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重大损失！ ——深切缅怀梁培宽先生 （附梁培宽先生访谈录）
思想上精神上走近先父的过程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访谈录
张建安
一、“文革”后，梁漱溟著作最早出版的情况
张建安：令尊梁漱溟先生已经辞世30年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仍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影响着当今社会乃至以后的时代。他的书仍在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出版，有的是单行本，有的是合集，还有全集，均拥有众多的读者，不少还是畅销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很多书的整理出版，比如《梁漱溟全集》、《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等等，您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不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您似乎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使命来做的。
梁培宽：我心中本不曾有从事编辑整理先父遗著旧著的任务。“文革”之后的1979年，先父约我表哥晓青与我和我的弟弟培恕，商谈解放之前已出过的书与已写成而未曾出版的书怎么出版。议论后并未提出什么办法。可是对我而言，我开始明白我有这个责任了。可是起步并不顺利。1980年某出版社（名称已不记忆）来约稿。我曾推荐先父《我的自学小史》给他们。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可离开后再也不与我们联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可能因为梁漱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吧。
张建安：您父亲主动约你们商谈他的图书出版问题，可见他对这件事很重视。
梁培宽：我父亲当然一直很关心他的著作能否公开发表。1979年的时候，解放前写的一概没有出版，解放后新写的更没有机会。当时觉得政治形势可能比较宽松一些了，他就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说不上来。比如说找什么出版社，先出版解放前的，还是先出解放后写的，都不清楚。
张建安：什么时候有所突破？
梁培宽：1983年。真正起步的第一部，是《人心与人生》的出版。当时看到一个消息，上海学林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就是作者出钱，它可以给你出版。我们就找学林，要出《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之前没出版过。学林听了以后，最初很积极，可是没有签合同，而且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们问：“你究竟是什么想法？是要出版这本书、订合同呢？还是有改变？”学林的编辑就透露，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上海出版局还有意见。然后他就提了条件：印数限二千本，限内部销售，不得出大陆。对于这些条件，我们觉得不合理。出书自费，我愿意多赔，愿意多出，印多少册我们是可以做主的。对不对？这是第一。至于内部销售，你可能知道，那时候新华书店有个内部书店，需要有一定的证件，一定的级别，才可以到那个书店去读去看。对此，我们也不同意。因为我们这书印好了以后，是准备送很多单位，包括海外的。我要送的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不一定可以进内部书店。我们自己把它寄给某个人，特别是寄给海外，也违反这个规定。这样一来，出版社就研究该怎么办。磨蹭了一阵，后来还是松动了。一是印数可以放宽，二是你送人，没有限制，包括海外的。历时约三年时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张建安：您说要寄给海外，寄给一些什么人什么机构？
梁培宽：寄得不多。
张建安：《人心与人生》后来出了很多版，最早的那本还有吗？
梁培宽：不太好找，不在这儿。最早的那本书出版，实际上还有很多曲折。我父亲写的原稿是竖着写的，现在要横排；他写的是繁体字，都要改成简体。因为要出版，就全家动员，我抄一些，其他人也都抄，然后凑起来。抄一次，错误就多一些。当时校对工作也跟不上。印出来以后，差错不少。倒是没有什么大错。比如说，没有将“不是”写成“是”。这样的错误没有。
张建安：没再找其它出版社吗？
梁培宽：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之前，我们曾把这个稿子拿到香港去。《明报》有个出版社，他们很想出这本书，但是有意见，说：“你这个东西，不应该跟政治人物搅在一起。”因为这本书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稿子里面说到毛主席，引毛主席的话。我父亲一直独立思考，但他不能离开大环境的影响。《明报》出版社希望我父亲能修改一些内容。我父亲的答复是“不能改。我负责。错了对了，都是我的事”。最后就没在那儿出版。稿子退回来以后，我重新翻开看了看，觉得确实有一定问题，就给改了一些。改的时候，当然跟我父亲商量了。比如，书中直接写毛主席怎么说怎么说，改动以后，毛主席这几个字不出现了。又比如，文中提到毛主席《论持久战》里头有一句话，就改在脚注里说这是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中的话；如此之类。
