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最后西上巴蜀，渡尽劫波故宫文物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各省并进逼华北。1932年初，平津告急。为谋故宫文物的安全。几番争议。几经周折。终于决定：文物南迁。
一、南迁之争
文物南迁之前，在应否迁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分歧，甚至激烈冲突。
院方领导层内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中间，如果不迁走文物，就难免于难。国土沦陷，可以恢复；而文物毁坏，则不可复得，而且国外于战时也有迁移文物的先例，特别是鉴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法将古观象台文物劫往使馆，后德国又劫回国内的历史。他们极力主张尽量能多迁出一些文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文物一出宫门，安全就缺乏保证，因而应该观望一下，等待时局的变化，尽量不迁。北平市各阶层人士以及市民，大多坚决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他们担忧的是，故宫文物一旦迁走，便难以重回，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将名存实亡，因此抵制得很厉害决计与文物同存亡。
有的人还提出宣布北平为文化城实行战时特殊保护。
当文物将要起运时，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等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声称要用武力阻止。而后又联络工联会，发动工人。阻止汽车运文物出宫门。起运文物前夕。故宫职工家里都收到恫吓信。警察厅只好将周肇祥暂时禁闭起来。针对北平各界的意见，院方向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发出电报，要求政府保证：北平安静后，原物仍运还。
关于迁往的地点，事先争论也很多，有迁往西安、洛阳、开封、上海、南京等各种意见，直到第一批文物已运到南京城外下关车站时还难确定。最后终于决定，文物先存上海，同时在南京建设库房，建成后即移至南京，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二、秘密列车
文物南迁共分5批，自1933年2月7日开始，至5月23日结束。吴瀛、俞同奎、马衡、程星龄等分别担任各批的监运。
文物迁移时，院方事先向南京的行政院和沿途各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他们沿途保护。为了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路线采取走平汉线转陇海线再转津浦线的方式，绕道南下。装载文物的列车全是铁皮车，单是第一批即装了两列火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保护。除了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车先行。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重要关口车内熄灯，车内工作人员都和衣而卧。车行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聚，接力奔跑。
车到徐州一带，大家见到铁道两侧的涤沟里，趴满了士兵，支着机关枪，随时准备射击。一问才知道，头天晚上军队已跟土匪接火，那帮土匪闻知故宫文物通过，便准备拦路抢劫。此时军方正怕土匪卷土重来，因而严阵以待。
文物迁到上海后，放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储藏。1936年8月，南京文物保存库落成，12月8日至1937年1月17日，存沪文物仍分5批，全部运往南京。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三、西上巴蜀
文物迁至南京仅仅半年，“七七事变”发生，于是不得不再继续迁移。文物西迁分南、中、北三路，每路又分许多批，水路、铁路、陆路交替使用，分别迁到了四川巴县、乐山、峨嵋。西迁文物往往到一处停留数日，数月乃至数年，每一段落谓之“一迁”简而言之，南迁尚有目的地即南京；而西迁则无目的地。因为战火已经把中国土地烧得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中路文物止于乐山但那里也屡遭敌机轰炸，储存库只好一移再移。南路起运最早，停止最晚。
从1937年8月14日开始，迁至长沙，二迁贵阳，三迁安顺华岩洞，在此停留6年。1944年秋，桂林，柳州相继失守，贵州省临危，不得已四迁四川巴县飞仙岩，这时已是1944年12月18日，第二年春，便筹备文物东归了。
文物西迁开始于“八・一三”上海战役打响的第二天。故宫文物往江边运送时，东边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当时雇用的轮船是英国的“太古轮”，因为逃难的人太多轮船不肯靠岸。故宫职工向同胞们讲清事情真相，逃难的人民深明大义，当即让开码头。装载文物的轮船启航了，难民们却留在码头上。
文物装运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8日，当时存南京文物都运在长江码头上，等候装船。到最后几日，敌机在码头上空盘旋扫射，子弹雨点一样打到文物箱件周围，押运人员只好匍匐木箱附近，扫射一过，快速装运。
四、渡尽劫波文物在
文物西迁中，炮火烽烟，风霜雨雪，跋山涉水，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其中几次事故，令人心有余悸。
1937年12月7日，北路文物在宝鸡车站卸车后用汽车运往临时库房。当装载文物的汽车穿越路轨后，突然有两列火车相撞，波及到汽车，车上一箱黄瓷宫碗与一箱钟罩被震碎。还有一次，中路文物在重庆临时存放，大家只顾往楼上搬运，却不料楼板吃不消，忽然塌下压伤文物二件。北路文物在陕西褒城存放时，卫兵们荷枪实弹，来往巡逻，有一个士兵腰里的手榴弹不慎落在地上，当即爆炸，有3名士兵被炸死炸伤，两件文物受损。
最令人痛惜的是，为了保护文物，本院职员朱学侃牺牲了生命。
朱学侃是跟随中路西迁文物的工作人员。中路文物1938年5月22日完全迁到重庆。1939年，日寇轰炸重庆，文物被迫再迁乐山限令从3月28日起到4月15日完成。当时轮船不足，才运了一半，已是4月11日。实在不得已加雇民船，星夜装运。有一天黎明，江上已曙色微茫，而舱中仍是昏暗不清。朱学侃先到船上检查舱位，心里只想着赶紧装文物，脚下的舱盖已经打开，一脚踏空，身坠舱底脑部受创，当即昏死过去。同事们忙将他送往附近医院，但是来不及抢救，已气绝身亡。同仁感念他为保卫文物光荣殉职，将他安葬在重庆南岸狮子山，并立碑为志，永存纪念。朱学侃原籍安徽，家有老母而无兄弟。抗战胜利后，院方同仁惦念这位烈士的母亲，曾筹款补贴她的生活。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1946年，全部西迁文物重新回到南京，准备运回北京紫禁城。
据战后统计，整个日寇侵华期间，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文物却未受重大损失。这是全体人民苦心保护的成绩，也是故宫博物院前辈们顽强奋斗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