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虎 | 《滇语备忘录》概说
定柱生平事迹，其曾孙耕心撰《浙江按察使本生曾王父椒园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叙述较为翔实。而于定柱宦滇始末，史志家传尤显不详不确。故此，笔者不嫌添足续貂之讥，特考略定柱宦滇时间如下，并简略述及其宦滇治绩。
定柱生平两度宦滇，而于其两次宦滇始末，说法不一，需加以辨别。首次来滇：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授定柱师宗知县职。当年十月初四，定柱从正定出发，次年（1802年）二月十三日到达昆明。[2]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下简称《履历档案》）载：嘉庆六年（1801年）授王定柱师宗知县[3]，而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嘉庆七年（1802年），定柱任师宗知县[4]，符合史实，并不抵捂。定柱知师宗三载：亲往秋征；破除祭树迷信，开启民智；制服王运泰；厉除采硝积弊；判案明决等，治绩颇佳，民赠称号“王青天”。师宗任满，移丽江知县，领邑一年，以诚信感化夷人，汉夷无扰。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二十六日，定柱从丽江启行北归，次年（1807年）五月初九回至正定。[5]由此可知，定柱首度宦滇，共任两职，历时五年（实际任期1802～1806年）。
再次来滇：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下简称《概说》）言：嘉庆十八年（1813年），王定柱再至云南，任思茅厅同知。[6]而《概说》在著录《黑盐井志》时却载：“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举王定柱重修为二十七卷。”[7]著录《滇语备忘录》载：“定柱以嘉庆七年（1802年）至十一年（1806年）官于滇，作《滇语备忘录》。据自叙言：……’余由黑井移镇沅’……”[8]又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嘉庆十三年（1808年），定柱任他郎厅通判、二十二年（1817年）任思茅厅同知。[9]另光绪《正定县志》载：“丙寅（嘉庆十一年，1806年）擢他郎通判兼权黑盐井提举”[10]朝廷任命与实际到任中有时间差，实属正常，前载嘉庆十二年（1807年），定柱回到正定，则其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任当合理。光绪《正定县志》还载：“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年）权镇沅知州”[11]《备忘录》记其从黑盐井移镇沅时，值蒋砺堂迁浙江巡抚，而蒋迁浙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12]众说相合。又定柱在《滇蜀纪程》中感慨：“已阅二十年”[13]。耕心《家传》云：“盖公历云南二十余年”[14]，若以嘉庆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01～1820年），定柱在滇任职，则“二十余年”之说似为合理。这就说明，嘉庆十一至十二年（1806～1807年），定柱离滇回家时，朝廷已命其任他郎厅通判兼黑盐井提举，居家不久，即上任。故而，《概说》载嘉庆十八年（1813年），定柱再至云南之说欠考。前引《概说》载：“王定柱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至云南，任思茅厅同知。”道光《云南通志稿》载：二十二年（1817年）任思茅厅同知。而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四载：王定柱十八年（1813年）署，二十二年（1817年）任。卷十六《名宦》本传载：“嘉庆十八年（1813年）后两任。”[15]（按：署，官员出缺或离任，由其他官员暂代或试充官职。）故道光《普洱府志》以嘉庆十八年（1813年）为定柱任思茅同知不无不妥。光绪《正定县志》亦是。是志载定柱任职镇沅州后，“旋擢思茅同知……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年）权守永昌，丁丑（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权守开化……庚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擢四川成都府”[16]。《滇蜀纪程》开篇即载：“旨云南思茅同知王定柱著补授四川成都府知府，奉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7]故而，方国瑜《概说》与道光《云南通志稿》均合理。至此可明，定柱再度宦滇，任职多地，历时十三载（实际任期1808～1820年）。
定柱再度宦滇，政绩卓著，可圈可点之处不少。提举黑盐井时，悉裁陋规，重恤商灶，兴利除弊，修书院，延名师，作《井志》。知镇沅时，团练马佑辈作乱，定柱计驱马佑，涣其党羽，大患悉平，民衔感念，为建生祠，岁时尸祝。任思茅同知时，莽夷与缅甸兵戈相寻，扰及内陆，定柱单骑驰书晓谕，以诚意感格，斥退乱者；又商约盐税，使其得以畅销。权守永昌时，夷人构难，定柱行阵筹储，食息俱废，积劳构疾。定柱睿智有谋，气魄十足，宦滇二十余载，实心干事，爱民如子，政绩非凡。有清一代宦滇者不乏，然遍走三迤，实心干事者鲜见，定柱可谓一名真循吏。
记述云南历史的公私著作，以“志”“史”“书”“纪”“记”“录”等命名者，不胜枚举[18]，而以“语”冠名者，笔者仅知王定柱《滇语备忘录》、张泓《滇南新语》、邓之诚《滇语》三书及明人唐尧臣所作赋文《滇语》。[19]然而，中国古代，以“语”缀名的著作亦不乏其例。成书于战国初年，旧署左丘明撰之《国语》，凡二十一卷，乃最早国别体著作，由《周语》《鲁语》《晋语》等部组成。从其书名及其各篇章名来看，显以国名（地名）系之，专述某国（地）历史。后来，笔记小说兴起，以“语”冠名者，层出不穷，比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唐）刘肃《大唐新语》、（宋）周密《齐东野语》、（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等，大多以国（地）名系之，多为笔记小说。“滇语”之名或可指三迤历史、或可记滇云经历。方觉为张若骊《滇南纪略》所作的序文称：“（张若啸）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复来滇中，官居余暇，取《通志》及《古滇语》《滇载记》《南诏野史》诸编删繁纂要、订舛辩讹。其体例仿《广舆记》而益加详焉。”[20]可见，此处“滇语”当指云南历史。《滇语备忘录》作为作者宦滇笔记，冠以“滇语”之名，实属常态。
《备忘录》无序无跋，从体例结构来看，似乎不够谨严有序。作者随想随记，某地、某时发生之事并非编排一处，故而成书时间难以判定。方国瑜先生曾根据是书的叙述内容及志书相关记载，推定此书所记限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以前。为进一步考辨成书时间及钩沉史料价值，兹不妨移录方文如下：