张建安：嗯，用这种方式。
梁培宽：就是拐了个弯，用这种曲折的办法，算是抹过去了。这样才出版。当然，整本书并没有改变我父亲的意思，他怎么说还是怎么说。不过引用的方式比较曲折一点。如此之类的办法，算过关了，才在国内可以印了。
张建安：即便如此，能在“文革”时候写出那样的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梁培宽：因为他一直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那时写文章，引用毛主席的话已经是惯例啦，大家都习惯了，看起来平常得很，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经过处理后，《人心与人生》就正式出版了，还一再加印。
张建安：还是自费出版吗？
梁培宽：自费出的。不过后来印得多了以后，稿酬就多了，自费出版的费用基本上都退回来了。当时自费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那么多现金，没那么多存款。
张建安：怎么解决？
梁培宽：他90岁生日的时候，中央统战部请客，我们家属也都去了。我父亲跟统战部的副部长说：“我出书，现在存款不够，希望统战部给点补助。”后来其实没要。当时我的后母已经故去，她的箱子里有几张存单，她没有说，我父亲看见了，觉得这个钱可以用，就取出来汇给出版社。统战部虽然答应给补助，但我们没有再跟他们联系。他们也许是觉得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管了。反正这书出版了。
张建安：令尊在世时，还出过哪些书？
梁培宽：1988年，首都师大出版社出了《梁漱溟学术精华录》，是我经手编的第一本。那个时候，我父亲就不管这些事情了，都是我来弄。比如我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选一些内容，不是全选，是选几章，然后跟父亲说一下，他觉得可以就收入。还有一些短篇，我认为能代表他见解主张的，也选，这么凑起来。另外，有个中央教育研究所的出版社，出版了《朝话》。但是出了不少问题。第一个，错误多。那时出版社的人怎么那么马虎？说不清。不是少一两个字的事，有的少一两句话。第二个，出版社自主改动，对作者缺乏起码的尊重。比如《朝话》前面有我父亲1939年亲写的“增订版叙言”，还有1937年首次问世时辑校者写的“辑校说明”，编辑的人把这些都放在最后了。哈，你这么处理，应该问问作者吧？可以问问合适不合适。他们根本不问就自作主张，印出来以后一看，就这样了。
张建安：令尊晚年时，您还做过哪些工作？
梁培宽：有时还须做些编写工作。比如，先父年届94岁的时候，我替他编写了《值得感念的岁月》，那是为北京大学80年校庆而作的。由我编写的文章还有《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前后》、《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二、自述类著作的出版情况
张建安：您父亲的自述类著作出版了多种，不少都是您辑录汇编而成。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培宽：1987年。当时我父亲还健在。应漓江出版社之约，出版了第一本，书名是《我的努力与反省》。这第一本也是我父亲能亲见其自述类文字结集出版的唯一一本。
张建安：以后又出版了哪些？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
梁培宽：1996年，也就是在《我的努力与反省》出版9年后，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基础加以扩充，由原来的27万字扩增到35万字。为与第一本有所区别，书名也改为《梁漱溟自述》，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1988年的时候，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来组稿，他们要推出一套“名人自传丛书”，我便又编成《梁漱溟“自传”》一书。“自传”二字加了引号，就是要表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著作，而仅是它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反映先父的一生。所收文字均出自先父本人之手，但与真正的自传著作不等同，相近而已。这是先父自述类文字结集出版的第三本。
第四本是《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这是较好的一本。因为有了前三本，就有了可供比较勘对的对照物，有了可借鉴的经验。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再度印行时，我又特地将我父亲为自己专著所写的四篇序言或后记，辑录为“我的主要著作”，增补进去，作为第四辑，以弥补原来缺少介绍著述活动的不足。同时我又将我父亲的手迹“吾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刊于全书之首，为此书再增添一点他的个人色彩，“字如其人”，以便让读者由他的字想到他的人。
张建安：《忆往谈旧录》也是您父亲的一部重要的自述类作品集。2011年，我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这本书的增订本时，还约您写了“增订本后记”。
梁培宽：那本书最早的版本也是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的，是在1987年。
张建安：同样是回顾生平，《忆往谈旧录》与《我生有涯愿无尽》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梁培宽：《忆往谈旧录》的特点是更侧重史料价值。在那本书中，我父亲自述了数十年间的亲身经历，以及与若干历史人物的交往以及个人见闻，对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半个世纪间的中国社会与历史，将不无帮助。
