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五）

原创 歌乐山的黎明 红岩往事 2月3日

（节录自《血火著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重庆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蓝色字体部分的内容为长篇小说《红岩》的素材）

作者：杨喆

五

在白象街一个人声喧闹的茶馆里，陈然身着他那件外出才舍得穿的呢子夹克，怀里抱着一个咖啡色的大公文包，喝着茶在等待接头。李维嘉坐到陈然的对面后，将一叠钞票放在茶桌上，他们像生意人一样地交谈起来，时而窃窃私语，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相互争执。最后，两人的"买卖"谈成了，李维嘉将茶桌上的钞票（用于购买《挺进报》所需纸张、油墨的经费）推给了陈然，又约定了下次在这里接头的时间，才分头离开。就在这个看似买卖交易过程中，李维嘉把最近的突然事变告诉了陈然，并指示陈然：先让蒋一苇暂时转移，由吕雪棠（吕品）接替蒋一苇刻写蜡纸的工作，并办理吕雪棠入党的手续，尽快突击再出两期《挺进报》，同时要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接到通知就要马上转移。

陈然烈士，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特别支部代理书记

陈然战友、《挺进报》特支成员蒋一苇与妻子陈曦（地下党员），图片来自网络。陈曦曾短暂抚养过江竹筠烈士的儿子彭云。解放后蒋一苇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晚上，黑沉沉的天空下起了小雨。胡启芬的被捕，使李维嘉愈发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虽然尚未确定刘国定叛变与否，但为了防止万一，必须要刘镕铸立即转移，于是他又赶往位于菜园坝的肖家沟找刘镕铸。肖家沟是从菜园坝向上到两路口的一条狭长的石板路（约与现在缆车路线的位置相同），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街，街两边居民住的木板房连电灯也极为稀少，四周显得黑黝黝的。已是深夜11点多钟，李维嘉轻轻地叩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刘镕铸，刘镕铸听出了李维嘉的声音，赶忙下楼开门让他进屋。李维嘉紧紧地握住刘熔铸的手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即离开重庆。这个地方，你不能再住了，天明以前离开，要把一切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今后另有同志找你联系，你去什么地方，他会告诉你，望你保重，后会有期。"二人约定了开明书局经理王诗维的家（在南温泉）为组织上与刘熔铸接关系的地点后，李维嘉便匆匆离去了。

望着李维嘉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细雨霏霏的夜色中，刘镕铸的心情忽然沉重起来，他点燃了叶子烟，边抽着烟，边思索着。根据李维嘉的要求，刘镕铸从床下摸出一些秘密文件和《挺进报》，刚准备烧毁，但马上想到火光容易暴露，便打来一盆冷水，把文件和报纸撕碎泡在水中揉搓，然后倒入下水道里；接着，他又在桌子上摊开支票，写上抬头、日期、金额，只差没有盖上印鉴，这样做是让人感到他并没有离去，而是在等候来人，洽谈一笔生意。处理完这一切，刘熔铸蹑脚走下楼出了门，准确地在天明以前，离开了肖家沟。13日上午，刘镕铸来到开明书局，要经理王诗维通知古承铄（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发行人之一）迅速转移，又让王诗维给南温泉的家里打招呼，借口刘镕铸办事去家里暂住几天，然后刘镕铸便匆匆离去了。这时，王诗维想起了刘镕铸在3月间从开明书局撤离时对他说过的话："我走了以后，你有事跟陈然联系。你也要作好情况紧急时的准备，万一被捕，该怎么办？"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现在才感到情况的确有点严重了。

1948年3月12日出版的《挺进报》

按照萧泽宽的交代，李维嘉又去给邓照明捎口信，他先到储奇门附近的粮食储运处找到邓照明的五姑妈邓韵梅，得知邓照明去了南岸白鹤林西南学院的三姑妈邓祯芸家。邓祯芸在学院当女生管理，李维嘉找到她后，又被告知邓照明已转移到南温泉的小泉行馆暂住。与邓照明见面后，李维嘉告诉他市内近日捕人的情况，让他暂时不要进城。李维嘉临别前，把刘镕铸的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邓照明。值得一提的，这是邓照明后来清理恢复川东党组织中，唯一经过正式移交的党员。