定柱以嘉庆七年（1802年）至十一年（1806年）官于滇，历任州县，作《滇语备忘录》。据自叙言：“余初宰师宗”“余至丽江领邑一年，剑川、鹤庆皆亲至”“余以壬戌权永昌”“余由黑井移镇沅”则足迹遍三迤，《备忘录》即纪其见闻。所记大都山川形势，而多鬼怪离奇之说，于史事无多足取者。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六载嘉庆十八年后，王定柱任思茅同知，则定柱再至云南也、道光《云南通志·戎事篇》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孟艮控车里，思茅同知王定柱单骑简从往晓谕”云云。一九五八年冬，瑜在西双版纳调查历史，想王定柱作《滇语备忘》中记此役，即函托北京友人从北京图书馆代钞此书，教月后得之，而无一语提及车里与孟艮纠葛事，所记限于嘉庆十一年以前也。且所记大都神话无稽之谈，初以为《备忘录》当记其经历，未免失望也。[21]
从以上引文显知，方先生曾通览此书，故而作出“所记限于嘉庆十一年以前也”的判断。笔者校注是书，虽不能卒读尽通，但也扫过数遍，总觉方说未免意气用事，疏于细察，以致误判。笔者浅陋，试取文中证据以补方说。
定柱自叙“余以壬戌权永昌”，此为作者记忆所误，其任永昌知府岁在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年）。[22]作者又言：“余伟他郎时……”伴，副、辅助意，说明其在他郎任副职。查其经历知，定柱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任他郎厅通判，而清代通判即辅助性职务。书中另载作者“乙亥，复一诣访（黑龙潭）……己卯，复游……”事，从作者宦滇生涯可知，乙亥当为嘉庆二十年（1815年）己卯为二十四年（1819年）。书中还载他郎举人金棠募建文庙，“文庙，孝廉于庚辰、辛巳岁募建之”。庚辰、辛巳分别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作者再言:“比余交割黑井课帑竣，到昆明，值砺堂先生已迁浙中丞去……”嘉庆十四年八月，蒋攸铦（砺堂）调任浙江巡抚。综合以上四条证据可知，《备忘录》所记非限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
既然《备忘录》所记不限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那就说明本书并非定柱首次离滇时所作。金棠修文庙岁在庚辰、辛巳，时定柱已离滇任成都知府，结束其长达二十年的宦滇生涯，道光十年（1830年），定柱卒于浙江按察使任上，由此，笔者臆测此书当成于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年间（1821～1830年）。
《备忘录》是定柱宦滇笔记，其内容多源于定柱所见、所闻、所传闻及旧史方志的记载[23]，内容大多作者亲身经历，故其史料价值不容小觑。笔者费尽周章，草成此稿，粗分三十七段，序并十类，今不揣浅陋，简述是书内容如下，荛献方家。
第一类（1～6），记述滇云气候环境、山川地理。第一段简述云南地势、纬度、疆界、气候；第二段提及滇人誉水、鄂尔泰治水并张允随语；第三段细叙滇土山川；第四段略言三迤政区改制；第五段简言滇路无定里；第六段叙述维西、中甸地理气候。
第二类（7～11），描述云南文物名胜、花草虫鱼。第七段简述昆明胜迹及陈用宾轶事；第八段趣言滇龙滇雷；第九段趣谈滇树、黑龙潭、唐梅；第十段续言黑龙潭古墓、潭水游鱼；十一段另谈腾冲鲁梅、杜鹃。
第三类（12～13），记载滇黔民变。十二段记往侬氏及翁元圻平笼仲苗事；十三段叙述作者奉檄勘硔、制服运泰事。
第四类（14～20），细述南中瘴疠蛊毒、民俗信仰。十四段分析瘴疠种类及除瘴避瘴法；十五段回忆孔明祛瘴逸事；十六段详言豆狗瘴；十七段续讲中蛊及除蛊法（枹、打蛊草）；十八段细述楚雄蛊狱；十九段介绍夷人行蛊、中蛊、禁蛊事；二十段简言滇黔苗民祭树祈祷，作者不事迷信、开启民智事。
第五类（21～24），回忆觉罗琅玕、永保逸事。二十一段叙述琅玕猝死及琅玕姬陈氏殉葬事；二十二段续言琅玕殁后千总某发病致死怪事；二十三段记述作者点评永保对联事；二十四段简述永保除妖安民事。
第六类（25～27），略载恒乍绷起事始末。二十五段记述平定恒乍绷事经过；二十六段描述女沙尼见鬼事；二十七段回忆擒腊者布事。
第七类（28～29），简叙作者所闻有关雪蛆、恽格之趣事。二十八段趣言丽江所闻购买雪蛆、人造雪蛆事；二十九段亲闻恽燮言恽格因梦绘画事。
第八类（30），三十段详记作者知师宗时，力除硝弊，为民解忧事。
第九类（31～35），记叙作者所闻金刚木、飞头种、金棠之怪事。三十一段描写金刚木特征及金刚香入蛊、疗毒事；三十二段怪谈飞头种事；三十三段简言金棠患痘治愈事；三十四段赞誉金棠修建文庙事；三十五段记述他郎奇石事。
第十类（36～37），详载马佑辈作乱及作者计驱马佑事。三十六段叙述马佑辈团练坐大、跋扈不听、擅用私法事；三十七段作者先忆蒋攸話、史致光嘱咐戡乱事，又载练规碑文，再述计驱马佑事。
内容简述至此，其史料价值约略可见。前引方文言：“《备忘录》即纪其见闻。所记大都山川形势，而多鬼怪离奇之说，于史事无多足取者。”开卷展读，似有此感。然而通读细嚼，亦非如此，别有一番趣味。虽“所记大都山川形势，而多鬼怪离奇之说”，但又如方国瑜《概说》载：“去伪存真，不宜以见于记载而信之，亦不宜以有奇异之说而弃之，当善于分析研讨也。”[24]再若云南省图书馆判定《备忘录》：“内容记载有关云南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有参考价值，拟收入乙编。”若以今日史学研究的视角及领域而言，《备忘录》一书宛如分光镜一般，呈现出多样的色彩，以飨各型观者。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史学研究突破传统政治史、军事史、英雄人物的研究藩篱，研究方向不断向下层、微观、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不拘于一隅，跨学科研究已成常态。经济史、社会史、人物传记、生态环境史等的研究蔚然成观，近几十年的史学佳作名称便是答案。笔者不揣谫陋，试以今日史学之观念，拟从《备忘录》中钩沉些许价值，裨益学界。
第一，《备忘录》对于王定柱传记研究，尤其对其宦滇事迹及其交游考略至为重要。人物传记研究最忌材料不真、不足、不活。史料不真，可阿谀奉承、可诽谤谩骂，无从拣择；不足或不着一字、或东鳞西爪，无以下笔；不活抑履历文书、抑封赐诰命，了然无味。正史、志书、年谱等对于传主的记载偏于流水账式，亦多溢美之词，某些概括或有点睛之处，不一而足。定柱传便如此。
《备忘录》叙述定柱宦滇经历，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饱满，性格特征突出，可读性较强。《家传》概括性地描述作者性格“清介绝俗，超然无漁”为政行事“孳孳不倦，惠猛兼济”[25]，总觉不活，若将《家传》与《备忘录》对读，传主形象跃然纸上，读者会心一笑。比如，《备忘录》中记载定柱不事奉承、直言批点巡抚永保的两副对联，滔滔不绝，言不能止，竟令同年好友艴然，而与其疏远。定柱自言其“迂戆”，可见一斑，幸而巡抚胸襟开阔，原谅其不敬。读至此，《家传》所言定柱“清介绝俗，超然无流”的性格，我们就不难理解，也信乎《家传》的记载。又如，作者在处理王运泰、马佑诸人事件上，“惠猛兼济”的方法运用的巧妙、到位，具体可阅读原文。《家传》用“清介绝俗，超然无浼”八字概括定柱性格，还嫌不足，笔者试从《备忘录》记载的事迹中，再略加“睿智有谋，胆气非凡”八字，何出此言？从制服王运泰事上可见一斑。十三段载：王运泰聚三千众自为营，刺史命楚南刘君往运泰村勘硔，刘君带兵百人去未果，定柱只带六七人往，竟致运泰“手版跽迓道左，扣额连谢不敢。”究用何计？文中未提，实为可惜，然将定柱与刘君前后对比可知，定柱实在是有胆有谋，勇气可嘉！试想，运泰三千人若乱，刘君百人岂可敌，定柱六七人则将化为齑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定柱却不费兵卒将运泰制服，从文中可见运泰俯首帖耳的顺从状。无独有偶，定柱后任思茅同知时，莽夷与缅甸兵戈相寻，扰及内陆，定柱单骑驰书晓谕，以诚意感格，斥退乱者。[26]此当与定柱禀赋的胆气关系匪浅。读到此，笔者不禁想起当年李世民亲率六骑与突厥二十万雄兵对话渭水之事。[27]定柱胆略可与雄主媲美。
