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运盐的河流
运盐的河流
信息来源：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南宋末年，在抗元名将李庭芝的主持下，利用范公堤复堆河凿成了一条运盐河，名为“串场河”。这条运河串连起沿河一线10多座淮南盐场，成为便利的水上运输线。《宋史·李庭芝传》说：
凿河四十里入金沙余庆场，以省车运。兼浚他运河，放亭户负盐二百余万。亭民无车运之劳，又得免所负，逃者皆来归，盐利大兴。
由此可知串场河在淮盐生产与运输上的作用。串场河不仅“串通各场”，解决盐民的车运之劳，同时也完善了整个里下河水上盐运体系。
在这个水上盐运体系中，兴化固有的水网优势逐渐被串场河取代。清代中后期，《嘉庆东台县志》在论述串场河与兴化“众水”之间的关系时，说串场河为“众水汇归之河”，所强调的已经不是兴化的盐运职能，而是兴化的水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串场河的开浚，使得兴化县在盐运体系中的地位逐年下降，以至于到了清代中后期，兴化县几乎被排斥在整个盐运体系之外。
在串场河开凿之前，兴化境内6条主要河流：蚌蜒河、梓辛河、车路河、白涂河、海沟河、兴盐界河，与早前的捍海堰及后来的范公堤相接处，都有盐场。蚌蜒河、梓辛河下接何垛、东台场，车路河接丁溪场，白涂河接草堰场，海沟河接白驹场，兴盐界河接刘庄场。从盐业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河流与盐运有种共生关系，淮盐的外运推动了河流的疏浚，河流的畅通又促进了盐业的兴盛。
唐宋时，兴化是淮盐外运的必经之地，泰州海陵监所产海盐，大部分都经兴化境内东西向河流运出。主要线路有二：其一，经蚌蜒河。蚌蜒河又名“驳盐河”，由东台场附近西行90里，于兴化城南35里处与兴化运盐河相汇，南接卤汀河，由此往泰州，西接盐邵河，由此往邵伯。在众水交汇处设置有陵亭镇，唐代时又称“陵亭场”，主要职责为征收盐税、商税、酒税。其二，经车路、白涂、海沟等河。白驹、刘庄、伍佑等盐场所产海盐，都由上述河流运出，过兴化县治后，入兴化运盐河，而后或经卤汀河往泰州，或经澄子河往高邮。兴化县治是一处盐运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串场河凿成之后，盐运线路相应发生改变。宋元之后，经兴化蚌蜒、车路等河的淮盐逐年减少，而经串场河往泰州的淮盐日渐增多。比较清代前、后期的两部《两淮盐法志》，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康熙两淮盐法志》载：
丁溪场：南由串场河经何垛场至泰坝195里，西经兴化至高坝共221里。草堰场：由串场河至高坝290里，至泰坝205里。小海场，南由串场河经丁溪、何垛等场至泰坝196里，西至经兴化县至高坝共230里。白驹场：西由海沟经兴化至高坝240里，南由草堰至泰坝175里。刘庄场:由西南经兴化至高坝共240里，南由白驹、草堰等场至泰坝193里。伍佑场：用驳船至黄庄上大船，至兴化县60里，西南至高坝120里，南至泰坝120里。新兴场:用小船驳运所冈门镇120里至兴化，大船由兴化西至高坝120里，抵坝南至泰坝120里。庙湾场：由射阳湖至高坝360里，至泰坝480里。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载：
丁溪场:自石闸南串场河经何垛以达泰坝，共计145里。草堰场：自石闸南串场河经丁溪、何垛至泰坝145里。刘庄场:由白驹、草堰经海道口掣验而达泰坝，凡190里。伍佑场:由刘庄草堰诸场以达泰坝者，为里243。新兴场:由伍佑、刘庄、草堰、丁溪海道口以达泰坝，凡308里。庙湾场：经朦胧过盐城之沙沟绕兴化将及600里，始抵泰坝。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在清代前中期，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等，共计有8场的淮盐从兴化过境，而到清代中后期，除庙湾场盐船还经沙沟绕行兴化外，其余盐场的淮盐已经不再途经兴化。
造成盐运线路更改的原因有二：
