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哪怕再难，男人也该有男人的样子
我无奈于这个世界，
我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哪怕很小的一个世界。
我只能很努力地去做到世界无奈于我，
尽量不被世界的事物所左右。
——陈道明
哪怕再难
男人也该有男人的样子
前些年，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大热，陈道明在剧中演一位餐馆老板，虽然戏份不多，却赚足了眼球。
剧刚播完，马伊琍上《圆桌派》时，透露了陈道明拍戏时的一个细节：“当时陈老师只是来客串的，他的戏份、台词都非常少，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戏的，但他也不去休息，就永远站在旁边看，不提意见，就看你们怎么演。”
一次吃饭，马伊琍就说：“陈老师，您是我们前辈，以前都是我们站在旁边看您演，现在您倒常常站在旁边看了。”
陈道明笑了笑说：“我的表演是带着年代痕迹的，带着那种年代感的痕迹演现在的戏，很可能脱节，所以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看看你们这些正当年的人怎么演戏。我想融入你们，但不能太扭捏作态了，我得首先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行。”
窦文涛一听：“这是真正拿戏当命的演员！”
02
1955年4月26日，陈道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宗宽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在天津医科大学执教。
中学时，学校排节目，陈道明经常起哄表演。老师陈鉴铜看了，非要推荐他去专业学校。戏曲学校招生，叫陈道明去，曲艺学院招生，又叫陈道明去。可陈道明当时压根儿没想学表演，在这方面一点兴趣也没有，每次答应说去，结果都跑了。
最后，天津人艺话剧团来了。陈老师又把陈道明叫到跟前：“别的不喜欢，说话你总会吧！”陈道明拧着性子说：“不去。”陈老师说：“不行，你必须去。”还找了两个同学“押”着他去。陈道明无可奈何地跑去晃了一圈儿，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离毕业还有半年时，一天，陈道明在操场打球，突然有同学说传达室有他的信。陈道明心说，谁能给我写信啊。打完球跑去一看，一个粉红色信封，居然是天津人艺寄来的录取通知。
这是陈道明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看完通知书整个人都懵了。陈道明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陈宗宽感到非常不以为然，在老辈人心中，这算不得体面的职业，却也只能无奈地说：“唉，还能干嘛呀，既然都录取了，你就去吧。”
03
被命运推到天津人艺话剧团之后，陈道明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学着学着，倒也觉得还不错。然而等到有机会上台了，却一跑就是整整7年的龙套，上一场演匪兵，下一场演特务，再下一场又演八路和群众。
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陈道明心里也有了些情绪。“怎么老是让我演这些啊！”后来回忆在天津人艺的日子，他曾说：“当时我太一般了，一般到我都想要改行了。”
有一次又让他演一个匪兵，最后一幕，要从左边慕条跑到右边慕条，一边跑一边喊：“冲啊！”因为只有半边脸对着观众，上台前，陈道明化妆就化了半边脸。
一落幕，领导就把陈道明一顿狠批。回去后，陈道明深刻地反省，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浮气躁。当他开始接到一个个配角时，他渐渐懂得了，一个人从事一份工作，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主角，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光鲜亮丽，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平淡的，但即便如此，只要用心去做事，谁也不能否定他的努力。
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当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的杜宪。
杜宪，在学校里是人尽皆知的大美女，不但个人能力突出，家境还好，父亲杜庆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生涯获奖无数，地位极高。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得知女儿爱上一个不出名的演员，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毕业后，杜宪成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两人之间的“差距”似乎更大了。可自始至终，杜宪都没有动摇。
陈道明一无名气、二无社会地位，那些追求杜宪的男人都很纳闷儿：“她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小演员呢？”陈道明也说：“我太太能看上我，只能说她太伟大，完全没有功利心。”