王璞的交通员袁尊一按照左绍英的嘱托于4月9日从重庆到广安会见王璞后，汇报了许建业、刘国定被捕的情况，并说萧泽宽约王璞在璧山县蒲元场荣怀民家碰头。但王璞没有应邀赴约，却马上派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去重庆找萧泽宽、冉益智、李维嘉和王朴（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等人，他授权骆安靖了解情况、处理问题。王璞根据他平素的了解，估计刘国定很难顶住敌人的刑讯，但刘国定知道的党内机密又甚多，他认为能稳住刘国定就会减少损失。于是，王璞要求骆安靖通过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向刘国定传达他的口信："只要不承认是党的领导干部，只承认是普通党员，自首出狱后，党籍由老沈（王璞化名）负责。"

王朴烈士，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北区工委委员

4月12日，骆安靖带着王璞的重托来到重庆，虽然他是个能说会写的秀才，但却没有处理急难问题的才干。骆安靖找到了严炯焘，要她将王璞的话传给刘国定，后来话是传到了，但刘国定比王璞预料的还要坏，后来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出卖了大量的党员和组织关系，成了特务手中一条凶恶的走狗。骆安靖没有找到李维嘉，通过左绍英找冉益智也没有找到。骆安靖也没有代替王璞按期去璧山县蒲元场与萧泽宽的碰头，他倒是见到了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虽然相互通报了刘国定被捕的情况，但却没有决定王朴立即转移，仍按王璞的要求，让王朴准备两根金条给萧泽宽，作为下川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结果王朴因等待萧泽宽来取金条（而萧泽宽这时根本不可能在重庆活动了）而失去了转移的时间，导致他被特务逮捕。骆安靖作为王璞的使者就这样辱没了使命，当他一事无成回到广安后，重庆又陆续传来了许多党员被捕的消息。这时，王璞察觉到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他在紧急部署了上川东的工作后，于4月底才赶赴璧山县蒲元乡找萧泽宽研究问题。

4月14日上午9时许，冉益智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与曾紫霞如约碰头，曾紫霞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所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地点已有特务守候的事，他要曾紫霞立即离开重庆去荣昌刘国鋕处。曾紫霞再次请示她和刘国鋕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冉益智说："你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你一定要先去找刘国鋕，千万不能留在重庆了。"然后当即给了曾紫霞300万元（伪法币）做路费。曾紫霞想到刘国鋕关于"千万不能把组织关系弄掉了"的嘱托，怕冉益智遗忘了刘国鋕的住址，让他当面背出了"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才放心地离去。

这几天，冉益智按照萧泽宽的要求，撤离了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隐蔽在黄桷树其岳父家里，并向一些所属的组织和有关人员报了警；但却没有向他单独联系的革命积极分子余永安报警。15日，冉益智打电话给余永安的妻子黄晓明，了解余永安的情况，并告诉对方他将到北碚去，暂时不能去余永安那里取钱了。黄晓明又打电话把这个消息转告余永安，电话内容为监视的特务所掌握，并立即上报徐远举。徐远举马上组织特务力量，做好到北碚抓捕"老张"（冉益智）的准备。此时冉益智还不知道余永安被捕叛变后，被徐远举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更没想到自己违反地下工作原则，将接头地点泄露给第三者，会使他坠入徐远举为他设置的陷阱。

