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书法艺术的瑰宝 ——评《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的出版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为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该书已于2017年5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2018年4月重印。该书是胡广跃先生根据任城王墓黄肠石原石的拓印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对于这些题刻作了基本分类，并结合史书记载作了释文，是目前为止收藏资料最全、最具权威的研究成果。作者胡广跃，为山东省济宁市汉任城王墓管理所副研究馆员，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济宁肖王庄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以及《济宁汉任城王墓》《石头上的中国画》等学术作品。
任城历史文化悠久，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称，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济宁汉代碑刻是众多文化遗存中一个璀璨的明珠。任城王墓位于山东济宁市北郊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肖王庄村南，墓主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孙、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任城王墓出土黄肠石约4500石，其中有铭刻者近800石，在全国实属罕见。这些黄肠石题刻的出土为研究两汉时期的墓葬制度、行政地理、社会状况等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载于《汉书 · 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其后，《后汉书· 梁商传》注引《汉书 · 音义》释为：“以柏木黄心为棺，黄肠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为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这些墓题凑结构是用柏木（或楠木）层层平铺叠垒，题凑四壁所叠筑的枋木（或条木）完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称为题凑。黄肠则因用剥去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题凑石墙”或“石材题凑”墓大都出现在东汉初年，为西汉“黄肠题凑”葬制演变产物。黄肠题凑墓在东汉时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以石材取代木材。
任城王墓墓室用砖砌筑，四周加围石块作墙，顶盖石块，学界称为石材题凑墓，石材称为黄肠石。
一、黄肠石题刻的内容
任城王墓的建筑石材，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整齐划一，石的四面都用錾道做出几何图案，从每石的大小形状上分。每石的装饰图案不一。文字大部分刻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叠压面）。每石文字最少一字，多数3 ～ 5 字，最多11字。其内容主要是工匠和送石者籍贯姓名，数字尺寸，另有官职、作坊、吉语等内容，计有785石。分别为：（1） 工匠或送石者籍贯姓氏人名，如“邹石治张”“金山乡吴伯石”“富城曹文”“山阳高平钟生”“番张尉”等；（2） 石块尺寸、编号、指向标记等，如“尺一”“尺”“九寸”“十八”“十”等；（3）刻官吏名或其它，如“邹祭尊石治张”；（4） 刻治石作坊名称，如“金乡匠斋”；（5） 刻鱼的画像，如南壁甬道以西南墙石上有阴线刻鱼图和“蕃张尉”鱼图组合等。另外，还有类似今天的广告词，如“无盐石工浩大”“须昌沐孙有大石十五头”等。
二、汉任城王墓题刻众多，工匠来自不同地方，题刻出自50余位书刻匠之手，故书刻风格多姿多彩。
现依其书法作风，可将题刻作品分为四大类：
（1） 工整类：这类作品讲究字的笔划、结体和行气的整体统一，字体较规整。如“东平陆唐子”“东平无盐”“邹祭尊石治章”“邹石治章”“鲁武央武”“鲁柏仲”“时生”等。
（2） 率意类：这类作品雕刻随意，笔画不计长短，笔势左右开张，结体或纵或横，即随字形而变，以横势为多，自然活泼。如“富成曹文”“富成徐仲”“山阳高平钟生”“金乡陈能”“金乡韩光”“薛公伯当”“马初”“金乡马初治”“鲁柏元仲华”“金山乡吴伯石”“鲁央武”“高都石”等。
（3） 拘谨类：这类作品字体较小，雕刻生疏，笔画拘谨或增笔或减笔，字间无顾盼。如“鲁国文阳张鱼石”“薛颜别徐文”“平陆孙少”“鲁石工伯华”等。
（4） 飘逸类：这类作品似经过书丹，用笔精到，有波挑笔画，线条有张力，结体宽博，笔势开张，飘逸波笔尤其如此。与简牍中的作品较为相似。如：“须昌沐孙有大石十五头”“伊意”“无盐逢”“孙”“下邑”等。
