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创业项目也内卷的当下，要找到一个竞争稀缺的赛道越来越难了。

如果一个公司本身就赚钱，有非常不错的造血能力；同时还备受资本青睐，融资不亦乐乎，它所在的领域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呢？

就在这个月，知名VC红杉资本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企业Otter（意思是“水母”），得到了红杉资本（及其他两家机构）2300万美元的A轮投资。别说是疫情之后趋于谨慎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互联网如火如荼、资本持币待洒的年份，这个数额也算得上大手笔。

它所押注的赛道，是一个在中国尚无品牌化和规模化的领域——家庭儿童保育。对于大量在职人群无法看护孩子的需求，采用“共享父母”的模式，让一些因疫情而留守在家的父母来帮忙看护孩子。目前已经完成了至少2000万美元的业绩流水。

重点强调一下，Otter的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不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它被资本所选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儿童托管保育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即便是日本这样严重少子化的国家，同样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中国在三胎政策之下，保育行业势必会迎来需求增长。

它将如何发展，能否为职业女性减负，这项女性占主流的技术又是否会为女性职业带来新机会……确实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家庭保育，

凭什么得到资本“青眼”？

看到福布斯对Otter的报道，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我小时候也去过的家庭日托，也就是“小饭桌”吗？一群孩子在午间或课后，去到一个阿姨家里，吃饭、游戏、写作业，这有什么稀奇的？但如果只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要砸进几千万美金了。

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平台规模效应。创始人迈尔创办了一个平台，需要托管服务的家庭会将孩子的情况、照顾需求，以及自己的育儿风格告诉平台，再由平台来匹配能照顾孩子的留守父母，负责对服务方进行背景调查和定期检查。

平台式调度、管理与标准化，可以减少许多家庭日托缺少许可和培训的风险，保障客户的权益，冲击传统家庭日托市场的游戏规则。

（海伦·梅尔，Otter的创始人兼CEO）

二是疫后零工经济。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动员了许多高质量的保育资源。2020年，疫情导致欧美大量面向客户的岗位被裁，一大批父母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就业情况更是急剧转冷，大量女性不得不呆在家中，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负责各种事务。

这些“留守父母”形成了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有余力为保育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关注，工作时间上更灵活，满足精细育儿的流行需求。

三是儿童社会化需要。和祖父母辈或保姆照顾孩子的封闭环境不同，家庭日托服务者可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同时，一起照顾客户的孩子，因此提供了大量与其他孩子面对面社交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会化锻炼。

除了工作和经济的考虑，这一点也是许多家长家孩子送去家庭日托的原因。

当然，家庭日托的问题在这类平台上同样存在，比如：

由留守父母照看，而不是系统标准的课堂环境，对于一些重视“托教结合”的家长来说可能还不够；

家庭通常只有一两个照顾者，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就可能人手不足；

各个家庭日托是否有政府认证的执照和许可，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质量参差不齐。

这一模式能否良性发展，还有待后续完善与观察，但这一市场的苏醒，却是实实在在的趋势。

为人父母，

寻找社会与个体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疫情虽然逐渐消退，但带来的一些变化却是持久、深远的。而传统的社会保育支持系统，也无法满足当代家庭育儿的多元化需要，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推动向外求助的托育需求，变得常态化起来。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需要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大军。

在日本，每年就有数万儿童无法进入托儿所，导致母亲不得不辞职。此前，美国曾公布了7750亿美元的计划，以解决“美国的照顾危机”，以此鼓励女性在外工作。

在中国，三胎政策在给予更多生育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增加的照护压力。因此紧随其后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儿童照护社会服务，比如全国推行课后及暑期托管服务，以期直接减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负担。

此外，经济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托育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幸运地由祖父母辈来照顾孩子，雇佣保姆或兼职保姆都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隐忧与更高的成本。有执照的日托中心，往往由几名受过培训的教师来管理多个孩子，很难面面俱到。

这种背景下，家庭日托模式就以个性化、性价比、兼顾3岁以下婴儿，成为许多父母的选择。

从市场潜力上看，2016 年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委托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全国 0~3 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远低于发达国家 50%的入托率。未来大量外溢的市场化托育支持需求，也会催生极大的市场空间。

许多发达现代国家，儿童保育费用甚至超过了高校教育费用，纽约的父母平均每年要支付近15000美元的全职婴儿照护费用。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托儿机构整体短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开展普惠托育，降低家庭的托幼支出，在政策和民意上都已经成为必然。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家庭还是机构，托育服务都将成为照顾儿童的必要支持系统，并迎来增长，也难怪会吸引资本入场了。

女性与保育：

除了奉献，还应去创造

如果说，家庭“共享托育”模式的出现，是为了减轻职业女性的压力，也为许多不得不退守家庭的女性带来商业机会，那么，这一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则有赖于更多女性的创造。

举个例子，众所周知，高质量的儿童保育需要一个健康与安全的环境，这就涉及许多注重细节与交互的地方。

比如软硬件设计上，是否设有警卫设备如智能摄像头，是否有易于获得的急救包和到处张贴的紧急号码，所有游戏设备是否拥有柔软的防护以防止磕伤，儿童玩具是否采用无毒材料……这些创新与创意，都离不开也无法拒绝女性的参与。

托育的时光，也是一个孩子塑造自己未来的阶段，为他们的健康、学习和发展寻找更加光明的方向，也算是逐利的资本为女性和全人类未来做的一点小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