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错颅”后成植物人？家属称“索赔300万医院答应赔30万”
患者成为植物人是否手术导致？这是司法鉴定中最大的难点
文 | 辛颖 林孟筠
编辑 | 王小
图/患者弟弟章新进提供
已经昏迷450多天了，躺在景德镇第二人民医院（下称“景德镇二院”）康复科病床上的章新安，经司法鉴定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他的家属和医院一直在争议赔偿。
2020年1月1日，57岁的章新安因脑出血进入景德镇二院急诊，CT检测显示，他“头部左侧基底节出血”，需要立即进行脑内血肿清除术。
于是，章新安立即被送入手术室。在经历了两场手术后，章新安陷入持续昏迷。
章新安弟弟章新进认为，“明明是左侧出血，为什么先开右侧。从上午10点多进入手术室到发现开错，已经是下午3点多，这对我哥哥的抢救能没有影响吗？”
景德镇二院医务科副科长黄鑫则告诉《财经》记者，“医院内部已经调查过，先开右颅是由于章新安出血量大，医生紧急调整手术方案，需要开右侧。但与患者家属沟通和手术记录中时出现偏差。”
家属向医院提出赔偿要求，双方经过数不清的沟通，却始终没有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因为对家属坚称的“医生开错颅”，院方坚决否认，章新安成为植物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左颅出血为何先开右颅？
2020年元旦早上6点多，章新安在村里散步时突然感到头痛、恶心，吐了后就昏迷，一旁的妻子怎么叫他也没有反应，赶紧联系家人送医院。
此时，章新安的儿子章泽已经在景德镇二院规培实习第三年，“有个熟悉的人更放心些。”章新进帮忙联系救护车，直接开向50多公里外的景德镇二院。
两小时后，章新安被送到景德镇二院医院急诊科，检查发现双侧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原本就有高血压病史的他，此时已进入极高危的高血压病3级，头部左侧基底节出血，立刻以“脑出血”转入神经外科，准备手术。
10点40分，章新安被推入手术室时，章泽也陪同进入。为章新安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刘隆茂，第一助理是副主任医师罗云华，也是这次手术的记录者。
根据章新进向《财经》记者提供的手术记录，手术开始后，章新安取右侧卧位，垫头圈，右侧肩部被垫高。取右侧改良问号切口，露出颅骨，给右侧颅骨钻孔5枚，开颅。此时“核定头颅CT，确定脑内血肿在左侧基底节区，立即停止手术”，在请示主任医师宋波后，宋波亲自上手术台，将右脑的骨瓣回纳。
上述记录中还提到，当时医生如实向家属交代了手术情况。当天，医生又将章新安的左颅打开，清除脑内血肿。
黄鑫刚看到这份手术记录时也很困惑，他称，根据医院的内部调查，先开右颅是由于章新安出血量大，医生紧急调整手术方案，需要开右侧。
手术还在继续，但罗云华没有参与接下来的手术，在接下来的“脑内血肿清除术”手术记录中没有他的名字。这份由章新进提供的记录显示，参与医生是宋波、刘隆茂，万新红负责记录：同样是右侧卧位，取头部左侧问好切口，清除左侧基底节血肿约60毫升，止血后观察10分钟仍无出血，回纳骨瓣。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40分。章新进在晚上9点多才赶到医院，“手术过程中的沟通都是侄子章泽做的，手术中也没有医生和在家属等候区的嫂子沟通过。手术前，医生说过出血量三、四十毫升，没有那么多。手术中的时候告诉侄子说开错了”。
面对手术记录和患者家属的陈述，黄鑫解释称，当时患者出血量大，有80毫升，这时可以开对侧颅，防止“脑膨出”，这个手术方案院方也向其他专家求证过，这个理论在很多论文中也有体现，并不是开错边了。
“出血量在手术前是可以通过CT片测算的，根据图像和公示预估一个大概的值，基本上还比较准确。”一家脑科三甲医院的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在看过患者的CT片和手术记录后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是我来做，肯定会开左侧处理，通常情况下还是开同侧颅。如果颅压很高、脑膨出迹象非常明显的话，会考虑在右颅开一个孔，或释放一些脑脊液。”
《财经》记者拿到的一份手术安全核查表上，对章新安的手术部位做过两次核实，分别是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但手术医师没有在表上签字。
