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
今年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史良诞辰120周年。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情真意切，历久弥坚，既饱含了两位杰出女性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也体现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姐妹深情，令人回味无穷。
史良结识宋庆龄，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仁人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援助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主席，蔡元培、杨杏佛、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他们“执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营救被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而史良与宋庆龄的相识，就始于这项重要工作。
营救邓中夏
中国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五卅运动后，牺牲、受伤和被捕的革命战士越来越多，救济任务繁重，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发起人有杨杏佛、恽代英、杨贤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1933年5月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
史良回忆说：“1933年的一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里，要会见我，见到以后，那人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我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名字。这个陌生人转达了宋大姐的意思之后，我就在第二天到她（宋大姐）家里，原来是她要我承办中共党员施义的案件。”
史良曾回忆这次会见说:“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镇静，眼光坚定、柔和。”当天，她们为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邓中夏商讨了法律援助办法。史良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年轻，于是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他们分析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党把人引渡走。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和一同被捕的林素琴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设在租界）受审，她立刻赶到三分院进行疏通。史良事先还做了捕房律师顾守熙的工作，让他也反对引渡。结果，法庭作出“不准移提”的裁定。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可以交保释放。
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很快叛变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国民党不惜花费10多万现大洋，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许邓中夏“移提”的裁决，同时对作出“不准移提”的庭长记了一个大过。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是史良“第一次承办为革命者辩护的案件”。此后，宋庆龄经常介绍案件给她，一类是“营救”性质的政治案件，另一类是妇女案件。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挚情谊。
营救“七君子”案件
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由于“救国会”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批评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救国会”自成立伊始，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断迫害与镇压。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非法抓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
宋庆龄得知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十分愤慨，立即带领“救国会”展开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先嘱孙科带上她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处，请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三人向全国同胞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几位被捕先生的自由。”
《宣言》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压力。国内政要李宗仁、冯玉祥、于右任和国际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致电南京政府，呼吁释放“七君子”。
为救“七君子”出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7月5日，宋庆龄和胡愈之、彭文应、张定夫、潘大逵等知名人士一起，自带行李，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宋庆龄表示，一起来的人同“七君子”一样，都是爱国者，理当同罪，要求入狱，这让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答应。宋庆龄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间。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宋庆龄发动并亲自参加的这次“救国入狱运动”，使狱中“救国会”七领袖和广大爱国人民受到巨大鼓舞。一时间人们盛传“国母孙夫人来苏州营救'七君子’了。”这使“七君子”更加坚定了他们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由于宋庆龄等坚决斗争和国内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未能对“七君子”强行定罪。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得以胜利解决。
共迎新中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中共派出了党内陆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5月28日），史良前往位于上海淮海西路的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新生的上海与史良重逢，心情十分喜悦，她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那是她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前往，邀请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当时，宋庆龄正受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而史良与宋庆龄关系亲近，能够知晓宋庆龄心中的顾虑。史良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后来，她和邓颖超一起陪着宋庆龄北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火车站，隆重地迎接宋庆龄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史良等参加了开国大典。
一生的朋友
“文革”期间，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搞乱，宋庆龄和史良也都受到冲击，但是她们之间还是保持着真诚的互相关心和交往。1967年国庆节，史良接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通知。当时民盟机关很乱，她的专车被停了，司机也“造反”去了。无奈之中，史良坐一辆三轮车到了广场附近，又步行一段路，才上了天安门城楼。她们深情而默默地握手，表达着彼此的牵挂。宋庆龄表示，已经知道了史良在运动中受冲击的情况，深为难过。史良则宽慰她说，自己已经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情况正在好转，让她放心。几天后，史良收到一罐宋庆龄亲手烧的小菜，以表达对这次难忘会见的纪念。
有一次，史良送给宋庆龄一罐亲手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宋庆龄吃完后觉得很好吃，她就亲自打电话给史良说：“这咸菜很好吃，能否再送些给我？（我）再派人来上门取经，了解腌制雪里蕻咸菜的做法好吗？”史良一口答应。过了几天，她就派保姆钟兴宝前往史良家里去讨教腌制咸菜的做法。之后她嘱咐厨师用雪里蕻咸菜烧黄鱼汤，做咸菜肉丝面和咸菜豆瓣汤，以饱口福。
“文革”结束后，史良和宋庆龄又一次欢聚。史良曾著文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宋大姐异常兴奋……她的精神特别振奋，心情十分舒畅，和全国人民一样，她为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欢欣鼓舞。”
1980年圣诞节，宋庆龄邀请史良参加她的家庭晚宴。史良记得，“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现场为史良和宋庆龄拍了一幅合影。第二天，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她托秘书代笔写信给史良，说自己“连楼也不能下，唯有在卧室呆着”。并亲笔签署姓名，又写了“送鸡汁一瓶，请尝尝！”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两天后，史良在《文汇报》发表悼念文章，称宋庆龄为“伟大的爱国领袖，坚强的人民战士”。
1982年5月，史良撰写题为《深切怀念宋大姐》的长文，回忆两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表示对宋庆龄“永远的祝福”。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