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2018年第3期（总242期）安顺收藏 贵州历史上的贝币与贝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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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式苗族服饰
贵州历史上的贝币与贝饰
——解飞
一、贝币
贝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有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于是在商代早期，天然贝就逐渐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的贝或两串十个的贝为“一朋”。
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商代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范围不断的扩大，中国北方因不易获得数量众多的南方海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仿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陶、石、骨、玉、铜、金等，其中铜仿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蚌贝因一出土就容易损坏，故保存完好的不多。贵州境内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不少的贝出土：
1、1972年3月,在黔西县出土贝壳30多枚，2号墓出土，长约2厘米。背面磨平，中间有孔，作穿系之用。
2、1978年，在威宁县发现一装有海贝的铜器，其中一部分贝已残损，所存完整的有20枚，总重41.8克，一般的长1.5—2.5厘米、宽1—2厘米，正面扁平，中间有缝，缝沿有齿，背面鼓凸。有17枚被磨穿，现一绿豆大的孔洞；有3枚背面磨平，无孔，保存海贝原状，与云南西汉墓葬出土的海贝形态相同。（《贵州省志·金融志》）
3、2005年冬，在北盘江下游镇宁县与贞丰县交界处的董箐小河口两遗址出土贝币一枚，为椭圆形，中间有孔，孔长1.5厘米 宽1.1厘米。（《贵州董箐考古发掘报告》，145页）
4、2012年，在赫章县出土海贝近100枚，贝壳背部均被切割平整，经鉴定为环纹贝。（《考古》2015年第2期）
贝在境内屡有出土，说明古夜郎地区在春秋、战国或更早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又据史料记载，因贝能够适应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故境内自春秋战国以后贝又能流通、使用1000余年,对贵州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贵州境内相当部分分属南诏、大理国领辖。“本土不用，凡交易缯帛……之属”。因其主要使用贝币，民间亦“以缯帛及贝交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新唐书南·诏传》）
1253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在货币政策方面仍允许云南继续用贝。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规定“云南赋税，以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三十索。”
元代，境内今兴义、兴仁、安龙、普安、晴隆等地属云南普安路总管府领辖。元《混一方舆胜揽·云南行省说》载：“交易用贝”。贝的单位称庄、手、苗、索，采用四、四、五进位制。一索币计八十枚，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虽租赋亦用之。每百索值银一两。并规定“每金一钱，值贝子二十索。”《元史·世祖本纪》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兵入滇，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改土归流，修整水利，传授内陆先进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但在货币问题上，发生了与元王朝同样的情况。大明通行宝钞不能顺利推行，银两只能用于大宗贸易，准许民间沿用贝币，规定可以用贝币缴纳赋税。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贝币不断贬值，人口不断增加，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货币需要量大增，土司纳贡一次，需用贝79，800索，约合600余万枚，贝币已完全不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但成化十七年（1481年）十二月，因今贵州西部地区大明宝钞难于通行，当局发放官俸搭发贝币，故贝币在民间照常通用。弘治三年（1490年）后，贵州矿业发展，省内虽已开始鼓铸铜钱投入市场使用，但用贝习惯尚难改变。
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春，大西军领袖孙可望进入贵州，铸行大顺、兴朝通宝铜钱，颁布“行钱令”，废贝行钱，严禁海贝流通，违者“劓（割鼻子）之”，以政治力量迫使贝币缩小流通范围。但至“国初尚用，及后制钱行而贝不行矣。从此海贝退出流通领域，改作饰物佩戴或收藏。
贝币 2012年赫章可乐汉墓出土
二、贝饰
（贵州）境内少数民族以海贝作为装饰历史悠久。
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卷之十一记载“龙里卫……境内东苗之夷，性戆而厉，男子科头赤足，衣用青白花布，领缘以土锦。妇女盘髻，贯以长簪，衣用土锦无襟，当幅中作中孔，以首纳而服之；别作两袖，作事则去之；杂缀海蚆（蚆：bā形声，古书上说的一种贝。文中的蚆，虫字旁应为贝字旁。由于电脑编辑无法显示此字，因此用蚆代替。下同）、铜铃、青白绿珠为饰。”