定柱先后两度宦滇，足迹遍三迤，多有惠政，而道光《云南通志稿》竟未列传，殊为可惜。后来修志者意识到此，所以，光绪《云南通志》、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均为其列传[28]，由此观之，对于研究定柱宦滇治绩，《备忘录》一书价值较大，可补正志书之说。志书或因篇幅限制（不能苛求），粗略点出定柱宦滇治绩，而《备忘录》详述事件原委。比如，马佑事件，其起因为何？定柱究用何计？具体实施过程怎样曲折有趣？史志、家传皆不详且有误，《备忘录》可补其不足不是。《备忘录》载：“马佑惧捕诛，偕李大狗越境匿遁姻戚家，其势遂借。”而《家传》却载：“遂获佑，按诛之，境内宴然。”又光绪《正定县志》、光绪《畿辅通志》皆言：“计擒巨憝，涣其党羽，大患悉平。”[29]耕心为表曾祖功勋，难免“状诸葛多智”，但不察史实，结果“近妖”，这也是家谱、家传之属的通病。梓里志书不审其非，一味表彰乡贤，情有可原，事必商榷。书中还载定柱与永保、琅玕、翁元圻、蒋攸铦、史致光、卞云龙、恽燮、郭文志等人的交往，可为研究定柱交游提供第一手资料。除《备忘录》记载外，定柱还与云南名士蒙自尹壮图[30]、保山袁文揆[31]、普洱华延誉[32]等人有往来，留待日后考证。
第二，可为其他人物传记研究补充资料。
前文提及定柱与永保诸人往来，《备忘录》或可为诸人传记补充材料，尤其是宦滇事迹之缺。最有代表的当属翁元圻、史致光。比如，翁元圻宦滇日久，历任广南知府、盐法道、迤南兵备道等职，嘉庆二年（1797年），笼南仲苗骚乱滇边，翁元圻私财募兵平定叛乱。沿边焚掠，翁氏仗义疏财赈灾。嘉庆九年（1804年），随军至迤南平叛傈僳作乱。而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皆未记载翁元圻宦滇治绩，后来民国学者修《新纂云南通志》，有鉴于此，为其立传，特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补入。《新纂云南通志》编者感慨地说，“翁元圻宦滇日久，自州牧以至府道，皆有政绩，乃阮、岑、唐《志》'名宦’'循例’等门，皆不为之立传，殊为憾事，兹据《耆献类征》增入”[33]。《备忘录》虽载翁元圻事不多，但可补清代云南史志之缺。又如，史致光，曾两度宦滇，历时二十四年，官至云贵总督，统领一方，权重一时。其在滇多有惠政，于盐政、矿务等多有建树，然《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史志不载其事，实为不妥。《备忘录》可略为补充，其记载蒋攸铦、史致光二人关于民变与黑盐井之争，可见各人为官风格与遇事态度。除与定柱有交往的人物外，其实《备忘录》亦提供可观的底层人物资料。比如贞洁烈妇、胥吏、厨师、匪徒等。
第三，可补嘉庆年间滇黔民变（群体性事件）史料之不足。
《备忘录》记载嘉庆年间云南恒乍绷起事、王运泰事件、马佑事件以及黔南笼仲苗民变等，为研究清代民变或可提供参考。以恒乍绷起事为例，因受到封建地主、土司和喇嘛结合一起长期的压迫和剥削，加之嘉庆六年（1801年）冬“岁歉雪大”，借粮不允，恒乍绷遂领导维西傈僳起事，本是正义之事。怎料，随着起事势力的扩大与发展，形势失控、起事变味。起事者借助宗教（或迷信）煽动群众，烧杀抢掠凌弱他人（甚或本族人民），领导者权欲熏心，安于享乐。此与历朝农民起事并无二致，是无法根治的通病。《备忘录》记载女沙尼见鬼事，腊者布霸占傈僳妇女事，或可使我们从另一角度重审农民起事的性质与意义。比如，关于腊者布[34]醉酒被俘事，王恒杰先生引史言：“另一只清军主力则迳出维西城，沿澜沧江北进，攻陷小维西。随后腊者布在返康普调兵途中，被潜伏的敌人灌醉，旋即被害于清营。”[35]又评价说：“同时这次起义也表现出很大的散漫性和无组织性。如'吃水酒'的习惯，造成行动不密，许多联络人员和群众常因醉酒被俘。”[36]岂知，仅非“醉酒”之过，恐与腊者布刚愎自用、恃强凌弱、贪恋女色的性情不无关系，《备忘录》中定柱的诗文便是明证。
笔者査阅多家史志，皆未见有关王运泰事件、马佑事件的记载，而《备忘录》记载颇详，为研究嘉庆云南群体性事件提供特有的资料。从王、马事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法度律令与道德情理的矛盾与斗争，看它们如何博弈、如何制衡，可以管见清廷官员调度及地方控制情况。
第四，或可为研究嘉庆年间云南生态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必要补充与参证。
历史上，瘴气之患一直困扰着云南人民。《备忘录》载：“滇有两患，患瘴患蛊”，所言甚是，诸家著作已有记载或论述。其实蛊毒是因瘴气而生的另一种病症[37]，其危害不亚于瘴疠。关于如何治疗瘴疠？《备忘录》记载“槟榔去瘴”一事，可从吴长庚先生在《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一文中得到证实[38]，足见定柱所言不虚。关于瘴气的分类，周琼教授在《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按各地花木开放及动物活动期将瘴气分为：“据《百粤风土记》《滇海虞衡志》及一些方志的记载和吴长庚先生考证，各地还有不同名目的瘴，按花木开放期来划分的瘴就有桂花瘴、菊花瘴、桃花瘴、芙蓉瘴等，此可笼统地概述为香花瘴；按动物活动期来划分，则又可分为鹦鹉瘴、蚂蟥瘴、孔雀瘴、螃蟹瘴、老鸦瘴等。”[39]《备忘录》中亦提到桃花瘴、桂花瘴，而主要介绍烂谷楂瘴。此外，《备忘录》描述豆狗瘴、金蚕蛊、芥子蛊、蛴螬蛊、金刚香蛊较详，可知瘴名虽各异，实不足为怪。《备忘录》还专门介绍楚雄蛊狱，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细叙中瘴、除瘴、避瘴、行蛊、种蛊、中蛊、禁蛊、治蛊（枹、打蛊草）、疗毒的经过与方法，某些记载并非胡言，亦未必见于史志或他书，而是作者亲见、亲闻而来，并逐渐被今日医学验证。[40]此或可为瘴气研究及中医研究给予参证补充。
关于嘉庆年间昆明下雪情况，《备忘录》载：“近则会垣岁岁雪盈尺，人皆狐貉，拥炉自温渐如北地。”足见当时昆明积雪之厚，天气之寒。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杨煜达教授（1721～1855年昆明地区冬雪指数序列考订》中得到证实与辨证，是文考订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五年（1810年）、十六年（1811年）、十七年（1812年）、十八年（1813年）等年“省城地方连得瑞雪”，或着地而化、或二三寸至四五寸不等，总之，不足一尺。而以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二十二年（1817年）降雪最大，积雪盈尺，二十二年（1817年）降雪指数为4级。[41]定柱所言昆明岁岁下雪一事不假，但“岁岁盈尺”之说或是度量不清、或是以偏概全、或是文学夸张，不过亦可为我们了解嘉庆年间昆明的降雪与气候提供参考。关于嘉庆年间云南的气候，《备忘录》载：“滇四时多暄和，雨则骤寒，霁则骤暖”，比照今日颇相吻合，昆明尤是。