李维嘉于4月16日提前来到北碚。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使细心的李维嘉在这个非常时期变得更加谨慎，他先去北碚街上的图书馆和公园内查看，经过踩点，他决定选择在公园接头。17日中午12点，李维嘉如约准时到达公园与萧泽宽见了面，他们等了很久，不见冉益智来，感到情况严重，但仍没有断然判定冉益智已经被捕，更没决定两人紧急转移。萧泽宽与李维嘉迅速离开公园，边走边商量，因为李维嘉联系的人除胡启芬因刘国鋕的牵连而被捕，其他的人还没有出问题，萧泽宽便要李维嘉第二天回重庆城里看个究竟，同时将西南实业协会廖石城（地下党员）的关系交给他。然后，二人分别在北碚住了一夜。

自从徐远举接到"老张"（冉益智）将去北碚的密报后，就命令行营二处警卫组长雷天元等特务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的码头设卡抓捕。4月17日早上，又押着余永安过江到北碚街上搜巡。没有如约接头的冉益智17日也在北碚，他是从黄桷树其岳父家过江到北碚的，不过这天上午9时许，当他在北碚体育场街边的一家小饭馆吃完饭出来，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正好迎面碰上了被特务押着的余永安，余永安用特务规定的暗号--点头示意指认冉益智，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冉益智，冉益智边反抗边大声叫喊，想以此引来路人围观，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特务们则怕走漏风声，立即连打带推将冉益智弄进附近的兴江旅馆楼上，要了一间空房进行审问，冉益智开始试着不吭气，特务们便用棉被蒙住他的头，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揭开棉被问："你到底说不说！？"被打得昏了头的冉益智，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忙不迭地连连回答："我说，我说。"这时，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个一般党员，随即特务们将他押回重庆城内老街行辕二处。当冉益智进了二处的特务刑讯室时，面对凶神恶煞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和以陆坚如为首的一群打手，面对充满血腥味的各种刑具，他害怕了，经徐远举稍加淫威施压，这个隐瞒参加国民党历史、混入共产党内并窃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立即叛变保命，说出了"张德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并和盘托出了党的秘密。被冉益智出卖的组织和党员有：

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3个学运特支书记--即已逃脱到荣昌县的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在北碚第四保育院当训育主任的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在捍卫中学当教师的城中心及南岸特支书记赵硕生（即赵隆侃）；一些学校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地下党员--北碚师范学校支部书记蒋启予，相辉学院支部书记金臣霖，重庆大学凌春波、周国良、杨邦俊，西南学院罗洛庚，乡建学院甘光余，四川教育学院蒋茂生，市立一中冉正林，中央工校丁干明；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下党员陈作仪，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周显焘等20余人。除上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外，冉益智还供出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的一些组织和社员名单，并指认了张文江（沙磁区特支委员）、李惠明（党员）这对未婚恋人的真实身份。

张文江烈士                         李惠明烈士

冉益智的叛变和口供使徐远举感到意外和兴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共产党的市委副书记竟然是个软骨头，并且供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和线索。兴奋之后，徐远举不禁对刘国定恨得咬牙切齿，他感到自己被这个矮个子的中共市委书记戏弄了--险些让刘国定以"候补党员"的假口供蒙混过关。同时也妄想利用冉益智这张手中的"王牌"，试着让许建业开口交代，便决定连夜会同伪国防部保密局来渝督办《挺进报》一案的行动处长叶翔之，再度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

当徐远举和叶翔之在刑讯室商定了审问的方案后，刘国定被押了进来。徐远举不露声色地照例先问姓名、年龄、职业、党内职务等，而刘国定也依旧按照以前的口供回答，问到党内职务和干过什么党的工作等关键处时，刘国定还是说自己是个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到南岸海棠溪为领导送过信，其他问题则推托不知道。

