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燕：我的北大老师说“我不知道”
原题
回忆我的北大生活和张宗炳先生
作者：杜丽燕
大约是在197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哲学系开设“普通生物学”课程。主讲教授是张宗炳先生。张先生的大名我们早有所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之子，我国昆虫毒理学奠基人之一，1950年代提出优生学，并为此饱受牢狱之苦……关于张先生的种种传闻，每每成为晚上灯火管制之后宿舍里的谈资。
张宗炳先生
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经有同学撰文，说在北大校园里，你要是遇到衣着朴素、态度谦和、平易近人的老者，千万别以为他是工友，说不定他就是国内的某位学科创始人。好像那篇文章里讲的是作者如何把季羡林先生当作工友，让他为自己看行李的事。
不过，要是在北大校园里遇到张先生，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因为张先生浑身上下都透出教授的“模样”：永远衣着考究，头发妥帖，皮鞋一尘不染，身材高大挺拔，却骑着一辆20吋的小自行车；加上先生客气而高雅的待人方式，平和而低沉的语调，近似于在天平上称过的精确话语，一般人心目中“教授”的种种标志，在张先生身上都能一一印证。
当然，我不是说张先生“长得”像教授，而是说，他“是”（be）教授。只要他一张嘴，聆听者必然为之震动，佩服得五体投地。听张先生的课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内容新颖、清楚明白，干净利落，没有半句赘语。
我们哲学系的本科生，原本没有多少生物学知识，但在张先生的课上，你不知不觉之间便进入了生物学神奇的领域。不需要刻意记什么，先生讲授的内容就刻在脑海里了。张先生的课让人真正领略了科学大师式的深入浅出。
当时正值年少轻狂之际，心中佩服张先生的学问和气质，却也免不了北大女生特有的恶作剧。在深秋时节的一次课间，我和一位女生在二教外面的草丛里找到两个黄乎乎的、桂元大小的植物果实。我们俩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坏笑，便拿着这玩意儿走进教室，向张先生讨教。我们用似乎天真无邪、充满求知欲的表情问张先生，这是什么东西，心里面却在暗自发笑。
我们知道张先生是搞昆虫毒理学的，就想看看面对这个不起眼的小黄球，张先生说什么。我们也知道自己很过份，张先生不苟言笑，还没有几个人敢和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的张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呢。
只见张先生拿起那两个外壳毛茸茸的小球球仔细看了看，平静地说“我不知道。”我们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楞在那里的我们，先生接着说，“自然界这么大，我们只能知道其中很少一点，我的知识很少，就是沧海一粟吧。”无论我们有多少恶作剧，无论我们平时如何以敏捷著称，此时一点都使不出来了。
我们眼中的狡黠顿时变成尊敬。我们知道，先生对教学精确性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先生并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只是不想告诉我们不精确的东西。其实先生就是随口说它们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错。一个哲学系的学生能有多少生物学知识啊。但是先生没这样做。先生的坦诚、虚怀若谷的胸襟、对知识的敬畏，使我们受到深深的震撼。
北大人的科学民主精神，北大人在科学问题上的客观严谨，北大人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一下子活了。它们不再是概念和说法，而是当下的情境。我们这些无知的本科生此时就活在这种情境之中。在北大读书，最重要的不在于学到多少命题、概念和技术，而在于学会一种正确的治学之路和为人之道。
在张先生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孔夫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或者如苏格拉底所说“我知道我不知道”（I know I don’t know）。知道自己无知，坦陈自己无知，学者也，圣人也。
张先生的治学态度代表着北大老一代学者的风范。在北大校园里，时常能够与这种态度相遇。我的老师，著名哲学史家、翻译家王太庆先生几年前不幸故去。我们在为先生办后事的时候，偶然看到先生在申请正教授时填写的一个表格，上面赫然写着，他自己并不够教授的条件。
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教授应该是个起码的哲学家，而我的确不够哲学家的水平。有人说我是个翻译家，我也不敢当此美名。我一向只是以此为中国人民服务，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哲学水平……我热爱人民和哲学，所以甘心当哲学家们的助手，干这个既费力、又困难而且被有些人误解为仅属于二等的翻译工作。叫我哲学家，那是空头的、虚伪的，我不干。我是个实惠的哲学翻译工作者，也帮着教点书”。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实在、最谦逊的职称申请表。
其实，王太庆先生的学问是很精深的，听他的课像听张先生的课一样，同样是一种享受。那侃侃而谈、毫无造作的讲课风格，像一个长者拉着你的手漫游在哲学奇境。哲学思想在先生这里，不是板着面孔的说教，不是生僻聱牙的天书，更没有故弄玄虚，你能从他的授课内容中触摸到苏格拉底的刚骨，品味到柏拉图追求不朽的理想……无知的心灵瞬间能被先生带到一个极高的境界。即使听他闲聊天，也常常使人收益匪浅。先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个“翻译工作者”。
由于几十年的经历，先生个人更偏好翻译，所以，他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只擅长翻译。其实翻译，特别是信、达、雅的翻译，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基础，否则，不可能把一种外来文化神形兼备地移译过来。先生的译作在国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直到逝世前，还在翻译希腊文的《柏拉图文集》！他的翻译标准是用中国人最容易懂的语言，表达希腊哲学的精髓。
本文作者著述
先生逝世以后，我们收到一些海外来函，学者们不胜感慨地说，先生的逝世中断了中国文化与古代希腊文化的对话，而先生却说自己仅仅擅长翻译！这种实实在在的治学态度的背后，是一位有道学者赤诚的良知。
人们可以用有多少学部委员、多少教授、博导、多少高考状元来考虑北大，数字化的时代嘛。但是，这是北大最外在的东西。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在于她的灵魂。什么是北大的灵魂呢？蔡元培先生在制定北大办学方针时曾经指出，北大并非养成资格之所，亦非贩卖知识之所，而是研究学问之所。北大学者当有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由此看来，北大的灵魂当是“学术为本”。我以为，北大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良知立足于天地之间，求知、教书、育人，皆因对学问的敬畏和信念使然。脚踏实地治学、严谨扎实执教、诚实正直做人是北大人的理想人格。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更取决于此。先生们的学问首先是道德文章!
离校20余载，镜中的我们，全然一介老妪也。在学问之途上踯躅20余载，先生们教授的知识，经常不用的也忘却了不少。然而，在校间经历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先生们的治学态度，对学问的敬畏，是此生都不敢忘记，也不会忘记的。
在北大读书，我知道了什么是学问，如何做学问，什么是学者，什么是学者的良知。在我们的研究道路上，先生们的严谨治学永远是一面镜子。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先生们的风骨永远是拷问我们良知的尺度。
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黄楠森先生。闲谈之间，先生不无忧虑地谈起现在的学风，说现在有的研究者或者硕士、博士们，写书写论文，口气大得很，好像每个人都在建立一个学科。宏大的题目下面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句句都是别人说过多少次的。不读原著，不讲传承，不研究问题，上来就敢说自己的研究是前无古人。这种研究态度会毁掉中华民族的学术研究的。
本文作者著述
看着先生那饱含忧虑的面孔，不禁为之感动。是啊，人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承载着传承文明的重负。倘若学人蝇营狗苟，那可真是民族的不幸。
2006年5月
人物介绍
张宗炳，1914. 7.17-1988. 1.10，浙江杭州人，张东荪长子。1934年获燕京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1936年获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3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上海东吴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1949年任北京大学动物系教授，1952-1988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毒理室研究员以及农药学会顾问。出版20余本专著，主要有《昆虫毒理学》《昆虫毒理学的新进展》《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农业出版社1989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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