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 张爱玲《书不尽言》中的我
屈指一算，我踏进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门槛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由于各种机缘，我结识了海内外不少文坛前辈，或通信求教，或耳濡目染，或仅文字交，但收获均着实不少。这些前辈已先后隐入历史，而我也已步入老年，他们的一些言、若干事，如再不记下来，恐怕真的要随风逝去了。于是就有了写一写“往事漫忆”的冲动。正好《传记文学》编者热诚约稿，那就试着一篇篇写吧，只是我文笔枯涩，希望不致使读者诸君失望。
—— 陈子善
34年前，当我把“梁京”即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影印件寄给《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编辑黄俊东时，万万没想到《小艾》的重刊会在港台地区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随着《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9月初版）的问世，当时张、宋之间关于《小艾》重刊的往来通信终于完整地浮出水面。
《小艾》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为了搜集周作人集外文而去查阅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亦报》，先见到“梁京”《十八春》（即后来张爱玲自己改定的《半生缘》）的连载，接着就见到连载的《小艾》，不禁大为惊讶，张爱玲竟然还写了这么一部中篇，我们以前一无所知。1986 年11 月，我把《小艾》影印本寄给黄俊东。黄俊东是现代文学书话家，他编过张爱玲的《张看》，还与张爱玲通过信。他对张爱玲并不陌生，因此马上回信嘱我撰一评论，与《小艾》一起在《明月》次年元月特大号刊出。我当然遵命，急就《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一文寄去。《小艾》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发表，系《明月》联系决定，我当然也无意见。
1986年12月27日，《明月》1987年元月特大号与台湾《联合报》副刊同时刊出《小艾》（后者是连载）。1987年1月5日，宋淇先生致信张爱玲说：
兹附上《明报月刊》一月份特大号刊出你在《十八春》（疑脱漏“之后”两字）的连载小说《小艾》，信内一位大学讲师的文章说得很清楚。麻烦的是台湾《联合报》副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连载……大陆方面的态度在陈子善一文中看得很清楚。我想你站在原作者的立场应该说几句话：现在《明月》和《联副》已将全文刊出，等于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文章当然越短越好，话说得越多，越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文中也不必提陈子善一文，否则正中他们的计谋，当作没有这回事好了。
宋淇信中所说的“一位大学讲师”即指我。他及时向张爱玲通报《小艾》在港台地区重刊，并建议张爱玲对这部小说略作解释。但他认为拙文代表“大陆方面的态度”，是有“计谋”的，显然误解了。拙文只表示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普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无法代表“大陆方面”。宋淇后来一定知道了我是什么人，曾就“褐木庐”藏书票事写长信复我，对后学悉心指点，我一直感铭。1月22日，宋淇又写长信给张爱玲：
最近《小艾》在港、台同时刊登，因读者好久没有见到你的作品，不免造成轰动，为了这事，我时常接到询问的电话。经我慎重考虑后，不如将你近来发表的作品，汇集成书……我已将（《小艾》）全文和陈子善的《〈小艾〉的创作背景》一文挂号寄上。……《联副》将比较敏感的部分，尤其最后的三分之一，加以删除。现在《小艾》从一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变成人见人爱的对象，非出单行本不可了。
1月23日，宋淇再次致信张爱玲，首句即说：“希望你已收到我于十二月廿九日寄给你的《小艾》和陈子善介绍《小艾》的文章。”（宋淇“十二月廿九日”的信未见，疑为笔误，应为“一月五日”。）到了2月2日，宋淇致张爱玲信中又告诉张：沈登恩“已将《明报月刊》陈子善一文交给《自由日报》发表”。此事我一直不知，34年后的今天读《书不尽言》方才明白。沈登恩是台湾出版家，曾长期主持远景出版公司，他后来与我成为朋友，但从未提起此事。
为了中篇《小艾》的重刊，宋淇在1987年1月5日至2月2日，接连给张爱玲写了长长短短四封信。但张爱玲因感冒等原因，迟至2月11日才简单作复，信中提到《小艾》只有一句话：“收到信只拣marked urgent 的一封搁在手提袋里，也带出带进好几天后才拆看，完全同意。”这封内容清楚的紧急的信到底指哪一封？已难查考，但张爱玲“完全同意”宋淇的处理方案，却也确切无疑。
到了2月19日，张爱玲才在第二封关于《小艾》的复信中正式表态：
我非常不喜欢《小艾》。桑弧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原来的故事是另一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王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王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少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很像美国畅销小说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产——编者加）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
张爱玲1987年2月19日致宋淇信中关于《小艾》的一段话，后作为《余韵》代序中的手迹引文
之所以抄录这一大段话，一因这是张爱玲对《小艾》的情节唯一的说明和补充，二因后来宋淇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移入他起草的《余韵》代序中，而且刊出的是张爱玲此信中这一部分的手迹，只不过把“桑弧”大名隐去，改为“友人”。以前读这篇代序，并未注意这个细节，这次重读，果然发现“友人”两字不是张爱玲的笔迹。
