院没有根本上师是很惨的事情，这意味着信众的流失和供奉的稀少。无可奈何的尼僧们只能去求孩子的父亲，请他写个字据说明，“你的孩子是我们的活佛，可你不允许他到寺里坐床。”
这样的话，寺里可以去请别的活佛来做根本上师。最终噶饶寺被迫改宗，成了另外一座主巴噶举派寺院的属寺。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宗教力量没有那么强势，世俗政权又不能补充的情况下，采用父系传承的地区，要把一个男孩子从家里带走，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抗性。
洛域王室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我们来看一个有权威政权下的案例。
清朝时，内蒙奈曼旗有个寺院的活佛圆寂，经过一番寻访后，认定了一个叫罗布桑的孩子，可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最后奈曼旗主托人找到清朝皇帝，清朝皇帝当然有足够的权威，他派热河副都统去奈曼传口谕，让把孩子交出来，否则就治罪。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父系传承对转世制度有明显的抗性，要知道洛域的活佛转世已推行了几百年，但父系传承依旧会阻扰转世制度的运行。
所以，在实施父系传承的地区，是不可能孕育出活佛转世制度的！
说实话，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人类学这个学科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在听了陈波老师讲座后，我才知道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最底层的逻辑。
就拿活佛转世这个例子来说，是因为有了西藏双系传承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宗教和政治的双重作用，才萌生了这个独特的领袖继承制度。
至此，长期困扰我的转世制度为什么在西藏出现，算是有了一个完满的答案，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内容实在太多了，关于吐蕃王朝天下观的问题，就简化一下，我只提出思考的论点，就不详细展开讲了。
1、吐蕃王朝有广大的疆域和绵长的统治时间。
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开始，至朗达玛结束，对西藏广大地域实施了超过两百年的稳定统治。
世界上其他统治绵长，疆域辽阔的王朝，都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念。
那么吐蕃王朝是不是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下观？
2、吐蕃东边就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天下模型王朝，就是中原的李唐王朝。
中原的天下模型可以一直上溯至商周时期，它除了把天下分成中华与四夷两部分外，还将中华按控制力强弱，分作首都、直隶、郡县和羁縻州府四部分。
最外圈的羁縻州府，可看作是中原控制力量的极限区，唐朝用设置节度使的方式，来管理这类郡县与羁縻州府的混合区域。
有意思的是吐蕃也效仿唐朝，在边境区域设置了节度使。那么学习了节度使制度，能不能反推出也有其他类似设置？
可能很多人对唐蕃两国的交往存在认识偏差，以为两国关系基本就是战场的死磕。这观点应该说没错，唐蕃两国在二百年的交往史上，有一百五十多年保持着战争状态，见诸史端的大战一百七八十次。
但别忘了，在刀兵相向之余，两国使臣互访高达290余次，其中蕃使访唐180余次，唐使访蕃100余次。考虑到西安与拉萨之间的距离，如此密度的使臣交访，堪称连踵而发。
另外，吐蕃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唐朝学习，他们融入社会的深度远超我们想象，既能和身为王子的李隆基打马球，又可以和大臣们在酒宴上玩连句的文字游戏。
这部分内容我在《唐朝人和吐蕃人，怎么看待公主和亲？》的文章里讲过，就不再赘述了。
也就是说，吐蕃如果想学习唐朝现成的天下模型，即有能力，又有机会。
那么他们学会了没有呢？！
3、西藏历史上本身就存在中心概念。
藏文化中对地理概念的理解，是以“域”为代表的。
常见于史料中的有沛域（尼泊尔）、甲纳域（国内陆）、甲域（中国内陆，也指印度）、芒域(西藏西部与尼泊尔接近的区域)、博域(拉萨一带)、哲域(锡金)、洛域(尼泊尔木斯塘区)、门域(今西藏自治区门隅，及印占藏南地区)、工域(工布)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藏文化里“域”的范畴极为宽泛，三五户人家可称之，整个天下亦可名之。
同时，藏文语境中还有“上域”、“下域”、“中心域”的概念。
其中 “中心域”，既可指代自己所在区域；又用以特指拉萨河谷一带，意义上等同于“博域”；还用以指代印度佛教圣地，佛陀得道之处。
那么已经有了“中心域”的概念，其他的拼版是不是也可以有呢？
好啦，我们回溯一下今天讲座的内容吧！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究竟讲了什么？！
是伊斯兰教，是西方人怎么看西藏，是汉藏之间在史料里互黑，还是活佛转世？
您要是只记住这些，您还不如记住我讲了郭德纲有陪睡之恩呢。
我真正要告诉大家的是——看问题的角度。
很多时候，角度决定了您看到的内容。只用一个角度看问题，早晚会堕入偏见的深渊。
古代人是没机会从多角度去审视问题，但我们有，如果我们还死抱着古人的视角，那孟老爷子的训教，就算白费心了！
参考文献：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_沈卫荣；
《“想象西藏”之反思》_沈卫荣；
《怎样认识外国人眼中的西藏》_杜永彬；
《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评介_杜永彬；
《人类学眼中的西藏》_陈波；
《以藏文明为中心看中国》_陈波；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_林冠群；
《唐蕃交聘表》_谭立人、周原孙；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