这是境内关于妇女用海贝做饰品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此后，境内少数民族用贝作装饰的记载不绝于史：
明万历年间郭子章的《黔记》中记叙黔南龙里卫一带“妇女朵海蚆、铜铃、药珠、结璎珞为饰”。
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大定府志》载：“披袍仡佬，性稍淳，力耕作，男子装饰无花，女子用青线杂发中而束之，青布为带袋以括发，加海蚆其上为饰，衣长仅尺许，衣上复披袍，故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第4卷 民族志》载：“平塘通州、西关，长顺代化等地苗族……年轻妇女出嫁前都将长发挽于头顶。发髻前后用若干海蚆串作‘头珠’，挂在横插的两支银簪上。胸佩8至12个银项圈，耳戴圆形银环。婚后均包兰色头帕；贵定、龙里、惠水等地部分苗族妇女服饰，即以海蚆作为主要装饰品的苗族服饰。至今，云雾山周围，即贵定云雾、昌明、沿山和龙里、惠水的一些边远地区苗族，还保留海蚆为主要装饰品的习俗。这一带苗族妇女的海蚆，主要装饰在背牌上。整个背牌长70公分，宽12公分，尾部用25个海蚆连成一串，每个背牌上装饰3至4个海蚆，配以小银铃和银制小鲤鱼等物，结缨络为饰。”
《贵阳风物志》载：“在苗族‘游方’活动中，‘射背牌’定情，算是最隆重的仪式了。在贵阳花溪高坡一带的苗族中，流行着四月八射背牌的传统。背牌，是苗族妇女上装的组成部分和装饰，由前后两块相连的布片精工刺绣而成。戴时从头上笼下，后片披在上，前片吊在胸前，并压在腰带上。背牌中间的花纹图样，以黄丝线为主绣成，并缀满闪亮的银片和蚆者，称“黄牌”，是专供“射背牌”时的靶子。射中背牌的双方，即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贵定县民族志》载：“背牌是服饰最精致部分，是县城西南面苗族妇女的主要服饰特征。一块背牌长约70厘米，宽约12厘米，由12小块组成。胸前部分长约33厘米，宽约8厘米；背后部分长约37厘米，宽约10厘米。背牌前后图案是正方形印章状，方块图案周围以蓝色为主。用红、黄、蓝、青、黑五色线挑绣成5条线。背牌纹饰有斜线纹和云雷纹。背牌尾部用25个海贝(也有用24或26个)编成一申钉上。这种背牌在一般节日或平时背戴。另一种是出嫁或重大节日才穿戴。这种背牌特别精致。除上述装饰外，整个背牌周围装饰银泡约50个，银泡圆形，大小不等。中央有一‘福’字。后背牌有3块扇形，坠以15或16个海贝的小背牌，呈三角形分布在背牌上。中央吊一串极为精致的小银牌。在这些小银牌中间有一小银铃．尾坠挑花为小方形。两个小银铃和两个小银鲤鱼分别用银链对称吊在银牌两边。这种布满小巧玲珑银制品和海贝的背牌。色彩鲜艳夺目，堪称是一件极为精美的工艺品。”
以海贝作为装饰的苗族自称“蒙让”，意为田坎的苗族或湖畔的苗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长顺、惠水、贵定和龙里一带。也有称“青苗”或“海蚆”苗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江海湖泊沿河西迁而来，为了忘记祖先生活的地方，故把带来的海蚆和银饰品一起佩戴于胸背上，这部分苗族的祖先是由云南辖境迁徙到黔南来的，他们曾经用贝币交易过，并因贝币的贬值而大量保存了海蚆，于是海蚆还其单纯的器饰宝藏的面目，成为苗族妇女们的珍爱之物而世代相传至今。久而久之，便成了妇女们的装饰品了。
出土贝饰实物：
1、2009年8月，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境内的岩洞采集到瓷器和少量饰品，如铜手镯、穿孔海贝以及木梳等。（《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年》401—402页）
2、文物部门在贵定县窑上岩鹰田有一天然洞穴发现了刀剑、海贝和手镯等物。
望谟苗族妇女海贝头饰
贵定平伐镇苗族妇女的背牌
背牌从中开口，前短后长,胸前用红、黄、蓝、藏青、黑五色丝线刺绣成正方形印章图案。后背绣斜雨纹和云雷纹，周围用小银泡镶边，尾部用80多枚海贝编排成横线和花形为坠饰。
据实地了解，这支苗族分布在贵定、惠水、龙里三县结合部的崇山峻岭中，妇女们几乎都有海贝装饰的背牌。为此，这支苗族被称之为海蚆苗。
摆榜式苗族服饰
这是以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为代表，分布于惠水县摆榜和平塘县西关、大塘、上莫、掌布等地，被命名为摆榜式的苗族服饰。
少女四周留短发，顶发打髻于头后，垂发尾。髻上插银饰和红线花。妇女绾发髻于头后，插木梳。上穿对襟青布短衣。衣襟饰以花纹，披长方形背牌，牌上装饰圆形银花和海贝。下着青布百褶裙，裙脚缀白布滚边。系蓝布腰带，拴银铃、银花飘带。缠青布绑腿，穿布鞋或草鞋。
——《中国苗族服饰图志 中英文本》
卡罗式苗族服饰
这是以贵州省平塘县卡罗乡为代表，分布在该县卡罗、谷洞、卡腊、牙舟等地，被命名为卡罗式的苗族服饰。
少女头顶部留长发，四周剪短发，头后打髻插红梳。妇女绾髻于头后，呈钩状，插骨簪子，额头围海贝花。上穿贯首长袖衣，前摆短至腹，后摆长至臀。前后摆、衣袖缀桃花图案，后摆连彩穗。下着青布百褶裙，系青布腰带。缠白布绑腿，脚穿布鞋。戴项圈、银链和耳环等银饰。
——《中国苗族服饰图志 中英文本》
贵定苗族背牌 （笔者自藏）
· 作者简介
解飞：70后，历史学硕士，贵州省钱币学会理事，关岭民族高级中学教师，现借调到关岭县档案局专职编写地方史志。主编有《贵州历史货币》一书，曾参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县乡纸币卷》、《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中国共产党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历史》、《中国共产党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任关岭地方文史丛刊《滇黔锁钥》责任编辑。在《西部金融》、《贵州钱币》、《江苏钱币》、《安徽钱币》等刊物上发表贵州历史货币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