那时的陈道明与杜宪身处两地，为了让这段爱情开花结果，1978年，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这一考，命运就出现了转机。
04
在中戏进修了四年后，陈道明演技有了质的飞跃。
1984年，《末代皇帝》剧组找到他，希望他出演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一拍就是整整四年。那四年里，陈道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每个月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那比片酬还多。
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电视剧一经播出，收视率气贯长虹，陈道明也成了众人皆知的演员。没多久，当他出门走在大街上，有人远远地冲他喊叫：“嘿！皇上！”
1990年，导演黄蜀芹拍《围城》，想来想去，觉得陈道明身上那股书卷气，最适合演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于是她找到陈道明：“这角色非你不可。”之前，陈道明早就看了三四遍《围城》，也知道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作品，连连摆手：“演不了、演不了，我现在的演技还不够支撑这样一部戏。”
可黄蜀芹觉得非陈道明不能演，直接放话：“那我就等你，你什么时候演我们戏什么时候拍。”即便是不小心摔折了腿，坐着轮椅，黄蜀芹还追到北京去说服陈道明。
事实证明，黄蜀芹没有看走眼，像方鸿渐这样不中不洋的人物，身上泛着喜剧式酸腐气息的文人，只有陈道明这的气质和演技能驾驭。
短短10集的《围城》，拍摄100天，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反复琢磨人物，大夏天还穿着长褂在家里踱步、念白。一天下午，杜宪从外面回来，推门一看，陈道明穿着长衫，正在找人物感觉，杜宪说：“你傻呀，中暑了怎么办！”陈道明低头一看才发现，长衫前胸后背早已湿透了。
一番摸索后，为表现方鸿渐，陈道明设计了“一惊一乍”演法：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时，都先是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个冲突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身为天津人，他练出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栩栩如生。
《围城》热播之后，陈道明更红了，成了全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连钱锺书先生本人都写信告诉他：“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05
三十出头的陈道明，成了全国最有名的那一拨演员之一。迅速走红给他带来的除了名利，还有心态上的浮躁和轻狂。
当时的演员，虽然不比今天的偶像，还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走哪儿都有人认识，追着要签名，大大小小的活动、戏都来请他。在外界的追捧和赞誉之下，他有点儿轻飘飘的，觉得自己牛了：“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这就是狂。”
因为《围城》，陈道明与钱锺书先生结识，他去拜访了钱先生。
一进屋，发现老先生深居简出，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唯一出声的，是煎药的药锅。一到时间，药锅就“噗噗”地响。
到钱老家跟先生谈了三次话之后，陈道明在那种书香的氛围中，突然发觉自己贫乏、可怜乃至丑陋。父亲是个老派知识分子，一身傲骨，回家的路上，他想到父亲的教诲，回想这段时间过的生活，觉得自己成了个“莫名其妙”的人。
“在文化的面前，学问面前，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连屁都不是！”圈子里的赞扬蒙蔽了他的眼睛，失去了一个人对虚荣、浮华的抵抗力，也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自重、自省。就在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了，更加让陈道明怀疑眼前的生活，怀疑自己到底身处怎样一个圈子。
有段时间，他整个人都“晃范儿”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一演戏就难受，差不多五、六年都是这样的状态。回到家，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想来想去，又不可能离开这个行业：“都快40岁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还能去做别的什么吗？”
在杨澜的一次采访中，陈道明说：“我拍《末代皇帝》时，电视在全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物呢，一个电视剧，烂得不能再烂的，也能把一个人捧红。所以说，当时我得到的名气，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
