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从威震华夏到万世人极

“万世人极”，是清代咸丰皇帝御笔亲书，悬挂于山西解州关帝祖庙、福建漳州东山关庙、台湾祀典武庙等处大殿正中的一道匾额，寓意关帝人格乃是千秋万代、万民共仰、立身行事的最佳典范，关帝神格乃是三界六道、九州八荒、人神齐尊的无上神明。

这是古往今来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位古代历史英雄人物的最高评价，反映了关公在华人社会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和深厚的道德根基。

关公是东汉末年战绩彪炳、德才兼备、威名远播的历史名将、文韬武略、智勇双全，一生辅佐刘备，匡扶汉室，忠肝义胆，浩气凌霄，史书称其“勇而有义”、“世之虎臣”、“有国士之风”。

建安二十四年，关公北伐襄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这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战役，展现了关公高超、全能的军事才华和战斗技巧，为世界军事史、战争史填上了浓厚的一笔。

两晋南北朝开始，关公就已经成了“义勇”的代名词。清代史学家赵翼翻查史书典籍，列举了两晋南北朝名将以关张自比或类比的事例：如东晋名将刘遐骁勇善战、弓马娴熟，每次作战都率壮士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冀北人将他比作关公、张飞；南朝刘宋名臣檀道济，有勇有谋，属下大将薛彤、高进之，孔武有力、勇猛无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关公、张飞；北魏名将崔延伯胆气绝人，兼有谋略，逢敌必克，被誉为“古之关（公）张（飞）”。

关公神威赫赫、有感皆通，心怜百姓，虽归神位，常常显圣护民，民感其德，纷纷建庙立祠，四时致祭，渐成习俗。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董侹所撰《重修玉泉山关庙记》记载了关公助隐士陆法和平定侯景之乱、助后梁宣帝平定王琳作乱的显圣灵迹。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天台宗开宗龙象智顗大师夜分忽与神遇，关公舍地建寺，力促玉泉寺成，并受五戒，成为佛教伽蓝菩萨。

唐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公等共64人，关公开始进入国家祀典行列。

宋朝大中祥符七年，山西解州盐池发生灾变，水不生盐。宋真宗诏龙虎山道士继先张天师收伏蚩尤。张天师祈请关公显圣助战，关公斩杀蚩尤，盐池复生。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封赠关公“崇宁真君”。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关公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南宋朝廷一再为关公加封徽号，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穆）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承宋制，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封关公“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关公显灵助战在鄱阳湖大胜陈友谅，重新恢复“（汉）寿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为关公建武庙于南京鸡鸣山。

嘉靖年间，关公祀典由“从祀”升级到“专祀”，成为国家祭祀对象，祀典也日益隆重。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朱翊钧进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朱翊钧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尊为护国佑民之神，从此天下关庙俱可称帝庙。

清朝立朝后，完整延续了明代对关公的尊崇，而且更加炙热。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四年（1665年）尊关帝为“夫子”与孔夫子并称；雍正八年（1730年）追封关帝称“武圣”，与文圣孔子享同等祭祀礼仪。清朝历代皇帝屡次加封，光绪五年最后一次加封时，关帝的封号已多达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栩赞宣德关圣大帝”。

山西运城解州祖庙有幅对联：“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形象地概括了关公在中华传统社会中的至尊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忠义千秋的关公，最终成为至尊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祗，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神州故土，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3万多座。真可谓“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关公信仰、关公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普适性价值观的民族精神。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