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婚姻
我父亲张伯驹是在天津的家里长大和受教育的，爷爷张镇芳先是在家里给父亲请了私塾先生，后来送父亲到国学大师、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荪所办的新学书院学习。新学书院当时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抗战胜利后为天津市中心花园）附近，当时国民饭店也在法国花园附近。父亲经常在国民饭店吃饭，家里和国民饭店结账只需在年节前。父亲就是在那时候养成喜欢吃西餐的习惯。国民饭店楼上是高级客房，我父亲也经常和亲戚朋友（袁克文等）吟诗、填词、唱戏。
我为娘打幡当孝子
父亲十五六时由爷爷包办娶了安徽亳州一女子，她父亲姓李，曾任安徽督军。父亲的这位原配夫人我称为娘。爷爷给父亲办的婚礼排场很豪华，父亲的结婚礼服类似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我娘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的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和盖到脚面的长裙。这套礼服我娘一直保存在她的小箱子里留作纪念，一直到她1939年去世后一两年，我妈妈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
我娘纯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生在清代高官的家庭里，从小缠足，虽然后来放了，但仍然是小脚，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总有人侍候，然后受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在嫁给我父亲之后虽然对婚姻抱着幸福的希望（她一直保留着和我父亲结婚时的婚礼服就是证明），但事与愿违。我父亲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父亲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所以她和我父亲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
当时，在天津家里楼房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我娘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我父亲回天津住在我妈妈的屋子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她，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去她屋里坐一段时间或和她说一些话。当然她不快乐，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我爷爷奶奶请安的事也免去了。我爷爷奶奶很体谅她，全家也尊重她，都称她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我妈妈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我也要按照礼节去给她请安。她很喜欢我，常常专门给我留些吃的。
她就这样了却了一生，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我和父亲都在北京。她的丧事由我妈妈负责料理，我被叫回天津为她打幡当孝子，父亲没有回天津。
大妈是走红的京韵大鼓艺人
除了原配夫人外，我父亲先后又娶了我大妈邓韵绮、我妈王韵缃和我三妈潘素。
我大妈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当时我父亲经常在北京，先是按照我爷爷的安排在官场作官，后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父亲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里，那是我爷爷在北京作官时置办的产业。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家，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