陈道明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成功带着某种运气成分，如果再这样心浮气躁下去，会彻底成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
1993到1999年，就在演艺生涯和世俗声名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开始进入半隐退的状态，大量地读书、写字，凭兴趣做事。他给自己定下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
慢慢地，陈道明的心平顺了，一种柔和的东西进入了他的生活，即便是没有人再来找他拍戏，他也丝毫不觉得害怕、着急、郁闷。按照圈子里普遍的看法，那几年，他突然就沉寂了，很多人一度以为他要走下坡路了。实际上陈道明找到了自处的方式。他狠狠撇弃了前几年的浮躁，让自己沉浸在书香和艺术中。看得越多，学得越多，懂得越多，他越发认识到快乐与否与外界无关，有一个洁净、从容、真我的精神世界，才能让一个人活得百毒不侵，不为世间的诱惑和毁誉而动摇。
每个人这一生，都有两次诞生，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的觉醒。那时的陈道明，迎来了第二次生命：他发觉自己可以放下名利的欲望，也不用去迎合任何人说假话、套话，只要在职业上用功、用心、无愧，就能够到达内心的平和与自在。“经过这段时间的检验之后，我知道，即便将来我什么也不是了，我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快乐。”
06
2002年，高晓松拍《我心飞翔》，其中一场戏，陈道明在河边负伤，要躺在小船上，靠船桨晃晃悠悠上岸。
高晓松寻思，为了画面好看，得要有夕阳把河面反得非常亮。当时，没条件给剧组等太阳落山，就先在山上拍别的戏，等夕阳来了，摄像师扛着机器撒腿就往桥上跑，陈道明一口气跑到河边，扭头问：“多大的头？多大的头！”摄像师扯着嗓子喊：“250！（焦距）”
250焦距的景深什么概念？稍微把控不好，画面就虚了。只听陈道明回了一声“明白！”躺在船上，把桨一斜就开始演，此刻，画面正定在波光粼粼的河上。要知道，这么好的镜头，转瞬即逝，肢体动作一旦太大，演员就出画了，出画就失败，夕阳一下山，就全砸了。
当时剧组预算有限，根本没机会试错，高晓松坐在监视器前一直流汗。陈道明呢？神了！整个长镜头下来，居然可以让人和桨一直沿着画面走，不管怎么爬、怎么翻身，人都在画里。
一整条下来，高晓松当时就跪了：“老陈，你这也太厉害了。”陈道明笑笑：“你还没注意到吧，我中间挥了一下手上的桨，因为我觉得你拍在这儿差不多该剪了，这是我给你留的剪辑点。”高晓松佩服得五体投地：“给你当导演真是太舒服了！”
拍《康熙王朝》的时候，皇子被俘，瞒着陈道明演的康熙，康熙知道真相之后，勃然大怒。拍头一条的时候，陈道明按剧本走了。导演说：“非常好、非常好。”陈道明却问：“能再来一条吗？”
拍第二条的时候，他突然不走剧本，把演对手戏的皇子叫到跟前，“啪”的一个耳光扇在对方脸上。念完对白，满脸懊丧的康熙，又是“啪”的一个耳光扇自己脸上。
现场人员都懵了，半天，导演才站起来鼓掌：“牛！”
事后，陈道明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个演员十分在意，我愿意郑重地跟人家说声对不起，不过，如果我在戏里突然被人打一个嘴巴，我是不会感到任何诧异的，我会顺着这个嘴巴演下去。”
拍戏时的陈道明，专注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每一个角色，他会花很多时间研究，为了演好康熙，他翻烂了《清史稿》。《建国大业》里阎锡山只有一分钟的镜头，他却为此看完了人物的所有背景。
每一次用心揣摩和导演商讨后，陈道明都会让作品增色不少。从艺这么多年，即便有差的作品，他也很少呈现出很差劲的角色。在他看来，身为演员，要有素养，要用心理解每个角色、每个作品，才能呈现出最精彩的表演方式。演戏用功、刻苦，这是他坚守的准则。
怎么才能做到一流？无非是甘于寂寞，精心打磨自己，不抱怨、不浮躁地把每个细节做到极致。只有那些孤独地把事做到极致的人，最后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神。
07
早些年，刚红起来时，陈道明就不太习惯应酬。他骨子里是个向往安静的人，一到饭桌上就觉得放不开，“有的人一句话来回说三遍，名片要给你递上七八次，我就觉得太别扭了。”
当明星们受到的追捧越来越高时，陈道明却有意让自己变得边缘化。剧组拍完戏，他就一个人待着，聚会从来不去，应酬从来不接。更多时间，他放在了女儿、妻子身上，把生活留给了自己的兴致。
陈道明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家里看书看得倦了，就坐下来弹上两三个小时。除了弹琴，他还会萨克斯、手风琴，甚至亲手组装过乐器。忙着演戏的间歇之中，他习惯用音乐来获得内心的平静。
年纪再大了一点之后，又迷上了画画、书法和下棋，在家拿着毛笔抄写《道德经》，或凭记忆画拍戏过去的地方。看书，他爱看杂文，爱读洗练的文字，一套《鲁迅全集》早就被他翻烂了。
陈道明有一个大房间，专门用来放糖人、面人、木工。糖人、面人是女儿幼时的最爱，他经常做一两个，给女儿当礼物。时间充足，甚至给她裁一身衣裳。