我父亲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在这些过程中，他一直都对萦绕在他心头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行动。对于他而言，“社会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他为“中国问题几十年之急切不得解决”，而不能不有所行动，并为此付出很多。他早年热心于君主立宪，后转而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又到北大教学。为了中国问题的解决，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前后八九年时间。1937年日寇入侵后，他又为抗战奔走，从事促进国内团结、一致对敌运动，因而有访问延安、访问毛泽东等活动，还参与了民盟创建、巡历敌后以及到香港办《光明报》等经历。抗战胜利后，他又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而四出奔走，尽心尽力。总而言之，这本书全面反映了我父亲前半生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
张建安：2006年在金城出版社再次出版时，感觉与第一版有所不同。
梁培宽：2006年再版时，我作了较大的增删，并重新编排，以便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父亲的这些经历。不过那次增删，由于我自己工作的疏失，我父亲有关记述中国民主同盟的文字竟被遗漏，实为一大缺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曾说：“八十年来我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例如我搞乡村建设运动十年，虽赖许多朋友合作，渐渐得各方广泛响应，而风气总是我开的。又如民主同盟组织的出现，固然没有各方面参加赞助不会有成，但从开头发起，以至后来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都是由我执笔。”所以说，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和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这两件事，他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对国家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缺少关于民盟的文字，这本书就是很有缺失的。好在到2008年有了出版增订本的机会，我便将遗漏的文字全部补进去。这个增订本是2009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张建安：我所编辑的那本，应该是最全的了。
梁培宽：是的。在那本书中，我又特地将《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战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和《敌后游击队区域日志》增补进去，这也是我父亲一生中重要经历的真实记录，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样经过两次增补后，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中，他主要社会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与见闻，以及所认识的重要人士，大体上就都已囊括其中了，以后便不打算再改动了。
三、前后两次《梁漱溟全集》的整理、出版情况
张建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共八卷，称得上一项重大工程，而且印了很多次，后又再版。我自己是陆陆续续将这套书买全的，最后买到的是2005年再版的第一卷。一个文化人的全集，能在逝世后一再印刷，在出版界非常少见。您知道一共印了多少套吗？
梁培宽：具体的数目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这套书出版后很合读者的需要，前后多次加印，出了约数万套之多。
张建安：这套书于1989年出版第一卷，至1993年才将八卷出齐。而您不仅是第一版的主要编者，而且再版时仍做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可以说为这套全集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先请您谈谈编这套全集的经过。
梁培宽：编全集这个建议，首先是王宗昱跟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汤一介提的，汤一介觉得挺好。因为这也可以作为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很有意义，对我父亲本人也有好处。我父亲是书院的导师，另外，他当时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主席。
张建安：中国文化书院做了一些工作，做了推动。
梁培宽：王宗昱的倡议。另外，庞朴那时候是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因为他是山东的，就跟山东人民出版社提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也答应了，签了出版合同。那时很少出书，也不叫什么出版合同，叫作出版契约。