第五，或可为清代云南硝厂研究及铜矿外销研究补证。
《备忘录》记载师宗、丘北硝矿事颇详细。十三段载：丘北王运泰所居村有矿石，刺史派县丞往勘。三十段载：师宗、丘北皆有额采炼硝……岁岁设硝厂。道光《云南通志稿》载有师宗县五落河硝厂、丘北戛勒葫芦孔半边寺硝厂[42]，可与《备忘录》之说参证。《备忘录》详述采硝、炼硝、硝厂弊端及除弊事。记载胥吏采硝、丁夫炼硝、置硝厂予稀荞蕨地，派荞蕨灰于近村，派丁夫于远村。描述胥吏盘剥丁夫事细节较详，可见地方胥吏之恶。时军火急需，硝厂三年逋额，定柱以三老主厂、以民计为便宜，欠额补齐。后三年，定柱在昆明遇到师宗生员询问硝厂情况，生员皱眉曰：“今复设硝厂如故矣。”读至此，笔者不胜感慨：“自古无常制，因人兴事、因人废事，人去楼空。”以上记载，少见于史志，可为我们了解清代矿厂产销、采办制度、地方胥吏等提供直接而生动的材料。
关于滇铜的消耗（销路），严中平先生将其分为三类：起运京局；本省鼓铸；各省采买。[43]一直被学界认可。各省采买主要用于鼓铸铜钱，虽远不如京局运量，但亦得到清廷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备忘录》记载作者交游时，提及浙东通判郭文志来滇购铜事，即属各省采买。《备忘录》载诸人于郭文志寓所谈论永保对联事，虽未言何年，但却说：“树屏与诸君子多首肯斯言，同年生卞起田云龙方牧武定，艴然曰……”而卞云龙补云南武定直隶州知州事在嘉庆九年（1804年），可知，郭文志来滇购铜应在嘉庆九年（1804年）。那么，此次郭文志来滇购铜情况如何？道光《云南通志稿》《云南铜志》及民国《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等志书均未记载，但道光《云南通志稿》却载：“案册，嘉庆六年，定浙江省每年采买一次，每次应买正高铜二十六万斤，每百斤加耗铜四斤六两，余铜一斤；金钗厂正低铜十四万斤，每百斤加耗铜二十三斤，余铜一斤。分别收价，不收价，与江西同。”[44]又《云南铜志》载：“浙江省，（嘉庆）六年（1801年），委员赴滇，买高铜十四万斤，低铜二十六万斤。此后，按年委员赴滇，采买一次。每次买高铜二十万斤，低铜二十万斤。均照前加给耗余铜斤，收价拨给领运。”[45]由此略知，嘉庆九年（1804年），郭文志采购滇铜量，约为四十万斤。道光《云南通志稿》还载各省采买路线情况：江、浙等九省，由广东、剥隘陆路运至百色，由百色水路分运各省。[46]据马琦《各省采买滇铜运输路线表》统计，除贵州不经剥隘、百色外，他省皆过剥隘。[47]而道光《广南府志·文艺》收录郭文志《运铜过富州》诗生动地描述了采买经途，该诗云：“……板蚌江流疾，麻龙卡呰坚。界离交趾近，壤与武笼连。贾舶来从粤，邮程达自滇。之花驱老马，独木泛轻船。……奉檄穿云筹，铜入烟瘴来。……”[48]可知，郭文志是奉命来滇购铜，经过富宁县剥隘镇，山川窄小，割木为舟，运输条件艰苦。由此管见各省采买滇铜之苦。
除以上几点而外，《备忘录》还细述云南的山川名物、风土民俗、奇闻趣事等，亦为我们全面了解清代云南提供参考。比如书中讲到凡是云南无名树木统称“誓树”事，滇黔苗民祭树祈祷，金刚香入蛊、疗毒事，琅玕姬陈氏殉葬事，厨师建言人造雪蛆事等，趣味盎然。
笔者通过对史学论文索引、中国期刊网、维普、万方、读秀、百度、Google等的检索，未见《备忘录》整理本，亦未见有研究《备忘录》及其作者定柱的专文。部分工具书对《备忘录》的版本、作者有交代，资料汇编对《备忘录》有节选，史志、家传对作者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兹简述如下：
《履历档案》介绍定柱的籍贯、登科、任职情况。[49]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滇语备忘录》，（清）王定柱撰，清钞本一册。”[50]无版本源流叙述，更无提要解题类文字说明。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简要定柱生平、著作，生卒年未提。[51]《家传》著录定柱生平较他书详赡，犹言其在滇任职经历，前文其生平介绍多引于此。[52]方国瑜《概说》著录《滇语备忘录》《鸿泥日录》《滇蜀纪程》，多记定柱在滇经历（生卒年亦未详明），以及各书史料价值。方先生认为《备忘录》“多鬼怪离奇之说，于史事无多足取者”，有待商榷。因为先生欲从《备忘录》中寻“车里与孟艮纠葛事”而未获，又言“所记大都神话无稽之谈”，多少有些意气。先生认为《备忘录》未记定柱任思茅同知于嘉庆二十二年（1827年）发生“车里与孟艮纠葛事”，而认为此书“所记限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之前”的判断，疏而欠考。先生言“一九五八年冬……即函托北京友人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代钞此书，数月后得之。”[53]或可为云大本《备忘录》的版本判别提供依据。还有，目录工具书在介绍定柱他书时，简介其生平；[54]戏曲专书凡是讲到桂馥《后四声猿》时，定会提到定柱序，并述及其生平；[55]诸子佛老著作部分引用或提及定柱研究成果；[56]此外，诗文选注、盐文化史、法学研究等书籍亦有相关论述。[57]
《备忘录》几个抄本皆无序无跋，目前关于《备忘录》及其作者的研究专文尚未看到，以上工具书目对我们了解《备忘录》的作者、版本，有一定帮助，但仅是概说性的，有些著作甚或不详定柱生卒年、甚或混淆定柱生活年代、甚或误“柱”为“桂”、甚或视其为二人、甚或混淆其籍贯等等。[58]
关于《备忘录》的整理，除徐丽华主编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以下简称《古籍集成》）、石光明主编之《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以下简称《稿本汇编》）收录该书以便流布外，《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以下简称《历史调查》）辑录《备忘录》中有关恒乍绷起事的篇章，并予以标点。然其标点显误者不少，字词亦有笔录之误。此为笔者所见唯一对是书整理的信息，虽仅是选择性的部分整理，亦难能可贵。
方志、家传对定柱生平介绍较为准确、全面，[59]而最为重要的当属《家传》[60]的记载，笔者以将其标点整理，附录于文后，在此不再赘述。
如前所述，对于该书的整理仅见《古籍集成》《稿本汇编》收录的两个影印本及《历史调查》节选本。笔者谢陋，目力所及仅六个抄本及一个节选本，兹简介如下：
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简称“国图本”）
已收录在《稿本汇编》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中，抄本，无序跋，页9行24字，无界格。字体俊美，讹误较少。最后一句内容似乎与前文无关，字体与亦不同，句意不明，显系后人补抄。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无补抄部分。
2.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简称“民大本”）
已收录在《古籍集成》，无序跋，页9行24字，无界格。较之国图本讹误略多，但亦有校勘可贵之处，例如：文中“又有打蛊草，茎略类箸”句，“箸”字国图本、云图本、云大本皆作“著”，而民大本作“箸”，但见“箸”通“著”[61]，“著”同“着”，未见“著”通“箸”，按文义当作“箸”。《古籍集成》影印本有错简现象，“术者咒禁之……姬乃命从者治槥自视髹”页，本在“护日食时……孟连宣抚司中蛊求善禁”页下，而影印本将其置于“取嚏窍开……往往致死法于”页下。
