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稿

        读小学时，正值是火红年代，哥哥姐姐们戴着红袖章，天天学习“三机一泵”，走向田间地头，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田野，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鼓励着他们。农民们也没有闲着，生产队的社员们除了白天干活，每天晚上在生产附近仓库里，还要开展学习活动。主要是读报纸和念批判文章。

       仓库就是一个三间瓦屋的平房，中间没有山墙，每间屋子之间是一个人字架，三大通间相连，很宽敞。里面可以存放粮食和豆类种子以及生产队的农具家什。大家都自己带来板凳，挤在一起，抽着劣质的香烟。有的社员拔一根竹子，打通竹节，在根部挖一个洞，做一只烟斗，再将晒干的葵花叶子揉碎，就可以抽这种所谓烟丝了。但非常呛人，整个仓库屋子里，烟雾缭绕，人们被呛得流泪不止，咳嗽不断。

       一些妇女们直骂：“你们这些死鬼，出去抽！”

       男人们只是嘿嘿地笑，露出已经熏黑的牙，反驳道：“你们这些屌嬷嬷娘子，怕还什么烟。李大头，你这个婆娘也不管管，晚上回去好好整整。”大家哄堂大笑。

       在人字架的横梁上吊着一只汽油灯，这只灯异常地亮，我长那么大也没有看到过这么亮的灯。灯有一尺多高，下面是煞亮的银白色的镀锌底座，上面有一个灯罩，灯罩中间是一只白色的纱网灯泡。底座有一个充气柄，当灯光有些黯淡时，就由生产队的铜匠“世代”为灯打气，目的是为底座里的汽油加压，使汽油增压后雾化，再喷到那只纱网罩做的灯泡上，发出哧哧的声响。雾化的汽油通过喷嘴喷到纱罩上，燃烧起来非常地亮。这种灯从现在安全的角度看，真的非常危险，高温、高压、汽油、明火，太危险了，但那时谁也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生产队长说：“大家伙儿不要吵了，都静一哈，现在开始读报纸。”队长左右看看，“谁来读？”

       这一问比刚才宣布“静一哈”还要灵，现场立马安静下来。有时大哥读，他是在读高中生，有时下放知青“斑蝥”读。因为他长得小，灵活，不知道与“斑蝥”有什么关系，大家都叫他“斑蝥”。偶尔我还读过一次。那时报纸多数是批判“唯心主义”、“唯生产力论”，村里读书识字的人实在少，好在读了也没有人听，也听不懂。那时大家议论最多的是准备随时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当心和提防身边的台湾特务等等。

        搞得我都怀疑母亲是特务，因为她总是在我晚上看书时，立在窗外吸烟，好像在监视我一样。况且女的吸烟虽然有，也不多，为什么母亲就吸烟呢。我悄悄地把母亲与电影《黑三角》里那个女特务进行过对比，电影里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其实是特务，白天卖冰棍，晚上在家里吸烟、搜集情报，她们俩太像了。

       有幸的是母亲最终不是特务。

       一天，突然上级要求生产队出一期墙报，内容是批判“唯心主义”。大哥和其它几个人不在家，去镇里上学去了，住宿在学校。知青也暂时不在，这下把生产队长为难得吃不消。他实在没有办法，找到还是小学生的我，一看内容是批判“唯心主义”，我顿时懵了：什么是“唯心”啊，还有一个“主义”。

       队长说：“我也不懂啊。”他又说：“你不要急，让我想想，这样说吧。”他一面说，一面比划着，眼睛盯着空中，像是要在空中寻找答案或某一个人：“你好好想想，在你放学后帮助爸爸妈妈烧饭的时候，有没有一面烧饭，一面想着老师布置的作业，结果把饭烧焦了。”

       我说：“这倒是有的，但不是想作业，是想着吃过饭后，怎么去偷生产队的山芋。”我胆怯地说。没有想到，他这一问，还问出一个小偷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人家请我写个东西，怎么激动地把小偷的事还说出来了呢。

       队长看着我，半晌没有说话，愣一会儿说：“你最终去偷了没有呢。”

        我说：“没有偷成，那天是生产队的“铜匠”看场地，我们都怕他，不敢去，结果没有偷成。”

         生产队长笑起来，他一笑脸上两个酒窝，尽管满脸胡子，一嘴被烟熏黑了的牙，但人很可爱。他伸出右手食指，说：“你就当是想作业，说心里老想作业，结果把饭烧焦了。糟蹋了粮食，主要因为是把心思只放到想没有用的什么鬼作业上了。”

        我看他不追究我想偷山芋的事，我大胆地问“叔，这与唯心有什么关系呢，唯心我还是不知识是啥呀。”

        队长说：“反正就是不能死看书，多劳动，一会我给你送几份报纸来，你再看看，反正你写吧，字数凑齐就行。到时我再到你们小学，给老师说一哈，给你评个先进红小兵。”他总算站起来，走了。丢下一脸懵逼的我。

        我在报纸上抄了一段，也不知道与内容有没有关系，再把我如何因为想作业，却把饭烧焦了的故事写出来，一篇批判唯心主义文章终于出笼了。反正我自己也没有搞清内容是怎么出来的，后来我自己都非常惊讶。生产队长请村里原来当过阴阳先生的人把文章用毛笔在一张红纸抄写出来，张贴在生产队仓库的墙上。我悄悄地观察过，文章从张贴上去都没有人看过。

      我还以为父亲母亲会表扬我一下，但从开始队长请我写批判稿，到那张阴阳先生抄写的文章大红纸被风吹走，都没有听父母提过这件事。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怎么就没有人提一下呢。要是现在，起码生产队长要给点润笔费，一个笔记本或一根笔，一块橡皮也好，可队长从我写好后，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连谢谢一声都没有。

         说真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表的稿件，一直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