张建安：编一个人的全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很多问题解决吧？
梁培宽：那是我第一次编“全集”，过去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也请了些人帮忙。但是怎么编？很多主意，竟然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每一卷都由我来负责。某一卷的前半部，或者整个这一卷，我推荐一个人，让他来编。比如说，第五卷，主要是关于乡村建设的，当时广西师大政治系有位副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文字收集整理研究，他跟我联系过，这样就熟悉了。后来我就推荐他，由他负责编辑，把文字收齐。那么，他就带着他的研究生去收集、抄写。因为这些文字都是解放前的，都是繁体字，都是竖排，都要把它变成横排，这就很费事了。这个工作，他的研究生，或者他们再找人一起做。等编好之后，就交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再交给庞朴最后看一遍。一般情况，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每一卷前面有一个提要，说明这卷里有什么内容，或者需要说明的。我要起草一篇文章，庞朴修改，当然他可以不改，有的时候他要修改。等他看完后，这才送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就此照排。流程大致就是这样。
张建安：第一次就是八卷，是怎样整体规划的？
梁培宽：那个时候，山东人民出版社也从未有出“全集”的经验，没有这方面的意见主张，结果呢，就听我的。我只能摸索着干，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什么呢？前几卷都是专著，一本一本的专著，先后序列，按实际的时间顺序走。比如《东西文化与哲学》出版最早，就算第一本，放在第一卷里头。但是不一定一本就是一卷，因为每一卷都需要有一定的量，可能包括几本专著。第一卷装不下了，就第二卷，也是专著，专著之后，就是短篇文章。短篇文章按年代排列，有的厚，有的薄，但是大体上有一定数量。文章排完后，就是读书笔记、日记、书信，都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这样比较好处理。
张建安：这个过程挺费工夫吧？
梁培宽：三年的努力，全靠实干硬干。我常常早起看汇集的文稿，有时晚间也干，就是为了早发稿给济南的“山东人民”。
张建安：听说您现在已开始第二次编《梁漱溟全集》了，这次在哪个出版社出版？
梁培宽：增订版《梁漱溟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接受之前曾生波折。高教出版社先抢此工作，开始约半年后，由于高教出版社领导换人，指示应放弃全集工作，叫停。这时才开始与中华书局联系，最终正式签约。目前正进行增订新版全集工作。已进行了约三年，从目前情况看，大概还须三年。那时我就九十五六岁了。
四、“在思想上精神上与父亲拉近了距离”
张建安：在整理出版您父亲著作之前，您对他的思想、作品熟悉吗?
梁培宽：不熟悉，没有过问，也不关心。我原来是学理科的，对他的许多见解和学术思想，并不懂，也觉得太难了，有畏难心理。
张建安：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整理他的著作？
梁培宽：1986年我退休后。我是1925年出生，也就是说是在60岁出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
张建安：是不是可以说，重新整理父亲著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他、理解他的过程？
梁培宽：当然啦。他这些作品，越整理就越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但总的来说，还是了解得越来越多。
张建安：应该是越来越清楚了吧，怎么会了解不够？
梁培宽：比如说《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实际上我父亲对《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包括他的序言，我都看过不止一遍，现在再看，就知道他那个话是什么，更清楚了。
张建安：比方说？
梁培宽：比方说，文化这个词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无所不包，可是他这本书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他说文化无所不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本书并不是泛及一切，这本书特别就中国的社会人生来讨论。只讨论中国的社会人生，着重讨论人生态度、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重点在这里头呢。
张建安：他有他自己的观察，从他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梁培宽：对。不是无所不包的。另外我又查过他给别人写的信。他在信里告诉别人读《中国文化要义》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他说我的这个中国要义，着重的是讨论中国社会结构。不过书信或者日记里提到怎样读《中国文化要义》，都是一两句话，零零碎碎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谈话，我当时有个记录，也专门说到《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