3.云南图书馆藏抄本（简称“云图本”）
一卷，年代缺，无序跋，页9行24字，无界格，字体纤细疏离，不若国图本字体俊美有力、整体可观。其讹误较少，与国图本相仿。但缺最后一句：“证外景据归街道迹，触女激为其目矣。余对徼龙仍谕：地
”他本皆有，此句似与前文无关，云图本所缺或是。又其内封页夹纸条黑笔书“《滇语备忘录》抄本一册，东垣王定柱纪，内容记载有关云南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有参考价值，拟收入乙编。张在川6.13”，其对《备忘录》的价值做简要说明，可供参看。
4.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简称“云大本”）
不分卷，年代缺，无序跋，页9行24字，无界格。有明显文字错误，如：“无战伐气”之“伐”，云大本作“代”，他本皆作“伐”。云大本脱“所绘前后战绩三十二帧，寮吏传观”句，他本皆有。方国瑜先生在《概说》中提到1958年冬函托北京友人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代钞此书，数月获得。今不知方先生《备忘录》抄本存何处，或是云大本，存疑。
5.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简称“北师本”）
1册，抄本，抄录时间注明为1960～1969年，典藏号为928.935/118。惜笔者未获睹此书，仅从“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读者检索系统”中得知一二。
6.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抄本（简称“人大本”）
1册，不分卷，抄本，抄录时间注明为清末民初，典藏号为PG268/48。笔者未获睹全书，从“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读者检索系统”中收录的原书图片可知，此本无序跋，页9行24字，无界格，有馆藏印，与国图本、民大本、云图本、云大本同。较以上诸本，此本字体略显纤细，个别文字书写习惯亦有差异。
7.《历史调查》节选本（简称“节选本”）
云南省编辑组编：《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68页。《历史调查》节选《备忘录》中有关恒乍绷起事篇章（即《备忘录》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段），不知所据何本？后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5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査资料丛刊》第94卷《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490页。节选本虽节选篇幅有限，但可谓是第一部整理本，其开创之功不应抹杀。然错讹不当处亦有不少，兹简述如下。
节选本标点基本正确，个别地方还可商榷。笔者对于节选本标点诗句提出异议（小问题，不足影响文义理解，或笔者理解有误），可供讨论。节选本将“玉碗葡萄翠袖扶，琵琶一曲夜啼乌。休夸卧榻能酣睡，记否罗敷自有夫。”“纤纤女手挽征衣，铁弩千群夜合围。愁绝同床各自梦，鹣鹣有翼不双飞。”“蹋雪衔枚唤捉生，黎涡一醉动欢声。兵家妙算兼奇正，青史还传绝代名。”十二句诗认为一首，而笔者认为其为三首诗，何出此言？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概要》第二节《今体诗的用韵》中说：“今体诗（律诗，绝句）用韵，都依照平水韵，而且限用平声韵。”[62]又在第四节《一韵到底和换韵》中说：“今体诗都是一韵到底。古体诗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换韵，乃至换几次韵。”[63]《备忘录》中十二句诗并非一韵到底，显是三首七言绝句，每首一韵到底，且皆依平水韵，都是平声韵。前四句当属平水韵“鱼虞”韵，中四句当是平水韵“齐微”韵，后四句当为平水韵“庚青”韵。所以，笔者有此疑问。
由于《备忘录》以抄本流传，书写习惯各异致字词不甚规范，异体字、俗体字、形近字甚多，节选本鲁鱼豕亥、脱衍乙倒实属正常。就学术研究而言，应当严谨，笔者现将节选本错讹字词挑拣出来，与读者讨论。
诸本《备忘录》二十五段“藉之煽诱檀施”之“诱”，节选本作“惑”，“诱惑”连称，字义相近而致讹误；“以重赏约缚致之有日矣”之“日”，节选本作“曰”，形近而误；“送辕鞫实，命磔之”之“鞫”（按：鞫实，审讯核实），节选本作“鞠”，形近而讹。二十六段“恒乍绷未就缚，先擒其孥，其妹”之“其孥”（按：孥，指妻子和儿女），节选本脱“其”字，并将“孥”误作“弩”，据字义及史实可知，形近而误。二十七段“得恽司马燮所绘前后战绩三十二帧”之“恽燮”（按：恽燮，江苏武进人，工画。曾任云南景东直隶厅同知，开化府知府等职），节选本作“恽变（變）”，形近而讹；“忆一帧为擒腊者布事”之“忆”，节选本作“凡”，不知因何而误；“琵琶一曲夜啼乌”之“乌”（按：夜啼乌，琴曲名，即《乌夜啼》），节选本作“鸟”，形近而误。
总之，国图本讹误较少，又被多种丛书或资料库收录，流传较广，故以此为底本校注。云图本为对校本，其他二本为参校本。
除以上列举诸本不足或失误之处外，笔者认为，《备忘录》文本自身亦有错讹误记之处，或属笔者臆想，兹不妨例举如下，求教于方家。
第八段：“记五代赵王铭节度承德时，有僧类此。”之“承德”，诸本皆作此，疑为“成德”误。承德名显甚，人皆知承德避暑山庄。然王铭曾任成德节度使。成德，唐代地名，又名镇冀或恒冀，治所在今河北省中部石家庄市正定县，为定柱家乡。定柱应相当熟悉，不知避讳否？君讳、家讳无有“成”命名者，不知是否避师讳或圣人讳，或是音同而讹，不得而知。十六段：“金目正圆，晴灼如漆”之“晴”，诸本皆作此，按上下文义，作“睛”为妥。又《通元赋》载有：“睛黑如漆而身到凤池”[64]语，与“晴灼如漆”语义、结构相近，故而，笔者判定“晴”当为“睛”之误，不知妥否？二十八段；“使味棼错不可辦（办）”之“辦”，诸本皆作此，疑为“辨”之误。棼错，纷杂错乱义，按上下文义，当是将各种物类搅杂在一起，不能分辨某一种物类的味道。又是段前文有“易辦也”句，后文书写，因思维惯性之故，以致将“辨”误为“辦”，此种现象乃常有之事，形似而误。三十七段：“中丞已判狱如格杀律。格杀，例不坐。且尔练目非亲，格門者，无羁法，愿汝等议，若此焰张甚，若闻焰罢羁，是助焰也。”之“門（门）”，诸本皆作此，按上下文义，当为“鬥（斗）”，形似而误。而“亲格”“門者”亦有连称组词现象。南宋有《试刑法避亲格》的立法，盖为刑法类或明法科考中有亲属关系者回避之细则。[65]从此立法看，“避亲”当为一词，“格”为一词，当“法式、标准”讲。“門者”指监门吏，泛指守门人。但《备忘录》三十七段，并未讲科考法度、亲属回避之类的意思，而是讲团练作乱惩治事。所以，笔者妄揣，“門”当为“鬥”之误。此三处当为作者笔录或手民传抄所误。
十五段定柱自叙：“余以壬戌权永昌”二十七段定柱言：“腊者布者，恒乍绷之亲兄”，据笔者考证（见前注），定柱权守永昌岁在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年）；腊者布非恒乍绷亲兄，而是朋友，恒乍绷亲兄为恒者布，此皆作者误记，“壬戌”条或是年久回忆所误，“腊者布”条或是传闻所误。
