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瓯缺：两宋王朝的真实与想象
历经晚唐以降百余年的动乱，兴起于河东、两淮之地的赵宋王朝，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再造社稷，使中国得以重享三个世纪的安定与富饶。它的统一与偏安、新法与旧党、富足与孱弱，在矛盾中自有其魅力；更以存亡之际的两场抗争，成为塑造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来源。寓张力于“金瓯有缺”之中，正是宋的时代特征。
殿前都点检（禁卫军司令）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将士披上黄袍的那一天，为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上距朱温篡唐53年，下距靖康之变167年。周世宗柴荣在半年前出征幽州之时意外病逝，继位的幼帝柴宗训未及改元，就在一片纷乱之中被他倚之为柱石的禁军赶下了舞台。其时，赵匡胤尚有一项兼职“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系春秋时代宋国故地。是故由他开创的新王朝，便以“宋”命名。巧合的是，167年后赵匡胤的七世侄孙赵构同样在宋州（其时已改称应天）称帝，延续了本朝的国祚。
明人罗贯中所著《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有“赵霸入汴诓军粮”一回，所述的乃是赵匡胤之祖父赵敬（赵霸）在后唐军中时，自后梁手中骗得十万斛粮草的传奇。其时与赵敬同在黄河北岸和梁军对峙的后唐诸将中，竟有五人相继成为皇帝，其中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分别开创了五代中的晋、汉、周三朝，间隔却仅有13年，时局之乱可见一斑。而在后唐的四位君主中，有三人是毫无血缘关系的螟蛉义子，后周更是出现了内侄继位却不改姓（柴荣继承舅父郭威的帝位）的离奇情形，足可窥见儒家的“大义名分”与皇权仪礼，经过安史之乱以降200年的冲击，在华北地区已经荡然无存。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950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黄旗加身、帝业自为的情形毫无二致，不过是“兵强马壮者当为天子”、以武力强推异姓革命的重复。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世史家在检讨宋人的王朝正统观时，尖锐地指出：《册府元龟》《旧五代史》之类的北宋史书之所以提出“五代”这一概念，将朱温篡唐以降那五个昙花一现的华北王朝（其中还有三个系沙陀人所建）视为与隋、唐无异的完整之“代”，本质上是为了掩饰赵宋自身的得国不正。若要使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名节无亏，就必须肯定郭威澶州兵变的合法性；继而连称臣契丹之晋、四岁而亡之汉也被奉为中原正统，宋人始可按照“五德始终”的合法性传承理论，宣称“本朝上接唐之土德、晋之金德、汉之水德、周之木德，应火德之瑞”。但以开国之初的疆域论，赵宋不过占据河东、两淮的70余州，北有北汉、契丹，西有党项、后蜀，南境则与荆南、南唐、吴越对峙，缺乏地理屏障，面积不及盛唐的三分之一，可谓残山剩水、金瓯有缺。
但宋终究没有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辙。尽管终300年之世，它也没能完成兴复幽燕的伟业、真正成就大一统局面，但托庇于太宗、真宗以降的政治改革和注重文教，两宋得以摆脱此前200年间藩镇林立、武夫当国的困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国、贸易大国和文化中心。汉末以来沉寂已久的儒学，在宋代得以重光；以印刷、医术和火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以茶艺、瓷器和书画为代表的文化潮流，乃至繁盛的货币经济与发达的市镇，更是前代难得一见的盛景。尽管它那臃肿孱弱的国防力量、内讧不断的官僚体系和竭泽而渔的赋税制度使其两度在外敌的兵锋面前“突然死亡”，但宋之文明成果与文化滋养，至今犹有遗德。自两宋起，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以平民阶层为主体的时代；西学东渐之前的本土文化，亦在此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