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他是初唐四杰的唯一善终者，也喊出了诗人从军的最强音
武则天如意元年冬（692年），未来的开元名相张说在大雪纷飞的洛阳城送别去盈川（今四川筠莲县）赴任的好友杨炯。彼时的张说才25岁，是唐帝国当之无愧的青年翘楚，他灿烂辉煌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而那时的杨炯已经42岁了，距离他离开人世只剩下一年光景，盈川县令这一七品官的调任是他人生最后的升迁。
作为大唐诗坛最早期的偶像天团——初唐四杰的成员之一，和其他三位相比，郁郁不得志的杨炯似乎又变得幸运很多。在杨炯赴任盈川县令的如意元年（692年），初唐四杰的其余三人早已归尘归土。
写出《滕王阁序》的王勃早在16年前的北还途中落水，惊悸而死；写出《咏鹅》的骆宾王在8年前讨武运动失败后神隐人间，或死或匿，不知所终；写出“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卢照邻也因身染绝症，最终自投于冰冷的颖水之中。曾开启唐诗繁荣序章的四人组就像是争相印证“天妒英才”这四个字般，在历史长河里呼啸而来，匆匆而去，留给后世无限唏嘘。
当后来人再提起初唐四杰时，其余三人的事迹或作品总能被说出一二，但对于杨炯，我们仿佛除了初唐四杰这个头衔外无话可说。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初唐四杰中的唯一善终者，即便一生困顿、微如蝼蚁，杨炯也为大唐诗人做了证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初唐四杰通常被称之为“王杨卢骆”，但面对这样的排名次序，杨炯却说自己“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这应当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桩因为排名次序引发的舌战。
前尘种种到底如何已经无从知晓，唯一能查到的，是听闻此事的张说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张说盛赞杨炯的才思如江河滔滔，连绵不绝，其文学造诣优于卢照邻，也丝毫不逊色于王勃。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在张说心里，杨炯才应该是初唐四杰的第一门面担当。
不要小看张说这句话的分量，因为张说的身份很高，既是开元名相，又是士林领袖，而从他对杨炯如此推崇备至的态度来看，当时杨炯的名气应该丝毫不逊色于其余三人，绝不会是如今几乎被人所遗忘的清冷。
其实纵然没有张说的评价，杨炯也算得上是浩如烟海的唐诗人中难以被忽视的人物。杨炯注定不是凡辈，他来自赫赫有名的弘农杨氏分支，只不过这样显赫的出身并没有给少年杨炯带来任何优待，因为家族传承到他这一代时已经泯然众人了。
在当时还由门阀贵族垄断上升渠道的大唐，已经沦为寒门的杨炯似乎注定一生难有作为，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杨炯的崛起速度很快，快到他还是个十岁孩童的时候就半只脚踏入了大唐政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年仅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并于第二年进入弘文馆，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神童，风头一时无两。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翻阅有唐一代所有数得上名的诗人，也无人能出杨炯之右。我想当时如果有人说日后的杨炯只不过是泯然众人的草芥小官，应该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待诏弘文馆开始，杨炯的人生便渐渐黯淡下去了。
也许是超出常人太多的缘故，偌大的唐帝国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官职来对待这位神童；而对于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杨炯来说，入朝为官也太过遥远。于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起，到上元三年（676年）之间的十六年里，杨炯一直守着“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馆赋闲了十六年。
十六年的岁月蹉跎，让杨炯的神童之名渐渐被人所遗忘，本该是最灿烂的人生阶段却不得不时光虚度。而随着年岁渐长，杨炯想要有所作为的内心开始躁动，身处帝国心脏的他每日都目睹着云端之上的生活，看着文臣武将你方唱罢我登场，想象着庙堂之上的风云际会，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报国热情终于喷涌出来了。
杨炯将渴望建功立业却怀才不遇的苦闷都写在他的诗词里。
他在《青苔赋》中说：“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
借着歌颂青苔的谦和与无争，杨炯也在暗喻自己这默默无闻的十六年就像是处于深山中的青苔一样不被人所知。