从节选本的失误及笔者校注本书的过程来看，诚如古人所言：“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离经辨志乃第一要务。其次，校书如扫尘，稍不留意，沉玉遗珠，错讹百出。再次，务谨遵校勘“切不可乱改”戒律，凡有疑讹，存其异同，莫效明人乱改恶习。最为要者，运用理校法时，慎之又慎，段玉裁有言：“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66]诚如陈援庵先生所言:“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67]对于以上几点，笔者深有体会，今不厌其烦再引旧言成说，重申此意，与读者共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和社会对《备忘录》的关注不够，研究和整理工作开展得较少，从著录与研究情况看，主要限于几种目录学著作对该书的作者、内容等方面的概要性介绍；从该书的流传与整理情况看，一是流传较少，且流传中错讹不少，二是整理较简单，仅有前文所讲两个影印本及《历史调查》节选本，两个影印本既无点校，又无注释考证，《历史调査》节录本断句标点难免错讹，字词移录形似致误。鉴于这种状况，对《备忘录》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对于保证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留传和有效利用，对于考察王定柱宦滇治绩、交游往来以及对研究清代云南民变、气候环境、风土民俗、山川名物等都显得很有意义。我们对其作进一步的整理不但有利于它的保护与流通，也有助于学术界研究之用。
王飞虎（1986～），男，历史学硕士，云南美术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古籍整理与研究。
原载于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5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194页。
[1] 参考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根据王耕心《正定王氏家传》推算，当可信。《正定历代名人》介绍王定柱竟言“生卒年不详”［《正定文史资料》（第4辑）,2002年，第193页、194页。］《正定古文选注》收录王定柱《鸿泥日录》十则，介绍作者生平“约公元1790年前后在世”（第272页），仍是不明。其他读物，可想而知。
[2] 见〔清〕王定柱《鸿泥日录》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另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8页。
[3]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2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8页。
[4]〔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二《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卜四》，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8页。
[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5、658页。
[7]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4页。
[9]〔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一《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十三》，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10]〔清〕庆之金等：光绪《正定县志》卷三十六《名臣传·王定柱》，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11]〔清〕庆之金等：光绪《正定县志》卷三十六《名臣传·王定柱》，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12]《清史列传·蒋砺堂传》载：“（嘉庆）十四年三月，调江苏布政使，旋擢巡抚。八月，调浙江巡抚。”（第2635页。《续碑传集》第15b页、《清史稿》第11446页等所言略同。）蒋攸情调任江苏不久即调任浙江巡抚，所以，王定柱言“到昆明，值砺堂先生已迁浙中丞去”较为合理。
[13]〔清〕王定柱：《滇蜀纪程》，载《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三十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14]〔清〕王耕心：《正定王氏家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四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15]〔清〕郑绍谦等：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四《秩官·文秩》、卷十六《名宦》，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
[16]〔清）庆之金等：光绪《正定县志》卷三十六《名臣传·王定柱》，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17]〔清）王定柱：《滇蜀纪程》，《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三十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18] 例如：各代《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唐〕樊绰《云南志》（或称《蛮书》）、〔明〕张洪《南夷书》、〔清〕袁懋功《滇纪》、〔明〕杨鼐《南诏通纪》等，《滇小记》《滇载记》《云南西行记》《滇游记》等，《南诏野史》《滇南外史》等。
[19]（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明人传记索引》，1965年，第397页。
[20]〔清〕方觉：《滇南志略序》，《滇南志略》，嘉庆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乐余堂藏版。
[2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4～645页。方先生言：“道光《云南通志·戎事篇》载：'嘉庆二十二年，孟良控车里，思茅同知王定柱单骑简从往晓谕'云云。”然查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五《武备志二·戎事五》嘉庆二十二年事，则无此条，不知先生所本何书？