突然徐远举脸色一变，喝令将冉益智押上来对质，冉益智当面指认了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身份后，徐远举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狂吼道："就凭你胆敢三番五次地蒙骗政府，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一枪崩了！"刘国定被这突如其来的对质场面和徐远举的以死威胁吓傻了，他两腿发抖、一身冷汗，往日里极善言辞的两片薄嘴唇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徐远举心中窃喜，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稍停一下，他以嘲讽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很会'变戏法'吗？怎么倒变成哑巴了？"刘国定尚未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一时不知所措。徐远举又横眉怒目地威胁道："说！你究竟想死了去见阎王，还是想活着出去见婆娘？"听了这话，刘国定忽然敏感地悟出了还有生的希望，便胆怯地试探说："实际上，我也多次想过向政府悔过自新的事，就怕卸磨杀驴，过几天自己妻儿老小，连性命都无保证。"徐远举见刘国定已开始松口，便以对其不关不杀、给其妻严炯焘治病（后来特务将严炯焘送入军统局"四一医院"住院，刘国定多次到医院探视）等条件为诱饵，促其彻底交代。刘国定这个有着十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经不起生与死的考验，在徐远举的威逼利诱之下，终于进一步的滑入了罪恶的深渊，他不但承认了自己是市委书记，还大肆出卖了以下组织和同志：

中共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委员萧泽宽（兼秘书长）、彭咏梧（已牺牲）刘国定；重庆市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李楚康）及其妻熊咏晖；电台支部书记程途，委员成善谋、张永昌；《挺进报》特支书记刘镕铸、代理书记陈然、委员蒋一苇，党员吕雪棠（吕品，捍卫小学教师）、文履平（文炳焜，《国民公报》记者）；为《挺进报》提供经费并掩护其发行工作的王诗维（开明图书局经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和党员古承铄（川盐银行职员）、沙汀（作家）等二十余人。

古承铄烈士，诗人，作曲家

然而，当徐远举再度提审许建业时，他的美梦却成了泡影。无论徐远举耍什么花招，许建业仍是一声不吭，虽然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指认了他的市委委员身份，但是这只能激起他对特务和叛徒的更大的痛恨，同时他还未从自己失误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只有以沉默来向得意忘形的特务表示自己的愤怒。于是，特务们对许建业施以更重的毒刑，妄图从他口中得到还未得到的重要线索，但许建业坚贞如故、毫不动摇，有关自己掌握的尚未暴露的组织和党员的情况半个字也不吐露。徐远举气急败坏地咆哮："你真的还不说！我们有48套刑罚，你受得了吗？！"许建业则大义凛然地回答："管你48套还是84套，都拿出来吧！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许建业与贪生怕死的叛徒刘国定、冉益智形成的鲜明对照，使徐远举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知道无法从许建业口中得到只言片语的线索，于是便命令特务将遍体鳞伤的许建业押送到渣滓洞监狱，戴上最重的手铐脚镣，单独囚禁于2楼5号牢房。

尽管徐远举在许建业身上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他从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个叛徒的嘴里，已掏出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的基本情况，于是他立即筹划下一步的阴谋：派渝组的特务们押着冉益智带路，抓捕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唯一没有到案的领导成员--常委李维嘉；派行动组长漆玉麟率领手下的人马去荣昌抓捕前几天侥幸逃脱的刘国鋕；组织大批特务按照刘国定和冉益智出卖的口供，分头去破坏中共重庆地下组织、抓捕其他地下党员及"六一社"社员。被刘国定、冉益智出卖的这些人员，在特务的抓捕行动中，仅有少数逃脱，大部被捕。

实事求是地讲，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叛徒，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时候，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作了一点保留，没有出卖与他们私交较好的党员，和一些将来假使暴露了也不致引起敌人对他们怀疑的部分组织和同志。如刘国定没有出卖他在巴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读书时的十几名党员同学（当时均在重庆，但大都是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党员），巴县临时支部、成都临时支部、贵州思南地区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以及零星的党员关系；冉益智则没有出卖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支部及其负责人和部分女党员等。但是他们的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人，以及他们下属的重要组织和负责人都被他们出卖了，尤其是他们在这次出卖了重庆地区的党组织后，为了讨好敌人、争宠邀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竞相出卖，并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