张建安：书信、日记、谈话，可以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了解梁先生以及他的思想。我买了上下卷的《梁漱溟日记》，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
梁培宽：去年11月，《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卷也出版了。
张建安：我记得199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过《梁漱溟书信集》，并不厚。新的书信集跟以前的书信集有什么不同？
梁培宽：书信的数量要多很多。另外就是，以前收集的，多半都是他给别人写的信。这次书信集，有大量别人写给他的，特别是他的学生、他的朋友给他的。
张建安：都是您这些年搜集到的？
梁培宽：别人给我父亲的信，绝大部分他自己存着。他很看重他的朋友、他的学生给他的信。当然他当时也没想到要发表，但是他觉得这些信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因为这跟他的生活搅在一起。他存起来，有时也把一些旧的信拿出来，批一批。现在印的时候，也把他批的内容印上去。当然，包括日记，他也没想着要发表。
张建安：第一次发表他的日记时，他在世吗？
梁培宽：不在世了，第一次发表的日记编到全集里去了。“文革”期间丢了一些，损坏了一些，有多少算多少。
张建安：您父亲很重视与朋友的相处。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他与朋友们的交往，用的标题是“求友”。
梁培宽：他喜欢用的词是亲师取友。一辈子也这样做了。他亲师取友到什么程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家庭，是指一般的家庭，妻子呀，儿女呀，上辈呀，这一家子。这是一个家。但是还有一个家，就是老师朋友们在一起。
张建安：朋友在处即我家。
梁培宽：对，他很看重这个东西。过去他在自己家里的时间，常常不如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中华书局出了一本我父亲给我后母的书信集，这信并不是我们要拿出去发表的，是文物流传在卖呢，估计是“文革”期间抄家时拿走的。你从这本书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我的后母在北平，准备到四川去，还没去，我父亲答复他：“你来了以后，我还不一定住在家里，因为我还要跟我的学生在一起。”先说清楚。他一直是这样。
张建安：他还喜欢“共学”。就是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也是一同学习的过程。
梁培宽：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一个人呢，常常看不上自己，问题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之后又难以改变。这就需要在和朋友的相处中，互相补益。
还有一点，他对别人采取包容的态度。包容，就是即便你反对我，不赞成我，与我的意见不一致，我也要包容你。
张建安：梁先生早期就是这样。比如说对梁启超，他一方面提出我尊敬你，但另一方面要在书中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同样，如果别人这样对他，他也会采取包容的态度。
梁培宽：“文革”期间，冯友兰先生批孔，我父亲当然不同意，但是他在会上没说什么，日记里面也只说，可叹，令人叹息。还有一次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孔座谈会，我父亲去了，没有说什么。季羡林、冯友兰先生也去了，还有工农兵学员。我父亲的日记里写了这件事，就是说这些人胡说一气，但没有指明姓名。在家里头，在家人面前，他也不会去说三道四。他只是表示我不赞成，这样做很不好，别的不发挥。
有一位温州的朋友，他来北京见我父亲，谈了很多问题，后来就聊天，问我父亲，说社会上流传了很多郭老、郭沫若的话，都有微词，都有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然后就问我父亲：“你对郭老怎么看？”我父亲回答：“那是个才子。”就一句话结束了，就说这是他的特点。
张建安：这已是“文革”后的事吧？
梁培宽：是“文革”后。不谈，就是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毛病。总体而言，这种事由他自己反省去就是了。你又不是当面跟他谈，背后说来说去，这有什么用？你对他有什么帮助呀？没有。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听不到。那你为什么要说？无非是当笑话说，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话，没什么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张建安：但是艾恺来采访他，就是一个外国学者来采访他，他对很多人做出一种评价。
梁培宽：不过他那个评价常常是观点。比如说冯友兰，他就说不是儒家，并没有说他在那批孔如何如何。他只是说，如果他是儒家的话，他不会这样做。对不对？我看他是老庄的这一流。他是这样。那个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他只是限于这个。
张建安：反正他是不会做人身攻击的。其实我看他对冯友兰的学问还是很看重的。所以他经常说冯友兰是他的学生。
梁培宽：对。千家驹，你知道吗？
张建安：知道。他不是很敬重您父亲吗？
梁培宽：但是他不同意我父亲在乡村建设方面的主张。我父亲故去后，千家驹不是还写文章吗？就是我父亲在桂林，他也在桂林，过年的时候，大家还见见面，拜年。我父亲觉得这样很好。他不会因为千家驹过去反对他，而在心里有这个疙瘩。没有这个。
张建安：他的心胸很开阔。
梁培宽：我们还是朋友。
张建安：我在一本书中还引用了千家驹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梁培宽：他对我父亲的见解主张不赞成，但是对我父亲的人品很赞成。也就是这个意思。
