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即伦理关系的逻辑延伸
关于哲学常识化转向注定中断西方文明自我建构终极哲学的必然性的逻辑内因，前面已经介绍清楚了，是因为基于文明发展惯性，他们只能迷信不具有终极辩证能力的形式逻辑而不自觉，而其中的最大难点在于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同构关系难以一致性把握。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有正确处理好语境人生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上面的一致性，人的存在和人的文明才能集体实现由终极理性所指导的知行合一的终极自律，因为理论人生从来是现实人生的局部，本质上具有中华文明早就意识到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中西方思想精华在哲学视角上的一致性比对，旧西方哲学界却一直不确知中国到底有没有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人之所以读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涵，表面上是因为作为辩证逻辑局部的形式逻辑认知只能以偏概全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本质应该归功于他们源自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时代至今一以贯之的政教合一底色，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一以贯之至今，所以基督教文明作为宗教文化类型，证明他们在人化层次上的整体愚钝一如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其他部落文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同时认为，基督教文明之所以又能获得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机会，只不过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在被波斯和伊斯兰等外来文明反复蹂躏的过程中，他们比其他部落文明更有机会在蹂躏过程中被动提升自己的文明理性，而且因为曾经的蹂躏者必然的保守，反而会让西方文明获得更大的反扑机会，其他部落文明就没有这个机会。正因为在反扑机会出现之后，在伊斯兰文明所保留的古希腊文化精华中，西方文明找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变态辩证所内涵的文明与文化指向意义，所以才有了通过文艺复兴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机会，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心从来就在欧亚大陆游荡，而海洋文明不过是曾经由欧洲大陆文明过渡到世界文明的暂时过渡，人类文明注定在海权与陆权合流中走向大同，而且因为文化基因人化程度最高，所以中华文明的迅速复兴必然彻底中断西方哲学的自我成熟机会，因为天下大同既蕴藏在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中历时态意义上的终极价值观，所以随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同构性命题的普及，通过终极价值观所释放的终极道德标准助推中华文明加速主导实现天下大同的文明格局。正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离不开战争的推动，而且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也一贯因为游牧文明的野蛮扩张而得以消极实现，所以赫拉克利特才会极力推崇战争的文明推动作用——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该如何解读曾经必然发生的战争冲突中所隐含的人际伦理关系的紧张现象呢？我认为，这就是随着明确的自我意识产生，人的文明实际释放的是在命名一切中改造一切的主观能动性，也即通过语言现象，人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实际实现的是人的价值观链条的无限延长，因此自然哲学即自然伦理关系的逻辑延伸，是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西方文明带给全人类的文明福利，因而他们推广这种文明福利的手段虽然野蛮，但这恰是坐井观天的人的文明走向成熟的消极成本支付的历史必然。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由孟子所一以贯之地演绎的“万物皆备于我”命题，在语义和语境的一致性层面，就与西方哲学语境贯通起来了。这样的思想一旦普及开来，那些宗教文明治下的人面对科技文明下的整体苟且，会产生些什么样的异变呢？！不管这些乌合之众的心态怎么变，那些卖弄深奥晦涩的主体间性命题的西方哲学专业人士的心态该变一变了，因为当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他们的专业性深奥与晦涩就将直接以冗余概念与命题的大量清除而广泛退场，没有逻辑天花板的束缚，实现教育标准化的人类文明将没有学术权威可以盲从，因为任何新认知都将直接变成利益众生的普及的常识。让我们把思绪再拉回远古的人之初，正因为随着主观能动性的无限释放，生产效率因此在历时态意义上必然得以同步变加速提升，所以在非终极文明状态下，这意味着，在人的主观能动性暂时不能终极释放资源对人生的足够服务能力之前，人通过自我意识所释放的无度欲望必然导致一切旧分配关系的频繁战争化崩解，而战争又是具有盲从特征的集体立场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于是阶级现象必然适时出现，就与作为资源控制权争夺相关的立场冲突结果的资本富集现象建立起直接相关性——只有集中调度更多资源，社会进步的效率才能更高。只是物极必反的规律告诉我们，随着作为资本富集顶点的资本主义诞生，阶级现象消失的必然性便得以显现，这就是马克思预见类似中国传统天下大同理念的共产主义命题的历史必然性。之所以会建立这样的一致性关联，是因为基于人类文明无论在文化上有怎样的差异性，本质上解构同一个未知的语境内涵不变，这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得以反向解析清楚，人的下意识行为由潜意识感性和显意识理性同构而来，作为旧哲学一贯语焉不详的立场的哲学本质，完全继承并发展于动物的下意识盲从心理。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把人的神经意识现象与原始细胞膜之间的选择性建立起因果一致性关系的逻辑前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的文明诞生于兽的进化在古猿群体中出现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神经现象的进化过程起点，在于原始细胞膜形成所代表的潜在理性形成，而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小前提、大前提、结论——即细胞膜的选择性机理的神经意识再现，而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形成，无外乎原始细胞膜在生物由单细胞向多细胞进化的过程中，基于细胞间的物质交换效率需求所展现出来的信息交换效率需求的提升，因此通过细胞膜之间与物质和信息双重交换所内涵的主客观一致性的应激性堆叠，不但神经系统得以进化诞生，而且通过DNA的进化产生与参与，这种进化模式得以更高效的基因变异方式传承下来。这样再看人的清晰自我意识产生后，人的文明进步依然延续着由DNA所控制的变加速进化历程，而所谓阶级现象的诞生，本质上不过是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通过效能提升在诱变对富余资产进而分配模式的变革，这其中依然隐含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终极理性的常识化诱变趋向。正因为这种趋向先天内涵已知对未知的变加速堆叠解构特征，所以相对于作为逻辑先在的未知于人具有不确定的确定性，只要时间成本足够，可知论彻底战胜不可知论就有了全部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之后，基于因果一致性，人，可以无限放大自己通过狭义微观归纳与演绎的反复累加而展现出来的广义宏观归纳能力，比如逻辑先在于人的不确定的确定性命题，就是这种归纳能力的正确辩证使用结果。这其中，关于归纳与演绎在同构于类比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宏观归纳收敛性，不但使人类的文化体系日趋成熟，而且下意识构成人的终极理性的具体堆叠过程，只待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的最终显化，因此上说，所谓终极理性，就是在人的显意识理性能够终极压抑潜意识感性的消极性之后所形成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下意识人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