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郑珉中先生谈古琴

我的学琴经历

学琴基本上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学琴，就是跟着老师学，从头学起。另一种是学曲子，就是本来会弹，专门学某一个曲子，一般是大曲。

现在学院里面的学琴很快，先教音乐知识、讲原理、认谱子、学节奏，掌握了这些技术问题，然后照着谱子自己就能练，马上就能上手。

我过去学琴的时候，没有学院，就是跟着老师学，速度很慢。那真是难学易忘。我学的时候是不用谱子的，就是师生两个人对着，两个琴也对着。老师告诉你几弦几徽，弹出一声“噔”，然后你也跟着弹一声“噔”。学一句，弹一句。教完一句，回去自己就练，下次弹给老师听。对了就上第二句，不对还是重复学这一句。一次学不了多少。

那时候，我家里有琴，我大哥喜欢唱戏，他搞那个，我就搞这个。我一共跟过三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我父亲朋友的一个亲戚(王杏东)，算起来是山东的诸城派的。

爱琴的人都喜欢好琴，那时候我家有一张琴，他听说我家有琴，就想来看看，一看是个明朝琴。但是当时我想，他既然懂琴就必然会弹琴，于是提出跟他学。说起来，人家只不过是从山东来走亲戚的，没想到老先生人真是不错，他居然肯教。当时我家住东城，他住西城，距离很远。家里本来是也请不起先生的，他同意教我，就从西城到东城我家来教，我真是幸运。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首先解决的是调音、定弦的问题。七个弦怎么个定法，七个弦一个调怎么和。

老师教的时候一上来先教拴弦，定弦，这是基础。安弦就是把弦都拆下来，从搓轸绒开始，琴轸上拴有轸绒，转动绞紧轸绒，即可微调琴弦长度，琴弦长度只能在0.6厘米内的调整，调整音域在一个大二度的幅度。弹琴不会拴弦就麻烦了。即便是钢弦弹一段时间也得重新上才行，因为会从足那个地方整个往回退。轸绒用久了也会断，所以一定要换。如果不会安弦，离开老师都没法弹了。老师分几次教我，怎么定弦,然后教和弦，我就能定弦、调弦了。我现在力量不够了，拴丝线还可以，钢弦太硬，现在可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很费劲很吃力了。

这个老师在这儿教我，回家还给我作“琴音律吕分度表”。就是这七条弦，十三个徽位，哪个地方是什么音。

后来，老师教了我一曲《耕莘钓渭》的两小段。我就成天在家“钓钓渭”。当时父亲从小摊儿上给买来琴谱，那些普通的版本当时都很便宜。王先生走了以后，我就没辙了。琴谱还是看不懂，尤其是左手的指法。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小报纸登着说：有一位文化教员李先生（李浴星），教琴招学生。当时我住干面胡同，他教琴的地方就在大同中学。我一看，离家也近，就跑去打听了一下，学费也不高，一个月才几块钱，这个老师是九嶷派的杨时百宗师的关门弟子。其实我当时也不管他是什么派的，反正又能学琴了。因为是交学费的，曲子学的很快。

拜师管平湖

几个月以后，李先生所有的曲子都让我给学完了。他也没时间再开发新的曲子来教我。他就跟我说：“要不我把你介绍给我师兄得了，他会的曲子多”。我问：“您师兄是谁啊？”他说：“管平湖”。我一听，这可好了！

那时候，管平湖在北京可有名，当时在电台里播音的有两位先生，一个是汪孟舒，再有一个就是管平湖。我过去从无线电里经常听见播古琴的节目。管平湖是弹曲子，汪孟舒是连弹带唱的琴歌。所以，对于管平湖我当然是知道的了，只是那会儿不得其门而入。

那个时期正是沦陷时期，北京古琴会没有了，许多古琴名家都到南方去了。当时北京弹琴的人，星期天都爱到管平湖那儿去聚会。

后来一个星期天，李老师也介绍我去了，当时管先生就教我弹，我弹了一下，他听了点点头。都要散场了，我起来也要走，他叫住我说：“你要学，我可以教你。但是有个条件，从今天开始，你三个月不要再弹琴。把原来的全忘掉，这三个月里，每星期到我这来两次，看我弹琴，听我教琴，听三个月以后，我给你上课。”

我老师和他可是同门的师兄弟啊，他却让我把以前学的都忘了，再来跟他学。当时觉得很奇怪，不过人家肯收我，那已经是好事儿了。他安排我跟着他的大弟子一起上课，他教曲子我就跟着听。三个月以后，学了第一曲《静观吟》。

听琴的头三个月我没交学费，后来跟他大徒弟一起上课，也没见她交学费。我也就给忘了。所以，我就成了不交学费的一个学生。

他的教法就是“对面儿来”，会了往下教，不会还这个，这曲学完了以后，那不知道要弹几个月啊!来了之后就合弹，一步一趋的追。节奏、动作都是从合弹里加工的。完后，老师再给示范，下次还是这样。

