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驯化——关爱农作物野生近缘种及谱系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marginal-domestications-crop-wild-relatives-and-caring-for-genealogies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分类、保护与利用获得了新的关注。在这种关注的推动下，野生种子的储存已经与育种科学和农业实践相互融合。农作物野生近缘种能够为驯化物种提供新的抗旱、耐盐碱或抗虫害能力，因此被反复重申其“有望为适应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并为制度化收集、育种的跨国项目奠定了基础。已被驯化的植物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它们的野生亲戚来拯救，但这会对野生种子库、野生与驯化植物之间关系性的成为（relational becomings）会有什么影响？又会怎样影响由育种者和植物学家所制定的知识性的照护制度？
农作物与它们的野生亲戚（图源：www.cwrdiversity.org）
要被叫作野生近缘种，一种植物必须与驯化作物具有亲缘关系并能进入农业的“预育种（prebreeding）”【1】关系，或者能够与驯化植物进行试验性的杂交。农作物野生近缘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们出现在1960年代酿酒葡萄抵御根瘤虫的进化历史中；出现在19世纪对抗肆虐欧洲的马铃薯枯萎病的历史中；也出现在20世纪早期甘蔗的改良中。
然而，科学的专业化导致应用性的植物育种学和植物科学间的壁垒日渐加深：前者主要研究植物基因库，并以食品与农业政策为导向；后者局限于植物园，并以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环境目标为导向（Eastwood等，2015）。2011年启动的“农作物野生近缘种项目”（The Crop Wild Relatives Project）【2】，由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Crop Trust）和千年种子银行计划（Millennium Seed Bank）共同管理（Dempewolf等，2014年），代表着一种试图弥合这一缝隙、使农业与自然保护重新结合的尝试。这一项目对保护实践具有强大的变革作用，如今，保护优先级和目标物种可以根据它们与驯化植物的亲缘程度被重新评估。
然而，“农作物野生近缘种计划”带着历史悠久的殖民植物学管理的烙印，它还使保护生物学陷入了圈禁、价值榨取、以及集中化商品化生物资源生产的议程当中（Montenegro de Wit 2016）。与此同时，围绕农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的实践也动摇了有关“野生”与“驯化”的根深蒂固的定义，迫使人们重新关注（和关照）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进化及它们赖以繁殖的边缘空间。栽培作物与它们生长在农田边缘小块土地上的野生亲戚原本存在丰富的联系，但全球化的农业综合企业逻辑切断了这种联系。在千年种子银行和国际机构，科学家们需要尝试弥合两类科学的鸿沟，并重建这种联系。栽培作物必须借助野生植物的韧性，野生植物的韧性已在各类困难环境中饱受考验；农作物野生近缘种必须被纳入农业安全管理当中，在那里它们将受到保护，免于灭绝。除了关注跨类别的韧性特征与模式之外，科学家同样关注生命与物种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权力操作不仅在生命形式之上而且也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着。
因此，农业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和预育种发生在各种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农作物近缘种进化的杂草丛生地带。科学家倾向于在这些边缘地带将农业与野生近缘种联系起来，在实验中设计新的物种间关系时，他们被要求发展出新形式的照护、关注与知识。事实上，农作物野生种将植物学家和管理者带入未曾预料的旅程：在梦想成为农民之前，他们似乎先要（再次）成为猎手。即使是“农作物野生近缘种计划”这样投入了广泛努力的项目，充其量也只能得到不确定的结果，例如，野生香蕉等顽固的物种拒绝在异地人工条件下发芽出足够数量用于预育种时。此时育种者也只能回到田间地头，短暂而紧张地在狭窄的生态位中寻找具有特殊抗性的植物——正如不加批判的采掘主义叙事中所描述的：“狩猎”，为了寻找新形式的耐旱性。（参见：https://www.cwrdiversity.org/wild-about-bananas/）
科学家们在收集野生近缘种后，进行异地预育种（图源：同上）
农作物野生近缘种还揭示了西方科学知识中根深蒂固的空缺：有关植物生命的意外与异质。这迫使科学家进行类似法医的工作，通过拼凑所剩无几的本土的农业实践和细致的田野观察，去理解过去塑造甜菜的种间相互作用，恢复已经失去的有关甜菜繁殖能力的知识（Tamrat等，2020）。因此，采集和预育种成为了具有困难种间关系的领域、同时也是潜在的（农作物及其近缘种）相互影响的公共空间；在这里，野生近缘种的重新驯化无法获得确定的结果，生物学家必须不断重新进行驯化与相互捕获的每一步。
农作物近缘种保护计划勾勒的宇宙观中，“驯化”既是一种排序的策略，也是一种有争议的类别，需要被质疑和重新协商。人类活动长期向边缘地区扩展使农作物近缘种保护项目无法长期维持：项目的生命力取决于野生近缘物种的持续进化能力，以及在面对环境变化中发展出新的适应策略。农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的本质悖论正在于此：农作物近缘种的生存空间完全被驯化所吞噬，它们被整合进入同质化的集约化农业景观，那么野生种能够提供的益处最终将枯竭和消失。如果育种专家和植物学家希望对亲缘血统展现出关爱——为了保留应对环境干扰的可塑反应能力和潜力、以及跨越驯化过程中产生的性状交换，他们必须投入保护农作物野生近缘种赖以生存的边缘空间的实践，以动摇霸权主义的驯化项目与叙事——而他们自己却正参与其中。
虽然参与了暴力的开采和管理行为，农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仍然凸显出当代驯化是如何在科学环境中快速扩张的。它同时凸显了对这些过程的命名为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些过程如何能够促成或阻止响应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Despret 2004），如何接受或者拒绝复杂而相互依赖的野生世界（Morizot 2018），以及如何巩固或改变基于不断扩展荒野边界和英雄驯化叙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
Dempewolf, Hannes, Ruth J. Eastwood, Luigi Guarino, Colin K. Khoury, Jonas V. Müller, and Jane Toll. 2014. “Adapting Agriculture to Climate Change: A Global Initiative to Collect, Conserve, and Use Crop Wild Relatives.”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38, no. 4: 369–77.
Despret, Vinciane. 2004. “The Body We Care for: Figures of Anthropo-zoo-genesis.” Body & Society 10, no. 2–3: 111–34.
Eastwood, Ruth J., Sarah Cody, Ola T. Westengen, and Roland von Bothmer. 2015. “Conservation Roles of the Millennium Seed Bank and the 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 In Crop Wild Relatives and Climate Change, edited by Robert Redden, Shyam S. Yadav, Nigel Maxted, Mohammad Ehsan Dulloo, Luigi Guarino, and Paul Smith, 173–86. Hoboken, N.J.: Wiley.
Montenegro de Wit, Maywa. 2016. “Stealing into the Wild: Conservation Science, Plant Breeding and the Makings of New Seed Enclosure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4, no. 1: 169–212.
Morizot, Baptiste. 2018. “Le devenir du sauvage à l’anthropocène.” In Penser l’Anthropocène?, edited by Rémi Beau and Catherine Larrère, 249–64.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Tamrat, Solomon, James S. Borrell, Eleni Shiferaw, Simon Kallow, Rachael M. Davies, John B. Dickie, Gizachew W. Nuraga, et al. 2020. ”Germination Ecology of Wild and Domesticated Ensete Ventricosum: Evidence for Maintenance of Sexual Reproductive Capacity in a Vegetatively Propagated Perennial Crop.” bioRxiv: 2020.04.30.055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