女儿出国的时候，他告诉女儿：“第一，我希望你健康，第二，我希望你快乐，第三，尽量好好学习。”在他看来，人这一生非常短暂，健康、快乐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对于物质追求，他要求女儿适可而止。有一年，女儿打电话说想要个LV的包，陈道明非常直接地说：“你到底想要包，还是想要包上那个名牌标签？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包，爸爸可以亲手给你做一个。”
许许多多混迹在名利圈的人，都想趁着年轻、名气尚在捞钱，陈道明却更愿让自己活出人味儿。凭他的身价，本可盆满钵满，他却说：“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又不买飞机大炮、航空母舰，人活着是靠内心世界去支撑的，而不是靠穷奢极欲去获取快乐。”
历经《围城》之后的反省期，他坚持与名利拉开一段距离，因为他发现，比物质暴发户更可怕的，其实是做一个精神上的暴发户。一个人获得无形的、巨大的荣誉，很容易丧失真我，失去纯粹，要么得意忘形，要么焦虑不安。唯一的救赎，就是看淡这一切。
所以，每次拍完一部戏，陈道明就会歇上一段时间。拍完《英雄》，他歇了一年，冯小刚请他演《夜宴》里的厉帝，他觉得和康熙重复，不肯接，陈凯歌找他演《梅兰芳》，不接，胡玫的《孔子》，同样也被拒绝。
即便想拍戏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剧本必须符合我的审美、价值观，不然就是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演。如果真是个好剧本，我宁愿少拿钱，然后让导演去物色更好的演员，咱们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作品。拍戏不但要钱，还得要脸。”
冯小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陈道明是个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他不喜欢迎合这个圈子的生存方式，也不想靠谄媚在这个圈子里讨好谁。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清高与孤傲，其实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与自律。陈道明一直按照内心的标准行事，无论是做人、做艺，都有一把心尺。在这个欲望泛滥、诱惑横行的时代，许多人活着，见这个也抓，那个也要，结果越活越沮丧，越活越迷失，就是因为心中少了一个清醒的坐标，少了一把这样衡量事物的尺子。有了这样的尺子，人才会懂得取舍，有了取舍，人才能活得更通透。
08
从内心来讲，陈道明想远离名利场，但他身上的那股文人劲儿，又总让他对看不惯的事发声。
每次接受采访，他都直指要害，当着记者的面让对方下不来台，他说：“演员平时废话就挺多的，接受采访，就不要再说些化妆的话了。”所以，他不说假话、套话、场面话，对于演艺界乱七八糟的事，甚至对一些记者的采访腔调，他总忍不住点破痛斥。
《归来》做宣传的时候，主持人问：您和巩俐老师飙戏，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陈道明说：现在文学语言，都被娱乐节目用到极致了，都用的极为刺激。我俩没有飙，就是我们俩合作。你给我解释一下飙是什么意思？
一个记者站起来问：有在张慧雯身上看到巩俐的影子吗？陈道明说：我看不到任何演员，是另外一个演员的影子，就是一个演员，不能复制，一代一代的女演员怎么能复制呢？
谈及现在影视剧的炒作风，陈道明毫不避讳地斥责：“开拍前不问剧本内容、不要情怀内涵，想方设法找话题、炒绯闻，演员不会演戏没事儿、剧本再烂无妨，只要有绯闻，肯定有收视，怎么可能提升文化口味？”
一些演员自称“压力大，借毒减压。”陈道明发问：“谁没压力？你有老百姓压力大吗？你比老百姓挣得多、社会关注度高，非说有压力，也是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用压力解释吸毒，纯属借口，这就是没教养的表现！”
“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所以现在出了一大堆破烂！”
为此，他常常感怀过去的精耕细作，觉得那时在技术上虽然还很粗糙，但是实实在在是想创作好的作品：“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呢，全部都被钱同化了！”
09
在电影《一声叹息》开头，张国立有这样一段独白：
“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的心里。”
很多人说陈道明孤傲、清高、难对付，说他好为人师，喜欢端着，不接地气，可陈道明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对于他这样怀揣着文化情结的演员，面对如今滚滚袭来的商业浪潮，面对一出出喜剧、悲剧变闹剧，心里剩下的，不过无奈的叹息。
陈道明不止一次说过：“我无奈于这个世界，我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哪怕很小的一个世界。我只能很努力地去做到世界无奈于我，尽量不被世界的事物所左右。”
他知道，自己的一次次表态，并不会立马改善这个时代的风气，追逐利益的人群永远会挥舞手臂。但在浪潮之下，他选择独立的人格，无法改变世界，也绝不跟世界妥协，不低俗，不折腰，不作文化之恶。他说：“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可让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