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请宋淇代托皇冠编辑为她“删改”《小艾》“有碍部分”，并再次明确表示：“出书的计划再妥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书名就叫《余韵》。”由此可知，收入《小艾》的张爱玲散文小说集《余韵》（台北皇冠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是宋淇代为编选并起书名，得到张爱玲的认可的。张爱玲在1987年3月28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还特意提到“还是想请Stephen 代写一篇关于《小艾》的短文，不用给我看了，尽快发表”，但宋淇没有另写，只在《余韵》代序中作了简要的交代，不过他也强调此书中“最重要的是中篇小说《小艾》，也是促成出版《余韵》的主要动机之一”。确实，单就篇幅而言，《小艾》就占了《余韵》的一半。
《余韵》出书前，张、宋通信中还有一次提到我。宋淇1987年3月31日致张爱玲信中对张爱玲笔名“梁京”的来历代作了一番分析（宋的分析已写入《余韵》代序，不赘）之后，又说：
《明报月刊》四月号转载了《亦报》上的反响，关于《十八春》和梁京的，其中有叔红两短文，陈子善说明叔红是桑弧的笔名，“叔”和“桑”用同一个子音“S”，“红”和“弧”用同一个子音“H”。
宋淇这里指的是拙作《〈亦报〉载评论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我在文中透露当年撰写《推荐梁京的小说》和《与梁京谈〈十八春〉》两文的“叔红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导演桑弧”，这是柯灵和魏绍昌两位前辈当时向我证实的，而宋淇则从这两个名字“用同一个子音”进一步作了确认。这也导致张爱玲在5月2日回信中作出如下回应：
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原来张爱玲有名的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这段话真太重要了。试想，如果《小艾》晚发现数年，乃至在张爱玲逝世之后才出土，这个秘密可能就成了永久的谜。因此，我应该为自己及时发现《小艾》而庆幸。
《小艾》事件之后，我按照研究现代作家的一贯思路，继续查找张爱玲集外文，竟然又屡有收获。在张爱玲的中学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和《国光》上，在40年代上海《新中国报》《力报》《海报》《大公报》等报纸上，接连发现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小说、散文、评论和正式登上文坛后的散佚作品，接连公之于世，以有利于张爱玲研究的拓展。当然，又惹得张爱玲不快，她1991年4月14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说：
陈子善想必就是发掘出我毕业那年的《凤藻》校刊的人。钱锺书不喜欢人发表他的少作，我简直感激他说这话。
这真是无可奈何。有必要指出的是，张爱玲所说的“钱锺书不喜欢人发表他的少作”，可能指我1989年发表的《埋没五十载的张爱玲“少作”》一文引用的钱锺书《〈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发掘文墓”这些话。不过，我的发掘触发了张爱玲新的创作冲动，也不容置疑。
1990年《明月》7月号发表拙作《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介绍张爱玲中学时期所作的影评《论卡通画之前途》和英文散文《牧羊者素描》《心愿》，还介绍了张爱玲高中毕业时所填的“一碗什锦豆瓣汤”问卷，台北《中国时报·人间》立即转载。张爱玲及时看到了，她在当年8月16日致宋淇夫妇信中作出明确反应：
《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有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上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泼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
两篇英文散文中哪篇是张爱玲“最讨厌的”，似难查考。重要的是，这是“爱憎表”这个篇名的首次出现。所谓“爱憎表”，即张爱玲中学毕业时填写的那份对六个问题的答卷，因其中有“最喜欢”和“最恨”之类的问题，张爱玲称之为“爱憎表”，十分形象。很可能她那时就起意写《爱憎表》，对所填的这份表格作个必要而形象的说明，也即再一次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因此，她在10月21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进一步表示：
现在先写一篇《填过一张爱憎表》，很长，附录在《面面观》末。
《面面观》即《张爱玲面面观》，张爱玲与宋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对照记》，是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由此可见，正在写作中的《爱憎表》原打算作为《对照记》的“附录”。张爱玲12月23日致宋淇夫妇信中又说：
搁了些时没写的长文（暂名《爱憎表》）把《小团圆》内有些早年材料用进去，与照片无关。作为附录有点尾大不掉……
可惜的是，《爱憎表》写写停停，直至张爱玲去世，也远未完成，只写出了回答三个问题的初稿和若干草稿。幸好手稿保存了下来，经过整理已经收入大陆和台湾版的《张爱玲全集》。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我当年的发掘，也就没有张爱玲这篇未完成的《爱憎表》。
《对照记》“附录”无法收入未完成的《爱憎表》，改收我于1993年5月发现公布的三篇张爱玲早期散文《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被窝》。令人高兴的是，张爱玲这次承认了这三篇散文并同意作为“附录”编入《对照记》。她在生前未能发表的《〈笑纹〉后记》一文末尾说“这里的五篇散文前三篇是一九四四年的作品，头两篇是我将《倾城之恋》小说改编为舞台剧，上演时写的”，即指此事。如果再联系她在《爱憎表》开首所说的“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就不难看出她对自己旧作态度的微妙转变。
长期以来，常有人问我是否见过张爱玲，是否与张爱玲通过信，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但是张爱玲与宋淇的通信中，两人都数次提到我。时隔多年，这个事实终于可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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