汉任城王墓题刻除了按其书写风格分为四类外，题刻中还出现了特殊字体：
简化字或异体字，如“题凑石墙”北墙石上刻有“富城曹文”中“曹”写为“乙”，东墙“金乡马初治”中“乡”写为“B”等；反刻字，如“须昌”、“邹石治章”中“石”、“邹祭石治章九寸”中“九寸”、“任城夏侯儒”中“任城夏侯”、“鲁国文阳张鱼石”中“石”、“田仲文”、“生珥石”中“生”“石”等。
这些简化字是否在当时民间通行不可得知，但对繁笔字尝试变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反刻字在徐州土山汉墓黄肠石题刻中亦有发现，但只是个别字，本墓出土“陈能”反刻石为来自金乡县工匠名，从字体上看似乎经过书丹，用笔精到，结体平正，书写熟练，明显是有意而为之。
三、黄肠石题刻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题凑石墙”用打制规整的方石垒砌围绕前后室，其形制同“黄肠题凑”，它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墓葬结构和墓葬制度有重要的意义。第二，黄肠石题刻内容涉及东汉时期封国郡县，对研究当时行政区划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铭刻地名与《后汉书· 郡国志》相对照，其中包括任城国及相邻的封国、郡、县名27处，计有任城国的任城县，东平国及所属富成、无盐、须昌、东平陆、章县，鲁国及所属鲁、邹、蕃、薛、文阳县，梁国（郡）及所属睢阳、宁陵、下邑、薄、已氏县、鄢县、榖孰县，山阳郡及所属金乡县、高平侯国，沛国的滕（公丘）县，较远的县侯国2处，有常山国的都乡侯国，上党郡的高都县。这27处地名，对考证东汉地方行政制度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成为推断墓葬年代的佐证之一。第三，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反映了汉代的“物勒工名”制度。题刻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工匠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墓主对产品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的依据，同时确认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惩罚的对象。第四，任城王墓因黄肠石题刻众多、书写风格多样，对于研究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任城王墓题刻前一般不经过书丹，而是由石工捉钻子镌凿。因刻者众多，故风格多样，为东汉民间常见的实用性文字，它代表了当时民间书写主流。
汉代书体从战国发展而来。西汉时期存在着多种书体，隶书是汉代实用的书体，可分为典型隶书、通俗隶书两大主要类型。典型隶书笔画有明显的波挑，用笔婉转精到，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如《礼器碑》《乙瑛碑》等，而通俗隶书用笔率意自然，笔顺径直，无波挑，结体多取纵势，书写简捷通俗。任城王墓题刻作品，应属汉代通俗隶书类型。
通俗隶书大体经过了萌发、发展和鼎盛三个阶段。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通俗隶书是书坛上的主角，在书写上变篆书的圆折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结构上变长圆为横方。西汉武帝至东汉初期是隶书的发展时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丰富笔画这一中心内容上。通俗隶书除个别字的笔画保留篆意外，其基本笔画均是朴实、率意、径直、无波挑的，结体方正自然无成法。从东汉章帝起至汉末，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期。此期典型隶书发展最为快，用笔周到，波挑分明，更加庄重飘逸。通俗隶书依然保持着笔画朴实、劲健、率直和无波挑的特点。任城王墓题刻，正处在汉代书法鼎盛期的初级阶段，这些题刻作品无不充分表现出此时期的特点。
任城王墓题刻，因处在汉代书法鼎盛期的初级阶段，上述分类中的特殊字体应是隶书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必然产物。因此，任城王墓题刻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体现在文字发展史上。
任城王墓发现黄肠石题刻较多而集中，由于黄肠石主要用于汉代帝王和诸侯王陵墓，其题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为研究帝陵和诸侯王陵分布、丧葬制度和探索黄肠石生产管理制度的重要原始材料。
此书的出版，既给学界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又能获得系统的专项知识和有益的启迪，同时对古代金石材料作了考古的补充和分析，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