对手术部位的复核，各医院有严格的流程。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向《财经》记者介绍，在手术前要有四次核对，“术前，送手术的护士核对信息；进入手术室前，手术医生还要标记好手术的边侧；到手术室以后，在麻醉前还有一个三方的核对，由麻醉师、手术护士和手术医生执行；消毒后、做手术以前还要再核对一次”。
罗云华在2020年7月离开了景德镇二院。黄鑫介绍，是因家人生病离开，与这次手术无关。
无法推进的司法鉴定
经过十小时的大手术后，章新安的病情并没有稳定下来。第二天，1月2日中午11:39分，章新安的头部引流管再次出现血性液。根据当日病程记录，主任医师宋波在看过CT片后，判断术区出血量大，需要再次做脑内血肿清除术。
这次请来了南昌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江志群主刀，手术中章新安是平卧，头偏向右侧，露出左侧的头皮手术切口。手术后，章新安的脑出血稳住了，但是一直没有清醒过来。
“是否可以从植物状态苏醒，术后一两个月是关键时期。”上述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分析，错过关键期后再醒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尤其是高血压脑出血的老年人，恢复力较差，长期昏迷的恢复几率更小。
术后的几天，章新安每天都要做一次脑CT，观察恢复情况。为了能够帮助章新安恢复，住院16天后，景德镇二院提出了转院治疗的建议。
“医生说这里的高压氧舱不行，帮忙联系了条件更好的杭州明州脑康医院”，2020年1月17日中午，景德镇二院提供救护车，派医生陪同到杭州，办转院手续。
在杭州治疗四个多月，章新安还是没有醒过来。章新进和家人商量后认为，“景德镇二院是有责任的，如果一直在外地也治不好，医院的责任就更说不清了”，于是在2020年5月，自己找了救护车，带着章新安回到景德镇二院。
这一次，医院没有同意他们再回到神经外科，而是安排在康复科住院。双方开始了漫长的沟通。
“景德镇二院在手术中究竟有没有过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只能由司法鉴定机构确认。想要启动司法鉴定，前提条件是医患双方同意，委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或者提起诉讼，由法院委托鉴定。”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艾清对《财经》记者说。
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团通常会由3位—5位法医、临床专家组成，且为了避免利益关联，一些鉴定机构不承接本省的鉴定业务。不过，各地规定不同，比如江苏规定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中，临床医生比例要超过一半，且所有鉴定人员都会匿名。
章新进也咨询过律师，但最终没有选择上述两种方案，“我不是不想走法律程序，现在医院不承认有错，调解和诉讼都没有意义。我希望能尽快送哥哥去大城市治疗，打官司医院也还会找其他接口推脱责任，还不知道要拖几年”。
景德镇二院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医院内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手术中可能是存在瑕疵的，所以我们也积极跟患者沟通，但是没有第三方鉴定，医院到底有没有错还不清楚，不能随便认定医务人员的过错，也不能随便定一个赔偿金额。”黄鑫说。
艾清分析，无论手术是否存在瑕疵，医疗责任鉴定最大的难点，还是确定医院的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如果进入司法鉴定程序，手术记录法律效力其实是大于双方的口述效力。鉴定前也会举行听证会，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与答辩，最终由鉴定机构的专家团给出意见。
《财经》记者根据现有资料询问多位专家，发现他们的意见并不都一致。
上述脑科医院心脑血管主任分析，患者的病情完全符合开颅手术的条件，即便医院开错了，也不能说是导致患者昏迷的原因。从CT看，患者脑部出血量比较大，出血的位置也是功能区，“术后二次出血，我认为这些可能是导致他术后恢复情况不理想的原因”。
至于先开右颅是否会耽误治疗时机，上述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指出，“脑出血手术术前有较长延误时间，手术后病情恶化短期内又再出血的，可能会导致高血压脑出血预后很差。”
