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边边（248）

△借用照片示意

二四八、铲除烟毒

解放前的宜昌有“鸦片城”之称，我在《宜昌印象》里面曾经有详细介绍。1922年秋，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吴佩孚，恳请开禁鸦片，公开征税，说是“既活跃宜昌商场，也广开军饷来源。”吴佩孚虽然垂涎这笔财源，但又不敢公然打破禁例。韩慎之便献策：“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吴佩孚欣然同意，准予照办。由是，“济宜公司”浮现宜昌。

如此禁例一开，川、滇、黔之鸦片便大量进入宜昌，鸦片贸易骤兴。而城区人口也一下子猛增至近二十万。这种畸形发展被商人惊呼为宜昌的“黄金时代”。史料表明，当年宜昌“土税号”，由大吉、享记、呈祥三家一下增至十八家，年收土税（鸦片税银）一二千万元。“除土税号兼售土膏外，有烟馆一百多家，纳捐的烟灯有三千多盏，加上暗灯达八千多盏。”“如南诚信烟馆，楼上楼下均设烟塌，可供数十人同时吸食，每天中午以后，塌无虚席”，“最盛时一天零售烟膏二万多元”。同时酒楼、旅栈、戏院、茶馆、妓院、金店常常客满。“金店交易，有时一天达数百两黄金”。鸦片贸易再度泛滥，宜昌市场又出现了繁荣景象。

北伐军进驻宜昌之初，废止土税号，禁止烟毒。然为时不长，禁亦未止。后来禁烟机构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就可知鸦片在宜昌仍然大有市场，事实上，当局设在宜昌的两湖特税处，主要是提高税率，名为“寓禁于征”，实乃放任自流，唯利是图。如此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景象的所谓宜昌“黄金时代”，显示宜昌当时依靠鸦片贸易在鄂西乃至在全省树立的重要地位，“居沙市之上，直接重（庆）夔（府），为上游第一巨埠，商务向称繁荣”。

1949年8月25日，即宜昌解放后第二十五天，市公安局就以第一号布告明令禁毒。可是由于解放前宜昌就是鸦片的转运地，也是受烟毒的毒害极其严重的地区，所以到1951年底调查的时候，全市贩毒、吸毒者还有约五千人，暗地贩卖、制作、吸毒者仍大有人在，甚至有因毒债纠纷闹到公安派出所的笑话。

1952年7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宜昌开展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经过初步侦查和调查摸底，初步掌握十一个大案线索和八百一十二名毒犯情况。从8月21日起，开展了三次全市性的统一行动，共逮捕各类毒犯五百七十名，到了8月19日，进入群众性检举揭发阶段，迫使毒犯纷纷坦白交代，向政府登记者达一千九百四十一人。最后查明全市大小烟毒犯高达二千八百八十四名，其中二百两以上的大犯、惯犯七百二四六名（历史犯二百八十七名，现行犯四百三十九名）。缴获烟土六百九十两。召开公审公判大会三次，处决了朱吉运等死刑五名，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一百七十一名，管制一百零三名，教育释放九十二名。有六万人次参加公判大会。对二十九名特务、土匪、反动党团骨干、恶霸等，均从严治罪。对所收毒品、烟具，一律销毁。对大多数吸毒者，则施以教育，宽大处理。

运动于当年10月15日就胜利结束，在宜昌这座城市弥漫了上百年的烟雾一扫而光，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个人间奇迹，美国人曾经撰文赞扬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蒋介石多处指出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