跟他这儿学琴有个特点：管平湖是这样，你不是跟我学琴么？那我就教，教到跟我能弹的一样而后已。差一点都不行，不上新曲子。直到老师说下次我给你上什么什么曲子，才代表这首终于通过了。

我跟他学了几年。现在看起来，不交学费确实精雕细琢。合弹完了，你再弹，弹的时候一把拿住你的手了，你这只手不对，应该这样动，这个声音不够，如何来加强指力，回去如何锻炼，给你示范，告诉你。原来他从始至终是全神贯注盯着你的，他就这么教。

我是60年前的这个时候，没有再上老师那儿去上新曲子了。就是丙戌年二月的事，因为父亲去世了，自己要找工作养活自己了，生计忽然间成了第一位的事。没饭吃了，什么就都不能学了。

尽管是要自己去奔饭了，但是晚上我还是天天练习。吃完晚饭就把学琴以来，老师交的曲子从头到尾都温习一遍，每曲弹三遍。这种情况一直到1953年。

1946年10月1日我进的故宫，那时候家里房子也卖了。我搬进了故宫东连房宿舍（故宫外景山前街）。下班以后，其他人全都打牌。我也想去学学，结果看了半天，也调不起兴趣来，始终也没学会。我就还是回去练我的琴。跟老师学了四年的功夫，十多个曲子啊！每天都要练两、三个钟头。

后来53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全国音乐周，北京成立了古琴会，在那之前张伯驹先生、王世襄先生他们组织了一个北平琴学社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个社员，解放以后，南方的今虞琴社的查阜西先生组织了北京古琴社，我也成了会员了。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学新曲子，但是旧曲子我都熟，没落过一天呐！所以年轻的弹琴我算一个。那时候全国音乐周开了好长时间的会，到处去演出，有两周左右。结束之后，我回到故宫。

当时我在陈列部，我们的主任唐兰先生给我提意见，“你这个琴不放弃不行啊”。我们陈列部，白天都是体力活，只有晚上的时间能学点业务。我也觉得唐先生的意见有道理，就放弃了晚上弹琴的时间，学习业务。就这样，从1953年开始就不再弹琴了，也不去琴学社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老一代的琴家好多都去世了，音协还组织古琴的活动。老师没有了，就找来学生，结果又找到了我。但是当时好多曲子我也都忘了，于是赶紧回家练习，通过这次又找回来《平沙落雁》《良宵引》《归去来辞》等几个曲子。

这还得说，当年管平湖先生对我的造就，虽然说学的曲子不多，但是什么时候都得弹得和他一样了，才能上第二曲。

现在管平湖的学生，陆陆续续也就剩我一个了。人家都说我弹得跟老师几乎一样。是啊！不像，他不教新曲子啊，那时候就这么要求的!

近现代古琴派别的发展和变化

有人问我，管先生是什么派的？我说不好说。管先生自己也没说过自己是什么派的。

论起来是这样的，当年南方广陵派的黄勉之来北京挂牌教琴，号称是“广陵正宗”。北京的琴师趋之若鹜，都投奔过去了。杨时百老先生也投到他门下学琴了，那时候杨先生岁数太大了，左手的动作都记不住了，只能把左手好多的指法数字化。这一数字化，就大了，就成了个大吟大猱了，结果闯出个九嶷派来。

大吟大猱让当时的古琴家就很菲薄了一段时间，比如：《平沙落雁》他是九猱啊，声音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嘴上还在那念着“猱猱猱。” 如果拿这来衡量，那现在没人继承。管先生最先就没继承这个。

再说我先开始跟他师弟学的琴，可是他却让我先放三个月。可见他和正宗的九嶷派还是不一样的。其实管先生就和太老师学了《渔歌》等两、三个大曲、

管先生本身也有家学，他父亲是清宫如意馆的管念慈，也会弹琴。管先生自己不仅是弹琴，对于佛教音乐也很精通，他可以跟着和尚们去放焰火。在里面吹黑管，那在里头是起调的。应该说他学过九嶷派，但是自己早就发展变化了。

不单是我们这派，其他的派别也都在变化。吴景略先生是南方虞山派的宗师。虞山派讲的是清微淡远。和管先生完全相反，管先生是跟着黄勉之的来的，是“按欲入木，弹欲断弦”。吴先生的《渔樵问答》是一绝， 他把问答弹出来了。我原先说过，等我退休了，去跟你学《渔樵问答》。可是没想到，我还没退休，他就故去了。但是虞山派现在也不完全是“清微淡远”了。