张建安：您父亲对待朋友和学生都很厚道，那么他怎样对待自己？
梁培宽：他是严于反躬自省，不容自昧。包括批林批孔，包括讨论宪法，他就强调一个，不容自昧。就是说，我心里明白，这个瓶子是白的，我决不能说它是黑的。我只能说它是白的。如果不许可，我可以不说话。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情况不允许你去说。你就不说，但是如果说，非说不可，我只能如实地说。不能够含糊其辞，不能够瞎说。他就说不容自昧。就是平常所说的，不能自欺欺人。
张建安：其实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梁培宽：对。
张建安：所以说他这个人特别认真，完全是言行一致的这样一个人。也正因为这样，有人说他是最后的儒家。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影响会是哪些？或者从您自己的角度，您觉得他哪些方面是最有价值的？晚清民国出了很多大学问家，但隔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像您父亲这样有影响力的，非常非常少。
梁培宽：有人说，一个人呢，有成就没有成就？能不能站得住？要从三个方面衡量，就是：立功、立德、立言。
立言，比方说他的思想、他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原创性，是他提出来的，是他看到的。这是一方面。立德，就是他的为人行事，经过的这些事，大家看见都点头，说这样好，这样做不容易。
现在更多的人，是从立德的角度来看我父亲的。首先是知道他，但对他的那些见解主张，并不是很清楚。可是，他这个做人的态度，如此认真，如此不苟，还不能不点头。确实更多的人是从非常直观的事情这个角度看他的。比如批林批孔的时候他怎么样，关于宪法问题如何？1953年的时候大家感觉他要跟毛主席叫板，如此之类。对于这些，大家印象深刻。虽然说不清楚太多道理，但是这事一说，大家都理解。他能有这样的表现，而且他是一贯的，不是一时的，那你不能不承认。所以现在很多人比较承认他。有一部分人仅限于此。就属于立德这方面。
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承认我父亲品德上的一些长处，就想进一步了解他有什么思想，有什么主张，他的学问如何。那么，再去看看他的著作。
但是立功就很难说了，就不好评了。你比如说，关于乡村建设，有人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就提到有一个问题，说我父亲搞乡村建设，在邹平前后七年，可是后来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根本不提了。那么请问，就这段工作而言，他的成败如何？是成呢？还是败？还是成败对分？就像你干件事，干件比较重要的事，结果你算干成了没有？干得怎么样？要有个评价。这就是一般人很容易想的一个问题。我就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没法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实验，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可以做出来的。你想，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这个实验要二十四小时才能完成，但是今天晚上因为断电，实验停止了，结果呢，今天忙了一天，明天得从头来。这个实验是需要连续做的，可是没有做完就突然停止了，你说是成是败？不好说，没法说。
他搞乡村建设，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他在山东，没有日本人来，他一直做下去，再做个十年二十年，到那个时候，哪些地方是可取的，哪些地方是走不通的，就好说了，也就可以说了。可是现在没法说。
后来呢，我看我父亲的文章。他说：“抗战起来，山东工作已经停了，就没法做了，全部停了，人也散了。”他说我在山东，也就是找这么一个地方，试做一些研究，开开风气，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来关心这个事。你也可以根据你的见解主张去做这方面的事，不一定跟着我做，不一定都相信我的主张。大家都做，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事。他说：“我忙乎了这么多年，也就是这么个结果。”
张建安：就是大家都关心起来了。
梁培宽：是呀，关心起来了。而且上世纪30年代，各地的乡村建设开展得相当蓬勃。他跟我说过，那个时候要召开农村工作讨论会，很简单，就是在报上登个启示，说我在哪个时间什么地点开这个会，想要来的人报名。没有邀请函，你愿意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来回路费你自己负责。你在我这儿开会的时候，食宿我来管。如此而已。结果来了很多人，各方面的，搞教育的、搞农村工作的、搞合作的、搞救灾的、搞慈善事业的，各方面的人都来了，后来还成立一个乡村建设学会。有人把“学会”错写成“协会”，写错了。协会之间有时候还有一些互动，有些共同追求的东西，而我们学会，在一起就是讨论，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同看法，就到此为止。可是有段时间，有些人就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后来搞不下去了，因为他搞这个是为了地主阶级，而农民阶级始终是受剥削的，所以他这个是死路一条。抗战起来结束了，那也是必然的结果。
张建安：这是什么时候的观点？
梁培宽：解放后、解放前都有。
