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省通衢——徐州至广州

徐州地理位置独特，不仅处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而且“居天下之中”，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北连接线的中点附近，它就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中国南方和北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从元明开始，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江南五省的官马大路既不经过六朝古都商丘，也不经过七朝古都开封，更不经过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只经过徐州到达北京，时间长达六百多年。

难道“五省通衢”说的是这五个省？

五省通衢牌坊老照片

徐州至广州的古官道

清光绪《广州府志》载：“京师至广东省城。六百里至景州东光驿（入山东界），六百四十九里由德州至恩县达于滕县临城驿（入江南界），一千三百八十八里自徐州利国驿达于宿松县枫香驿（入江西界），二百二十二里自德化县浔阳驿达于建昌县新兴驿，自建昌县八十里至安义县安义驿，七十里至奉新县奉新驿，六十五里至高安县高安驿，八十里至清江县萧滩驿，六十五里至新淦县金川驿，七十里至峡江县玉峡驿，一百六十里至吉水县白沙驿，六十里至庐陵县螺川驿，一百七十里至泰和县浩溪驿，一百二十里至万安县五云驿，一百一十里至赣县攸镇驿，一百二十里至乌兜驿，八十里至南康县南埜驿，六十里至大庾县小溪驿，六十里至横浦驿（入广东界），一百一十五里至南雄州凌江驿，三百里至韶州府曲江县芙蓉驿，三百里至英德县浈阳驿，二百一十里至清远县安远驿，二百里至三水县西南驿，一百七十里至省城广州府番禺县五羊驿，距京师七千五百七十里。”《广州府志》的记载依据的是《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对长江以北驿站的记载没有长江以南的多，江南省仅记载了一南一北两个驿站，一个是江苏徐州的利国驿（遗址今位于铜山区利国镇商业街利国驿牌坊处），一个是安徽宿松县的枫香驿（遗址今位于安徽省宿松县凉亭镇枫驿村）。

这条官道全长七千多里路，过了长江到达浔阳驿（今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江边），之后沿着赣江西岸到达赣州，然后经章水两岸到达大庾县（今大余县），翻越梅岭后到达南雄，再顺着浈江两岸到达曲江县芙蓉驿（遗址今位于韶关市太傅庙前），再沿着北江经英德、清远、佛山到达广州。

清光绪《广州府志》

为何没有安徽省？

徐州至广州的这条古官道一道连五省，北连直隶省（今河北）、山东省，南连江南省、江西省和广东省，可称为“五省通衢”。

有必要说明的是江南省，江南省、江苏省、安徽省三个地名混用一百多年，直至清朝灭亡，江南省的存在是有法理基础的。虽然清顺治十八年（1661）把太过强势的江南省一分为二，但是到了乾隆时期却采取了“分省不分家”的政权管理模式。乾隆二十九年，江南省被《钦定大清会典》以行政法典形式固定下来，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上，通过徐州进入江苏的官道均记载为“入江南界”，这是行政法典运用的具体表现。这种管理模式看似混乱，其实很高明，乾隆在《入江南境》一诗中对此有所解答：“雪霁春郊喜不风，入江南境便韶融。此疆彼界尔虽异，图易思艰我总同。但觉民情更亲切，爰咨吏治可明公。翕河泛利巡方要，名胜休夸点缀工。”两省合一是为了“图易思艰”，经过两个省的黄河经常泛滥，影响了漕粮北运，影响了国家治理，为了确保行政命令在两个省有效落实，当然还是合在一起管理为好。

1865年，李鸿章起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开设“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这两个制造局都开办在江苏境内，“江南”二字使用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有根有据。清末地方志多以《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为参考依据，官道记载仍然沿用江南省旧称也就不足为奇。下图为徐州至广州古官道在江南省境内的经由。

徐州至广州路线图（江南省境内）

五省通衢牌坊

这条古道在历史上对国家完整、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做出过重大贡献。清康熙年间，平叛吴三桂三潘之乱，命令和战报经徐州上传到北京下达到广州，清康熙《徐州志》记载：“石山驿，嘉靖四十二年裁，国朝康熙十三年因滇粵之变差报紧急，驿传道并安站，大人题复。康熙二十年滇粵底定，兵部提请，奉旨复裁。”石山驿村今属贾汪区，位于铜山区柳泉镇东南，曾是徐州的五大驿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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