再譬如，用元朝耶律楚材的话说四川派是“蜀声俊疾，快人耳目”。现在的川派就不是这样了。

派名都还有，但要是用过去的派别特点来衡量，都变化了。黄勉之在北京挂牌是广陵正宗，可是教出个杨老先生成了个九嶷派。古琴各派的艺术风格都会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

管先生就着打谱会的事也说过，“什么叫打谱？打谱不是按照那些声音符号弹出来就叫打谱。打谱是应该有派别的，各派按照自己的特点，同一个谱子应该弹出不同的风格来”。但是现在各派可以合奏，都一样了。总的来讲，左手的动作好多都减弱了。

古琴毕竟还是在发展变化着的。

现代古琴的传承和创新

自从联合国把古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大不一样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才是创新？现在有很多创新就是移植，你比如：有的把《解放军进行曲》也入了古琴曲了。是可以弹出来，可是这不叫创新啊。还是要尊重乐器本身的特点才行。

对于小孩儿学琴，我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同意他们摸琴的。古琴要会不难，要弹好可太难了。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学习这么紧张，哪儿有时间啊？另外这个东西非得出于强烈的爱，得有瘾！出于这个条件或许能搞好一点。弹琴不下大功夫真是弹不好。

故宫的好琴

一进故宫的时候，我是管建筑的。解放后调到文献馆，1951年成立陈列部，我从文献馆调到陈列部。当时历代馆的陈列里就有古琴唐代两个、宋代两个、元代一个，都是我给放的。如果要我推荐一张琴当封面，那我看也还是“大圣遗音”。因为这张琴是故宫本身的。

说起这张琴来，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检查的时候，发现在墙旮旯儿那儿戳着呢，屋子漏雨，雨水给淋得跟个泥壳似的，岳山也掉了半拉，就定为个破琴一张。解放后，王世襄先生在南库发现了它。擦了一把，就漏出漆来了。再一看，好家伙！唐琴啊！这个“大圣遗音”后来就是请我老师管平湖先生来给修好的。

包括“大圣遗音”，我们院光是唐琴就有4张，是全世界博物馆里最多的。其余的各时代的琴还有四十多张。这以外和琴有关的文物就更多了，包括珍贵的琴谱，明清家具里的琴桌，宋锦的琴套，工艺品的琴模型，各式观赏琴铜琴、铁琴、石琴等等。

跟着管平湖学古琴的鉴定和修复

我的古琴鉴定其实最早是从管先生那儿学的。

那个时期北京修琴的人很少，那个时候北京学琴的人古琴有了问题都去找老师。那时候我到管先生那去，他屋里挂的都是琴，我就很有兴趣，一个一个摘下来看。这挂着一个琴，他说你把它拿下来，我就拿下来。他就给我讲，这是汪孟舒先生的唐琴，这张琴起断纹了，断纹起的峰太高了，没法弹了，让我给他修。然后讲唐琴的特点，从此我就注意唐琴了。

管先生对我是不讨厌，我虽然不交学费，但是学琴的时候在老师家耗着什么都问，就学到了不少修古琴、鉴定古琴的知识。

那时候弹琴的人都希望有个好乐器，就像小说里写的练武的人都希望有个宝家伙，所以看到唐琴就觉得了不起，就这样开始看琴。

我的鉴定理论

上班那会儿，天天下班以后要学习，学什么呢？学毛著。有人就说了：学毛著和鉴定文物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有啊！毛主席说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就是鉴定学啊！毛主席还说了，共产党员对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话对鉴定也很有意义。从此，我就研究开了。

那时候读我们太老师的书，发现他一开始说，北京的唐琴只有两个，一个是“九霄环佩”，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鹤鸣秋月”。可是几年后又读到他的书后面写着，唐琴并不罕见。最后，在他写的《藏琴录》里看到他说，现在“唐琴多矣”。

这是怎么会事儿呢？后来发现，他是根据声音和木头来判别的，他认为：声音好、木头古就是唐琴。不过在他讲到琴背刻“玉振”大印时指出，刻“至德丙申”的“大圣遗音”、“太和丁未”的“独幽”、“贞观三年”的“飞泉”皆鸿宝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研究这三张琴就是唐琴的标准器。

但是，按毛主席的话分析“声音好、木头古就是唐琴”这是否真有道理呢？这其实琴音和木头是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的。琴音的好坏是不大分年代的。古琴的声音有的是当时做出来就不好，也有的是保存不得法使声音不好。但是好声音的琴，各时代都有。木头也靠不住，五代开始就找旧木头做琴。

其实认识就是这么逐步深入下去的，我鉴定没有什么别的绝招，就是凭毛主席这两句话。认识事物没有绝对的，现在这个琴，我给定了年代，但是将来人们找到更新的材料，更新的证据我这个自然就要改了。

(本文选自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2013年10月号，总第2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