其一，盐业专卖制度的完善。明代及清代早期，淮盐外运有两处出口，一处是泰州泰坝，另一处是高邮高坝，由此形成两条盐运线路。这两条线路各有优劣，其中往高坝的线路，优点是盐船可以经兴化蚌蜒河、车路河、白涂河、海沟河等多条河流，通行更为顺畅；缺点是沿途河道迂回，水网交织，极易孳生私盐。而往泰坝的线路，优点是只能取道串场河，线路单一，非常有利于缉拿私盐；缺点是时常会发生拥堵。清代中期，随着盐业专卖制度的完善，缉拿走私、保障盐利成为国家盐政的首要任务，相比之下，路途远近，盐运通畅等已变得无关紧要。在此背景下，清王朝对盐运线路进行调整，取消往高坝的线路，只保留泰坝一处出口。增置泰坝监掣署，主官称“淮南泰坝监掣官”。裁撤高邮巡盐千总一职。另将刘庄、伍佑、新兴、庙湾4场从淮安分司分出，改隶泰州分司，裁并兴化小海、白驹2场，拨栟茶、角斜2场改隶通州分司。自此通州、泰州分司共计有20座盐场，所产淮盐都由泰坝运出，其中泰州分司所辖11座盐场，除庙湾场之外，其余10场全部经由串场河，一年的运盐量多达数亿斤。与此相比，每年从兴化过境的淮盐已可以忽略不计。《两淮盐法志》称：泰州以北，高宝以东，除串场河外，其他河流“俱与运盐无与也”。自此，兴化彻底失去盐运中转地的地位。
其二，自然水文条件的变化。明清两朝经常坝水成灾，洪水携带大量泥沙进入里下河，兴化河道淤浅严重，尤其是承担盐运任务的蚌蜒河和车路河。明代嘉靖年间，兴化知县胡顺华在上呈给盐院的报告中说：
丁溪、草堰、小海等场盐船，俱从本县车路河经过，直抵高邮交卸过坝，赴仪秤掣，见今久旱水涸，盐船停泊陆地。
兴化河渠淤浅始于十五世纪明代初期，明显淤浅始于十六世纪明代中期，到清代时尤为严重。清乾隆初年，兴化蚌蜒、梓辛两河淤塞，清乾隆十一年（1746）兴工挑浚，所需费用由东台、兴化两县共同承担。此次浚河耗资巨大，仅东台一县，就花费白银84066两，这笔巨资是按“业食佃力”的原则，由民间自行筹集。不过即便如此劳民伤财，仍然收效甚微，此次浚河后不到两年，蚌蜒、梓辛两河就再次淤塞。而反观串场河的疏浚，则多数由官方承办，据《嘉庆东台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89）挑浚串场河，康熙皇帝颁旨，所需费用全部由国库承担，只有丁溪至白驹的37里河道由盐商出资。此后雍正、乾隆两朝，串场河的疏浚费用也常常由朝廷拨付，这表明在清王朝眼里，串场河才是盐运的命脉所在。受此影响，串场河的通行条件要远好于蚌蜒、车路等河，这也是裁撤高坝、独留泰坝的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盐运为水运，沿途河道蜿蜒，港汊纵横，极易孳生私盐。为打击私贩，明清两朝在淮南盐场及相关州县设置有名目繁多的缉私机构，有监掣所、批验所、掣验所、缉私卡、盐捕营、巡检司等。这些机构大多数都位于盐运水道上，在兴化境内的有安丰巡检司、沙沟巡检司，以及大邹、中堡2处巡缉卡口，另于戴家窑、唐子镇、湖东口、十里亭、郭家庄、瓦庄、山子庙等7处派驻有汛兵。
安丰巡检司，始置于明洪武年间，治所兴化安丰镇，地处海沟河下游。明清两朝，海沟河一直都不属于盐运要道，尤其是在盐运线路变更之后，不过安丰巡检司的地位却日显重要。这其中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兴化私盐的特殊性质。兴化作为产盐地，向来不销“盐引”，一直游离于盐业专卖体系之外，这源于官方对盐场灶户的特别安抚，即允许灶户自产自销少量私盐。明清两朝都有类似规定：“贫穷老少，肩挑担负，以盐易米，四十斤以下者，一概不许禁捕。”由此产生一种新的走私方式，一些不法商贩混在贫民中，或雇人搬运，或零星收购，聚少成多，将这种合法私盐变成了淮盐走私的源头之一，安丰镇地接盐场，民灶混杂，此类走私现象尤为严重。要打击此类私贩，需要官方对人群严加甄别，盘查面目可疑的外来人员，而这原本就是安丰巡检司的职责之一，因此到清代中后期，安丰巡检司在缉私体系中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抬升。
其二，巡检司辖区的划分。明清两朝，在淮南盐场及其周边府县设置有27所巡检司，其中17所隶属两淮盐运司管辖。这17所巡检司按地理位置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位于盐运隘口，专职缉拿水上走私，即所谓“脚私”，如白塔河、安东、狼山、宁乡等巡司；另一类分驻于各大盐场，维护盐场治安，查禁灶户私产私销，即所谓“场私”，如石港、掘港、海安、西溪、庙湾、临洪等巡司。不过兴化五场并没有设置巡检司，由此出现一段空白，而这段空白就由安丰巡检司填补，由安丰巡检司负责兴化五场的治安和缉私。与17所巡检司不同的是，安丰巡检司隶属兴化县，并不属盐运司管辖，因此安丰巡检司的职责与17所巡检司也就略有不同，17所巡检司主要为缉私，而安丰巡检司则侧重于防盗。
兴化私盐另有一种走私方式，称“艒私”，即利用本地特有的一种小渔船载运私盐，由淮扬运河偷运出境，以沙沟水网地带最为常见。沙沟附近湖荡众多，芦苇丛生，是一处多事之地。清代在此设置有时堡巡检司、沙沟巡检司，分属高邮、盐城两州县，两巡司均备有巡检快船及健壮巡役，其职责一是缉私，二是捕盗，这表明盐政并没有完全与民政隔离，两者之间始终有所交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