[22] 光绪《正定县志》载：“己巳（十四年，1809年）权镇沅知州……旋擢思茅同知……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年）权守永昌，丁丑（二十二年，1817）权守开化……庚辰（二十五，1820年）擢四川成都府。”（卷三十六《名臣传》）。嘉庆六年（1801年）作者受命师宗知县，次年（1802年）二月十三日到达昆明。道光《云南通志稿》载：王定柱嘉庆七年（1802年）任师宗知县（卷一百二十二《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十四》），另载：嵇玫于嘉庆四年任职，而无王定柱任职记载（卷一百二十一《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十三·永昌府知府》）。又《备忘录》载：“予任（师宗县令）三年，运泰未尝投一讼牒”，由此可知，王定柱壬戌权守永昌的记忆所误。光绪《腾越厅志》卷十一《武备志·戎事》载：“（嘉庆）十八年（1813年）冬，野匪沿边焚掠，自南甸至帮中沙坝。次年，云贵总督伯麟、提督双林委总兵成文、迤西道嵩禄，由马鹿塘、鏡竹岭沿江剿捕，歼厥渠魁，余党悉平。”（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十八《武备志·戎事》同）。又《家传》载：“（王定柱）知永昌时，野夷方构难，公履行阵，筹储備，食息俱废，半年而后，定及藏事，以积劳累，故构疾几殆。”所谓筹剿野夷事，或即言此。
[23] 内容源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备忘录》中不胜枚举。源于旧史方志者，亦有之。比如三十二段记飞头种怪事，或源于《博物志》《赤雅》等书及云南旧志，后道光《他郎厅志》、道光《云南通志稿》等亦有记载，所言均同。又如第四段叙述云南政区改制情况，清代史志均有记载，王定柱或得于此。
[2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2页。
[25]〔清）王耕心：《正定王氏家传》，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四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26]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三《兵制·戎事考》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孟艮头目召布苏扰及车里，思茅同知王定柱单骑斥退。土舍刀太康之弟召金图占江外，各猛怂恿孟艮头目召布苏遣目免亚至九龙江遮猛地，索刀太康赴缅进至思茅之大青树屯扎。同知王定柱轻骑简从自往晓谕召布苏等并照会缅国四大万当将召弇斥逐，免列亚撤回，召弇窜匿。”［民国柯树勋《普思沿边志略》转录，民国四年（1915年）年铅印本。］
[27]《资治通鉴》载：“（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19页。）
[28]〔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名宦传七·王定柱》，依据光绪《云南通志》。是志言王定柱字椒园，当误。王定柱，字于一，靖擎，号椒园、椒园居士。
[29]〔清〕赵文濂等：光绪《正定县志》卷三十六《名臣传》，第15页。〔清〕黄彭年等：光绪《畿辅通志》卷二三七《列传四十五国朝十二》言“计擒巨憝，治之余党，悉平”，《续修四库全书六二八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05页。憝，音对，坏，恶。
[30]见尹壮图编，尹佩珩等续编《尹楚珍先生年谱》，《云南丛书二编》，云南图书馆藏版，第8页。
[31]〔清〕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五十二《王定柱》介绍《鸿泥日录》《续录》言“保山袁文揆序之谓……"道光十九年（1839年）红豆树馆刻本。方国瑜概说《鸿泥日录》言：“书末有袁文揆、郭文誌、刘境跋文。”（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五《清时期撰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8页。）可见二人的关系不浅。
[32] 见王定柱《滇蜀纪程》，《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三十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486页，载华延誉与王定柱谈论盐政支細事，为王定柱送行事。
[33]《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名宦传三·清》，第八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34]《备忘录》载：“腊者布者，恒乍绷之亲兄”，然腊者布非恒乍绷亲兄，王说差矣。《恒乍绷供单》云：“当与相好的腊者布等商议……”《腊者布供单》称："与恒乍绷向日认识。”恒乍绷胞兄为乌恒布，后改名恒者布。《乌恒布供单》称：“我系恒乍绷胞兄，年三十五岁……我也带了白顶，呼为江东王，我又改名恒者布，假充沙尼……”《恒乍绷供单》云：“别的扒同我胞兄乌恒布前往怒地……”（见云南民族大学编，王恒杰笺注《恒乍绷〈供单〉笺注》，载《民族学报》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35] 王恒杰先生资料来源嘉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觉罗琅玕《攻克小维西擒获腊者布正法由》。见王恒杰：《一八零一年云南傈僳族人民反封建起义》，载《民族史论文选（1951～1983年）》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
[36] 王恒杰：《一八零一年云南傈僳族人民反封建起义》，载《民族史论文选（1951～1983年）》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37] 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载《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19卷第5期，第44页。
[38] 本文载于《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19卷第5期，第47页。
[39] 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40]《备忘录》载：“疗病，蛊亦入汤剂。未敢试也。”而笔者在注释“蛴螬”时，査阅资料云：“此外某些种类的蛴螬可入药，对人类有益。”
[41] 杨煜达：《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自然灾害》附录3《1721～1855年昆明地区冬雪指数序列考订》，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42]〔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七十四《食货志八·矿厂二·硝磺厂》。
[43]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44]〔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七十七《食货志八·矿厂五·采买》。