而在另一篇作品《幽兰赋》中，杨炯报国无门、聊以自慰的心意则更加明显，他说：“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虽身处无人问津的隐秘之处，也从未放弃高洁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
《青苔赋》和《幽兰赋》是杨炯十六年蛰伏期间少有的几次发牢骚，即便是已经郁闷到了极点，但杨炯的牢骚读起来仍然轻描淡写，他没有王勃的旁征博引，也没有卢照邻的借古讽今，更没有骆宾王的锋芒毕露，而这大概也是杨炯区别于其余三人能得以善终的原因。
一直等到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迟迟等不到任命的杨炯终于按捺不住，选择再次进入考场，和十六年前一样，这一次杨炯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让无数学子考到白头的制举。
搁浅了十六年的入仕梦终于在杨炯26岁的时候实现了，此时的杨炯意气风发，因为即便是原地踏步了十六年，杨炯还是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但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杨炯并不开心，因为他的起点太高，如今却只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这让这位少年天才如何能坦然受之呢？
任职秘书省校书郎的五年时间里，杨炯基本就像是官场小透明般只能一边默默做着无聊的校对工作，一边继续积蓄着内心豪情壮志，以待时变。而这一次命运并没有让杨炯等太久，仅仅是五年后的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明珠蒙尘的杨炯终于在伯乐薛元超的引荐下，升任为崇文馆学士，并于次年又成为太子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成为当朝太子的内臣无论是在什么朝代都意味着名利富贵指日可待，但遗憾的是，杨炯所侍奉的太子叫李显，而李显有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母亲——武则天。
就在杨炯成为太子詹事司直后的第二年，大唐送别了宽仁的君主唐高宗李治，时任太子的李显虽然得以顺利继位，但仅仅是55天后就被强势的母亲武则天罢黜皇位，贬出长安。
突然而来的变故让原本对仕途充满信心的杨炯再度坠入深渊，但等待他的打击还远没有结束。随着李显被废，武则天彻底掌控政权，大唐的政治斗争到达了进入了空前的白热化阶段，那场让骆宾王写出旷世奇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造反运动开始了。
这场造反对于当时的武则天而言，虽然声势浩大，但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半年，但这场失败的造反除了让骆宾王下落不明、退出历史舞台之外，也同样牵连到了杨炯。
因为伯父杨德干一家也参与了讨武运动，受株连的杨炯被震怒的武则天贬去四川梓州，从前途一片光明的帝都才俊，到流落荒州的戴罪之人，在这样的人生骤变打击之下，曾经恃才傲物，敢于鄙视一切阿谀奉承之辈的杨炯变了。
梓州戴罪的四年时间里，杨炯愈发谨小慎微；即便是四年后服罪期满回到长安，杨炯也彻底失去了他的锋芒。再回到长安的时候，李唐的江山早已改换门庭，登基称帝，改号大周的武则天满意地看着匍匐在她脚下的臣子们，听着来自杨炯等人呈上来的歌功颂德文章，一切都美好得恍然如梦。
而随着一篇《盂兰盆赋》的出现，杨炯彻底背上了谄媚之徒的骂名。文采斐然的杨炯盛赞武则天“周命维新”，甚至称呼武则天为“圣神皇帝”，这些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政治正确，但随着李显重登皇位，《盂兰盆赋》又变成了后世人攻击杨炯为人不堪的把柄。
不过无论后人如何评说，这篇《盂兰盆赋》还是给杨炯博得了一次晋升的机会。就是在那年的冬天，杨炯收到了去盈川赴任的调令。离开洛阳的那天大雪纷飞，好友张说特意写了一篇《赠别杨盈川箴》勉励杨炯。
时过境迁，关于那次人生最后的高升，杨炯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的诗文来表达心境，数十年间的起起落落早已让他学会了沉默，历史留给杨炯最后的记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旧唐书》中说杨炯“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说杨炯爱民如子，至今当地还保留着杨公祠。但我想即便是杨炯泉下有知，对此他也会一笑了之。
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那个初入长安、懵懂无知的孩童，到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一身沧桑、碌碌无为的小官，所有人曾惊羡那个不世出的天才神童，也为他一生难有作为而感到惋惜，但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杨炯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其实杨炯早就说过了。
在大约三十岁的时候，杨炯写下了那篇《从军行》，从未去过战场，大半生困在长安城里的他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