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古史背后的女性
作者：闫赵玉
性别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王子今教授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即是一部以性别视角观察、解读历史的力作。
翻开这本厚厚的《丛稿》，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广阔圆融而不拘一格的研究视野。书中所涉及的古代女性，从远古女娲、嫘祖到清代劳动妇女，从秦宣太后“芈八子”到女工商业主“巴寡妇清”，从汉代军队中的“卒妻”到明清竹枝词中的女军，历史上的各种女性角色，递次登场。令人有目不暇接、精彩纷呈之感。
对女性与巫术神秘行为的探讨，是《丛稿》中尤为使人眼前一亮的章节。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神秘主义文化盛行是其重要的特征。作者通过深入探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巫文化，指出女巫是当时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在宫廷中，女巫往往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如汉武帝时代的“巫蛊之祸”。在民间社会，女巫是祓禊礼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故事中，就有女巫参与“河伯娶妇”的情节。而在河边举行巫术仪式，与秦汉时期的水神崇拜观念有关，上巳节曲水踏青，曾经是女性主演的舞台，后来又几乎成为妇女的节日，“这正是早期女巫祠祭祠形式的一种回响。”作者指出，女巫还具有“求雨”与“兵祷”的社会文化职能，在求雨仪式与军队作战中进行特殊表演，可见当时神秘主义文化深刻影响军事生活的情形。而利用女巫求雨，与汉译佛典中记载的古印度以妓女祈祷下雨的故事不谋而合，这大概是缘于早期女巫具有“性之女奴”与“敬神祭品”的双重身份。作者善于运用多种观察视角，将古今中外的史籍融会贯通，所论新意迭出。
从文学角度考察女性活动是一种极佳的切入点，驿壁题诗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学发表方式，女性作者的题诗为我们揭开了古时女性精神生活的一角。作者指出，“行路难”是女子驿壁题诗的基本旋律，如靖康年间“秦少游女”残句：“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表露出怀念故土的深情。离情与闺怨，亦是驿壁诗的主要基调，宋元之际与明清易代，诸多国破家亡、被掳北上的女子于驿壁抒写亡国之恨，如南宋昭仪王清蕙、清代金陵女子、广陵女子等等，从那些凄切的诗词诉说中，仿佛可以想见她们哀婉的面容。除此之外，女子还敢于将对不美满婚姻的怨怅题诗于壁间，作者认为“其勇敢值得尊重，而驿壁提供的自由情感园地，其实是支持着这种勇敢的。”
王子今教授长期深耕于史学研究，对研究对象倾注了生命热情，并怀着一颗探求历史神秘的“童心”，往往能够明澈地探查到那些尘封而隐秘的角落。在古代军事史上，从军的女子不止“花木兰”，还有许多勇敢的女子曾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秦汉史籍中还可以看到反映妇女服务于军队后勤劳作的记录，秦赵战争中，平原君等贵族“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秦始皇发卒修筑长城时，女子从事于军事运输劳作。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可以看到有关随军女子的记载。汉代军队中还有“卒妻”，作者指出“卒妻”们很有可能首先成为女子参与战争现象的行为主体，而汉代女子的军事生活，其实有着更为丰富的形式。
在明清竹枝词中，也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女性从军史料，众多勇健无畏、富于牺牲精神的传奇女子令人击节慨叹，如明末重庆宣抚使马千乘之妻秦良玉，率领少数民族军士创立“白杆兵”，与张献忠起义军作战直至病死。明代女子沈云英率骑入阵退敌，因军功被授予游击将军，她的英雄事迹还激励了革命家秋瑾女士。清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中参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女性，如起义领袖周立春的女儿周秀英，“手拿大刀百廿斤”勇敢作战，坚持到起义失败后的最后一刻被捕。
清代郭麐的《竹枝词》中记述一位抗清女将军的事迹：“青阳楼上红旗下，娘子援桴指血流。”其背后的故事尤为令人动容，晚明名士周亮工的妾室宛丘王氏，年方十九誓死抗清，最终战死扬州。她在死守青阳城前留下遗言：“予为情累，誓不愿再生此世界，幸祝发以比丘尼葬。予生宛丘，死维扬，咸不寂寞。然予魂梦终在白门柳色中，不在箫声明月下也。郎君《城上》诗，犹能默识。幸书一通，并予所和诗置诸左。茗椀、古墨及予素所佩刀置诸右……”红粉血泪与女儿柔情交织，令人不由释卷垂涕，周亮工后来委身降清，不知当他回想起王氏喋血扬州的悲壮，可曾有过汗颜与愧色。
读罢沉思，脑海中浮现起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这些站立在古史文献背后的女性，拥有着我们未曾了解过的精神世界与高尚人格，她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默默走向人生的终结。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她们的故事终将被更多的后人知晓。（闫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