[45]〔清〕戴瑞征：《云南铜志》卷七《采买》。
[46]〔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七十七《食货志八·矿厂五·釆买》。
[47] 马琦：《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载《学术探索》2010年8月第4期，117页。
[48]〔清〕林则徐等：道光《广南府志》卷四《文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抄本，《中国方志丛书·第二十七号》，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51、152页。
[49]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编道光朝，第658页、第663页；第二十三编嘉庆朝，第659页。
[50]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43页。
[51] 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
[52] 正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定文史资料第4辑正定历代名人》（内部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002年，第193～194页。
[5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4～645
[54] 比如：《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吕名中：《南方民族古史书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黄裳：《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92页；《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07页等等。
[55] 比如：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544页；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0页；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等等。
[56] 比如：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第19页；张岱年：《老子补笺》，《张岱年全集》第一卷，290页等等。
[57] 比如：《正定古文选注》，载《正定古文化研究丛书》，第272页；〔清〕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五十二《王定柱》，道光十九年（1839年）红豆树馆刻本；《中国盐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郭东旭：《燕赵法文化研究（古代版）》，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等等。
[58] 关于定柱生卒年不详记载：前注已谈，兹不赘述。混淆定柱生活年代者，刘咸炘在著录定柱《大学臆古》《中庸臆测》言：“王氏为康雍间能吏”（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二册《内景楼检书记·丁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误“柱”为“桂”者，《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名宦传七》（点校本第八册，第127页），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158页）等等；将其视为二人，周琼教授在《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书末参考文献著录：“〔清〕王定柱、椒园：《滇语备忘录》，手抄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503页。）椒园乃定柱号，此条注释显误。混淆其籍贯，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载“嘉庆年间浙江常山人王定柱去云南做官。”（第314页。）查阅档案及他书知嘉庆年去云南做官名“王定柱”者仅河北正定一人，此书之误或因定柱后任浙江按察使而致。将住所误为籍贯，《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三十卷收录《滇蜀纪程》，因作者署名“东垣王定柱椒园纪”而丛书竟亦题“东垣人”，不考其具体籍贯。（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59] 〔清〕赵文濂等：光绪《正定县志》卷三十六《名臣传》，第15页；〔清〕黄彭年等：光绪《畿辅通志》卷二三七《列传四十五·国朝十二》，《续修四库全书六二八·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岀版社，第605页；〔清〕阮元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一《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十三》、卷一百一十八《秩官志二·官制题名十》、卷一百九十二《艺文志·纪载滇事之书下》，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名宦传七·王定柱》等等。
[60]〔清〕王耕心：《正定王氏家传》，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四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61]《家传》两处：“云所著书曰”“炳然大箸于世”，在此“箸”通“著”。
[62] 王力：《诗词格律概要》，载《大家小书》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63] 王力：《诗词格律概要》，载《大家小书》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64] 〔清〕吴心鉴：《通元赋》（见郑同点校《相术》，华龄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65] 戴逸总主编，郑秦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卷·刑法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66]〔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页。
[67] 陈垣：《校勘学释例》卷六《校例》第四十三《校法四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