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危险方法类犯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顾名思义，危害行为必须危及公共安全，而非个体安全。这种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的安全。其判断标准不是主观标准，而是客观一般人标准，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判断，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是否遭遇威胁。

张三被偷了一只藏满金子的宝箱，非常生气。当天晚上他在河边散步，被石头绊倒，头正好撞在箱子上。原来小偷因为箱子太重，暂埋此处，准备日后来取。张三遂将箱子中的财物转移，往空箱里填满石块，并安装了一个拉式炸弹。当晚，小偷来取箱子时，被当场炸死。

这应该构成爆炸罪还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爆炸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故意杀人罪则属于侵害特定个体的犯罪。关键就要看箱子埋在哪，如果埋在繁华地段，那就应该定爆炸罪，但如果埋在非常偏僻的地方，就应该定故意杀人罪。

危险方法类犯罪

危险方法类犯罪包括五种故意犯罪（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五种相应的过失犯罪。

五种故意犯罪的基本刑都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出现了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就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五种过失犯罪，基本刑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种故意犯罪都是具体危险犯，只要对公共安全有具体的危险就构成既遂，这里的具体危险必须是司法上有证据证明，否则不构成犯罪。

张三对拆迁不满，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用树枝点燃一个焰高约20厘米的小火苗，将其分成两堆后离开。火堆很快就被通行车辆轧灭。张三的行为显然不会危及公共安全，不构成放火罪。

过失的危险方法类犯罪

五种过失的危险方法类犯罪都必须危及公共安全，而且要出现致人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实际损害结果，如果没有出现实害结果，就不构成犯罪。

这里的过失指一般过失而不是业务过失，这是它和责任事故类犯罪的区别所在。一般过失违反的是日常生活准则，业务过失违反的是业务规则。

例如，甲到本村乙家买柴油时，因屋内光线昏暗，甲欲点燃打火机看油量。乙担心引起火灾，上前阻止。但甲坚持说柴油见火不会燃烧，仍然点燃了打火机，结果引起油桶燃烧，造成火灾，导致甲、乙及一旁观看的丙被火烧伤，乙、丙经抢救无效死亡。柴油不易挥发，闪点高于汽油，不属于易燃品。但经检测发现，乙储存的柴油闪点不符合标准。所以，甲的行为违反了日常生活准则，只是一种一般过失，构成失火罪。日常生活准则就是我们人类共同体共同的生活法则，比如说高空不能乱扔东西，在加油站不能点打火机等。

如果违反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准则，这叫一般过失，若侵害特定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如果侵犯公共安全，构成过失的危险方法类犯罪；如果违反的是业务规则，那就是业务过失，诸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医疗事故罪。一般说来，看到有事故、肇事之类的罪，都是业务过失。

高空抛物是比较常见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201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特意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根据这个意见，如果故意从高空抛物，危及公共安全，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造成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果加重犯；但如果只是针对特定对象进行抛物，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比如朝楼下扔了一个哑铃，砸死一路人。由于哑铃只能砸死一个人，所以这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如果朝楼下跳广场舞的人群扔了一个暖水瓶，弄伤多人，这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同时，该意见还指出：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杭州蓝色钱江纵火案

莫焕晶因长期沉迷赌博而身负高额债务，为躲债于2015年外出打工。2016年9月，莫焕晶经中介应聘到朱某、林某于杭州市上城区蓝色钱江公寓的家中从事住家保姆工作。2017年3月至6月间，莫焕晶多次窃取朱某家中的金器、手表等贵重物品进行典当、抵押，得款18万余元。同时，莫焕晶又编造老家买房等虚假理由向朱某借款11.4万元。上述款项全部被其用于赌博挥霍一空。

2017年6月21日晚，莫焕晶又用手机上网赌博，输光了连同当晚用朱某家中一块手表典当所得款项在内的6万余元钱款。为继续筹措赌资，莫焕晶决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博取朱某的感激以便再次开口借钱。

6月22日凌晨5时许，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引燃客厅沙发、窗帘等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导致屋内的朱某及其子女四人困在火场中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火灾造成该室及邻近房屋部分设施损毁，损失价值257万余元。火灾发生后，被告人莫焕晶从室内逃至公寓楼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故意放火还是过失

保姆纵火案，相信大家不会陌生。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第一是莫某辩解自己只是想放一把小火再灭火以便向朱某邀功借钱，不想伤害朱某和三个孩子，本意不希望发生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其以为书本没有被点燃，为了去找更容易燃烧的报纸而将该书本随手扔在沙发上，并非故意引燃窗帘和沙发。通俗一点来说，她认为自己对四人的死亡结果只是一种过失。

这能作为辩护理由吗？

严格说来，故意和过失其实是很难区分的，但是对放火罪的加重结果而言，其实没有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

《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第1款规定，上述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见，《刑法》第114条的放火罪是基本犯，不需要出现实际损害结果，只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即可入罪。比如张三和李四等六人住在地下室的宿舍，张三和李四有仇，深夜在李四被子上投放烟头，被子被点燃，后来被扑灭，虽然没有出现实害结果，但由于地下室不通风，人很容易被熏死，所以可以直接认定为放火罪的基本犯。

但是《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需要出现重伤、死亡等实际损害结果，对于这些损害结果，行为人的心态可以是故意，也可以过失，这都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因此，莫某的这种辩护理由其实无法否定放火致人死亡的成立。

消防只是介入因素

第二是消防队员是否耽误救助。在莫某放火案中，有人认为消防队员可能耽误了救助，如果救助及时，被害人就不会死亡，所以主张莫某和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这种论证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但这其实涉及的是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消防队员的救火其实是一个介入因素，这个介入因素是否能够切断莫某纵火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为了帮助你思考这个案件，不妨参考一个类似的案件，张三重伤幼童离去，幼童母亲李四发现重伤的孩子，感觉治疗花费太多，正好腹中还有一个二宝，不如养好二宝，放弃大宝，遂决定不予救助，导致孩子死亡。

母亲应当救助孩子，但却没有救助，这种不作为可以切断张三的伤害行为和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吗？自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母亲的不作为并没有创造独立危险，她其实是利用了张三伤害他人的危险，并没有创造独立的因果流程，因此死亡结果可以看成是张三的伤害行为与母亲的不作为共同导致的。这提醒我们，如果介入因素只是一种单纯的不作为，是无法切断因果关系的。在莫某放火案中，也是一样，即便认为消防队员耽误了救助，这也无法切断莫某和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

法院最后认为莫某构成放火致人死亡，根据刑法规定，莫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想一想

你如何看待莫某的辩护理由？

（图片与内容无关）

原文载《刑法学讲义》，罗翔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 P152-156。

整理：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直属分局）“不念，不往”“诗心竹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