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是士大夫，却是真名士
在对汪曾祺的诸种评论中，有一个标签总是遇到，真是绕也绕不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汪的这个说法，滥觞于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当时复出文坛，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震动文学界。他的老友林斤澜给他张罗了个作品研讨会，会上几个北京的青年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此说后来陈陈相因，遂成定论。孙郁有一本谈汪的书，书名径直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我初见此说，倒没感觉到什么；这十年来读书渐多，越想越觉得这个说法似乎大有可讨论的余地。
今年就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人文社也会重磅推出新版的《汪曾祺全集》。这个标签在汪老身上也贴了三十多年，我真心觉得有必要好好辨析辨析！故不揣浅陋，谈一孔之见，就教于方家。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不是“最后一个”，实在太不好说，先说“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
总而言之，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士大夫可以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可以是官吏。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传统，读书人和官吏二者之间，通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官吏在未踏上仕途之前也是读书人，但他们都应该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也即“影响力”。
像蒲松龄这样的困居穷乡僻壤，声名不扬的书生，就不能算是“士大夫”。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科举考的都是儒家典籍，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士大夫”这个概念还有个隐性的内涵，好像必须是心怀社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担得起“士大夫”这个称号。
比如，从感性上说，屈原就是士大夫，但宋玉就不太像；司马相如是士大夫，东方朔就不像；杜甫是士大夫，李白就不是；韩愈柳宗元是士大夫，李商隐就不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都是士大夫。袁崇焕是士大夫，钱谦益就真有点儿不太像。
进入现代社会，“士大夫”这个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若用来比附近现代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钱穆都是士大夫，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就不大像。
汪曾祺呢？他读书很广，杂学旁收，但并不以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面目名世。早有人指出，要单论学问，汪曾祺可能连他的好友黄裳都比不上。
汪老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这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
再说官员身份。四九年以后，汪曾祺行政级别不低。主持《说说唱唱》编辑工作期间，五七年有一次出差，他坐的是软席卧铺车，这在当时，已经叫享受“高干”待遇了。
但待遇归待遇，汪曾祺显然不是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者，他只是业务骨干。我们想到汪曾祺，也绝不会把他跟“官吏”这个词联系起来。
以思想倾向论，汪曾祺说：“……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他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儒家思想。对儒家的伦理政治理想他不大在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态度”，在乎的是其中的人道主义。
汪曾祺真是一个“非典型”的儒者。
如果把汪曾祺和上文提到的诸位士大夫置于一列，我感觉别扭，总觉得汪老和他们并不是一路人。
本来给一个作家贴标签，总归是一种简单粗疏的做法。但如果非要给汪曾祺来个相对准确的定位，该是什么呢？
以出身论，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绅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
他的父亲是汪菊生，字淡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更难得的是，他父亲可没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是把儿子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他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他点上火。汪曾祺十几岁初恋时写情书，他父亲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
这样的成长环境极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气质和性格：喜爱自由散漫，懂得平等，善于发现和欣赏平常生活中美和乐趣。
以个人才具论，汪曾祺能诗能酒，能文能画，可谓全能艺术家。受父亲影响，他也爱画画，少时“以画名”；他还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麻姑仙坛》、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
文革刚结束一段时间，汪曾祺有一阵子心情很不平静，遂重拾画笔，借丹青抒怀。他的画属于文人画，以意趣胜。
汪曾祺年轻时还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曲会，还唱了一阵昆曲。
右派摘帽后，汪曾祺到北京京剧团工作，竟然成了专业编剧，代表作是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那时脍炙人口，传唱全国。
生活中，汪曾祺好抽烟，嗜饮酒，更是个美食家。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
汪曾祺那一系列谈饮食的散文，更是一绝！
汪曾祺也多情，在联大读书时失恋过，很苦，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对待学业，他倒是马马虎虎。他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汪曾祺年轻时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跟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个历史系同学作息规律，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有时心情不好，汪曾祺晚上就在学校大树下幽幽地吹笛，吹到很晚，来往过路的同学觉得他是怪人。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这样描写当时的汪曾祺：
“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汪老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这个说法本身就“潇洒”得可以，真正的士大夫之流是绝说不出这样洒脱的话来。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读来温润多情，让人顿生亲近之感，但他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
早年间跟他有过交往的叶兆言曾说，“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这可以叫“不合时宜”，也可以叫“傲气”。汪曾祺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吗？他只是有时很率性，不想或是不屑配合而已。
综合以上种种，汪曾祺的思想、脾性、作派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倒是更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种人物——名士。他更像是阮籍、嵇康、袁枚、李渔一流人物。多才多能，自然真实，不苟流俗，在庸常的哪怕是困苦的日子里，都要活出生活内在的诗意。
可惜的是，汪曾祺身逢革命年代，他身上的名士气并没有得到充分酝酿发挥的土壤。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他的身上后来倒加了些“平民气”，这是汪曾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生活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真名士”！
汪曾祺去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脉，名士文化，终成绝响……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旧文，修改重发，作为纪念文章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