而上述脑科医院心脑血管主任则认为，脑出血的抢救时机是不同的，如果病人已经出现脑疝的症状、瞳孔散大，这就必须争分夺秒，手术越早越好，但如果仅仅是出血就不一定了，以前也有一种理论，脑出血6小时内不主张急诊开颅，要等平稳之后再开颅。
章新进也曾寻求其他的解决，景德镇市卫健委于2020年11月4日受理了他们的信访事项。接待章新进的一位邵姓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根据《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我们能建议的解决方案只有三种，双方协商、调解并委托司法鉴定、法律诉讼。对医院的调查由卫健委医政医管科负责。”
《财经》记者致电景德镇市卫健委医政医管科，回应称“这件事直接由科长负责”。截至发稿，医政医管科尚未答复调查进展。
赔300万还是30万？
章新安和妻子都是农民，此前以种地为生，有时间还去景德镇的瓷器店帮忙做点零活，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章新安的兄弟姐妹都不在村里，所以在家中90多岁的母亲也一直由章新安照顾，儿子章泽在2020年刚刚考上医学研究生，现在广东读书。
章新安陷入昏迷后，妻子要在医院照顾，家中一下断了生活来源。“在医院，每天请一个护工是220元，有时照顾不过来还需要2个护工。虽然医院承担了八、九万元的护理费，但根本不够开销的。按中国人均寿命，我哥还能活20多年，医院之前说过免医药费，赔30万元。那后续怎么治疗办？”章新进说。
2020年12月底，章新进决定给章新安做伤残等级鉴定，作为要求医院赔偿的依据之一。
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吴慧文来到医院时，感觉章新安的妻子已经很疲惫了，请了两个护工帮忙。“伤残等级鉴定，由当事人委托即可，不需要医院同意。鉴定过程中，所有的住院、手术记录我们都检查过原件，保留复印件后，再返还给当事人。”吴慧文告诉《财经》记者。
最终，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确认章新安脑损伤并遗留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评定为一级伤残。同时，他当前的护理等级为完全护理依赖，后续仍需约4万元的颅骨修补费用和两年内每月1500元的康复费用。
图/患者弟弟章新进提供
章新进向医院提出了300万元的索赔要求，但并没有告诉《财经》记者具体的算法。
根据江西省人才损害赔偿标准，结合鉴定结果，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章李估算了章新安的总赔偿金额可能超过200万，其中包括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一级伤残赔偿金、生活护理费、后续康复费、颅骨修补费用和精神抚慰金。
“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会有调整，但这是满打满算的赔偿额，最终要看医疗责任司法鉴定结果，确定医院承担责任的比例，乘以这个系数才是最终的赔偿金额的意见。”章李说。
“患者家属在不断的试探，已经从300万降到100多万元了。医院没有给出过具体的赔偿方案，因为患者家属不配合走法律程序。”黄鑫说。
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景德镇二院垫付的费用也越来越多。黄鑫告诉《财经》记者，从章新安住院开始就没有结算费用，照顾他职工家属，一直是打欠条，已经欠了60多万元，包括在杭州治疗时的10万元。但现在章泽已经毕业了，医院不能一直垫付。他们反而找媒体影响舆论，这是'软医闹’。”
“我没有提过100万的赔偿要求，也不是医闹，一次都没有去医院闹过事、吵过架，每次都是去谈解决方案的。该付的住院费会付，我要钱是给哥哥去看病，我也不是一定要这么多，但医院得先承认错误。”章新进说。
黄鑫希望能够进行医疗纠纷调解或者法律诉讼，由第三方裁定医院有没有责任，多大的责任，赔偿多少金额。
据黄鑫介绍，景德镇市卫健委、市委政法委都在关注这件事，如果患者一直不配合走法律程序，“那医院就要以拖欠60多万元医药费为由起诉患者家属了，通过这种方式走到法律途径上来。”
双方对“责任”都有自己的一本账，但这本账能否在司法鉴定中转化成现实还不能确定。
（文中章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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