张建安：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我们以后再谈。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您刚才说，他的言行受到很多人的赞成，然后有人进一步看他的著作。但我有另外的观点，比如说《朝话》，印了很多次，读者很多，像现在的读者，基本上是青少年了，他们之所以阅读这本书，可能还是能从这里面学到不少他们所欠缺的和想要了解的内容。我是经常看您父亲的书，而且有个体会，隔段时间再看，仍然能看到很多新意，他的书仍能带给我一些力量。他的一些主张，像印度哲学之类，可能很多人看不懂，不一定会了解。但是比如像《朝话》、《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等等，这样的书，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会对很多人有所帮助。尤其是精神方面、人生态度方面，会对年轻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梁培宽：现在学校里面主要是传播知识和技能，你自己头脑里头有什么问题，不管，就是灌输知识技能。这些东西，我学得多，掌握得好，然后出去就业，用得多。至于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不管。我父亲的这些文章呢，他就让你考虑考虑自己，自己脑子里的东西。
张建安：当下很多人正欠缺这些。比如说，我去年写了一篇关于“人生意义”的文章，当时就是看您父亲的著作受了启发。就说，咱们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一直不停地往前奔，不断地向外获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向内的一种追求、向内的一种省悟。这样下去，就会活得很累，其实是达不到一种真正的幸福。
梁培宽：这是《三种人生态度》提到的。现在，大家都是第一种态度——逐求。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人生态度就是欲望本位，欲望得到满足就快乐，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就幸福。得不到怎么办，就想办法得到，不考虑其他东西。只要我能得到，我就是胜利。”目前一般的人生态度就是这样。他这篇文章很重要。
张建安：所以他点出的问题，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且点出了当下人的很多问题。要不然他的思想怎么可能传播这么广？很期待新的全集能早日面世。
梁培宽：我现在的主要时间都放在全集上了，中华书局也在抓紧这方面的工作。
张建安：其实很多先贤著作的出版，都与他们的后代非常有关系。有些人的著作很有价值，但他们的后代不重视，不少著作便会被遗忘。有的出版社想出，但找不到他的后人，也无法出版。可是您不一定，如果从1988年算起，您整理您父亲的著作已经整整30年了，其间您也有身体不佳的时候，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和毅力，恐怕很难坚持这么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过程的？
梁培宽： 2015年，我九十岁生日时写了这个发言要点，谈了四个方面：一、父亲一向愿以自己见解主张向国人求教，我尽了一份力量。他著述出版正是这一精神财富回归社会；二、父亲一向愿以沟通东西文化……为使命。……如今有若干外文版出版；三、通过出版工作，我在思想上精神上与父亲拉近了距离；四、这为我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绝好机会。我愿以才智平平、又无一技之长之人，尽力而为，死而后已。至于感情，我父亲曾一再说：“一个的行动都是感情在支持，没有感情做后盾不行。”他所说的感情是指无私的感情。
张建安：以这种方式走近自己的先父，让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也从您身上能更好地了解您的父亲。
梁培宽：这确实是走近先父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编辑整理他作为问题中人、求问题之解答所写出之文字，我读了他所有的文章。《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最为重要，我一读再读，对这几本专著增加了认识和了解，这十分明显。但还不能说都读懂了。作为“走近”的另一方面，对我则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在人生态度上，我开始知道对自己是必须重视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对所有人来说是根本性问题。有的人可能不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糊涂地过一生。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的活着，我二十多岁时还不知道有此问题，更不明白正确的答案，还是糊涂地过日子。可先父在十多岁时有了此问题的产生，并试寻其答案。1919年，先父曾在《少年中国学会报告》第三期上发表《一个人的生活》，其中提到“我怎样去生活？倘我没有打好主意，我一步都走不了。”“怎样觅我们的路？怎样走我们的路？这无别的道，就是诚实，唯一就是诚实。”“自从起意思的那一天。——就是发问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生活便已开始，唯有诚实的往前走，不容休息休息，不容往左往右往后，永无歇止，只有死而后已。”“除非这'一个人的生活’完了的时候，方才拱手一声'告别了！’。”我认为，这些话与先父一生相对照，这就是他人生轨迹的写实。他一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说到做到。我无法与他相比对。我很晚才开始有这种认识，至践行是很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