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魏收《魏书》:婉而有则,繁而不芜(上)
《魏书》凡一百三十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其内容记述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到西魏恭帝拓跋廓二年(555),计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东魏史。该书由平原王高隆署总临之名,其实总编是魏收,参加修史者另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士等人。《北史·魏收传》中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
《魏书》一百三十卷 明崇祯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可见魏收不仅是《魏书》的实际总编,同时书中的部分内容为其独立完成,故后世视魏收为《魏书》的撰者。
关于魏收的生平,《北齐书·魏收传》中有颇为详尽的记载,关于其少年事,《列传》首先写道: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也。曾祖缉,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赠仪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
《魏书》一百十四卷 明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刻清顺治十六年递修本
魏收之父魏子建官至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学侍、骠骑大将军,还做过定州刺史。魏收在15岁时喜欢写文章,那时他跟随父亲守卫边疆,为此喜好上了骑马射箭,他苦练武艺,希望能够名扬天下,却受到了荥阳人郑伯的讥笑。魏收闻言后颇感惭愧,于是他弃武就文刻苦读书,他在夏日学习时把床板搬到树荫下高声朗读,因为他的刻苦,床板都被他磨损了。经过这番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一位有才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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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初仕北魏,任太常博士,当时的吏部尚书李神儁重其才学,奏请授予司徒记室参军。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魏收被任命为北主客郎中。节闵帝即位(531),皇帝命魏收试作《封禅书》,魏收在御前下笔立就,他不打草稿,近千言之文未修改几个字。黄门侍郎贾思十分欣赏魏收的才学,他对皇帝说: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贾思认为魏收才思敏捷,不在曹植之下。于是皇帝升魏收为散骑侍郎,授命主掌专注并编修国史。魏收不久又兼任中书郎中,此时他年方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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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虽身处北方,然他的才气早已传到了南方,《列传》中写道:“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买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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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兴和元年(539),魏收以兼通直散骑常侍之位作为副使,跟随王昕一同出使南方的梁朝。他二人的才华均为梁国君臣所惊异,但是魏收到达梁国后未能很好地表现出外交官的风范,他在那里忙着买婢搞妓女等。为此,梁国使馆的官员都受到了牵连,故梁国人佩服魏收的才学,但却鄙弃其人品。《列传》中说他在途中写了篇《聘游赋》,文章写得很华美,可见他的确有颇高的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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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魏收的文章,不只是能够体味到他的才气,还能感受到其为人之挚诚。《北齐书》中收了魏收所撰《枕中篇》,此文乃是魏收为诫子侄写的一篇家训,该文中有这样的段落:
呜呼!处天壤之间,劳生死之地,攻之以嗜欲,牵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无足而俱致,于是乎骄奢乃作,危亡旋至。然则上知大贤,惟几惟哲,或出或处,不常其时,其舒也济世成务,其卷也声销迹灭。玉泉子女,椒兰律吕,馅谀无所先;称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恶莫之前。勋名共山河同久,志业与金石比坚。斯盖厚栋不挠,游刃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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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说人生天地间,劳作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人的欲望越来越大,名利之心始终不能忘怀,为此人很容易产生骄满奢侈的习性。到这个时候,危险也就来了,但是有大智慧的人却懂得这个道理,不管他是做官还是读书,都能有一定的节度。他们舒展开来就能去治理天下成就一番伟业,卷藏起来就能销声匿迹,奸佞淫声、搬弄是非等恶行就不会出现在眼前。这样的人,他们的好名声就能与山川河流一样长久,志向事业有如金石般坚固,这就如同粗壮的动物不会弯曲,高超的屠夫游刃有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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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人的言行,魏收明确地告诫子侄们:“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审;墙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谛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执强梁,人囚径挺,幽夺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
隔墙有耳,说话要小心谨慎,一个人尤其要谨言慎行,他明确地说要端正自己的行为,因为口出恶言、行为不端,必然会招来恶鬼。不做非法之事,不走阴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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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魏收是如此清醒之人,那为什么他在出使梁时做出那些有损荣耀之事呢?两者同载于正史中,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其实正史中所载的矛盾不仅如此,魏收主编的《魏书》同样受到了矛盾的评价。有人夸赞《魏书》的成就不在《史记》《汉书》之下,比如唐初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魏收传》中夸赞魏收“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同时对《魏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面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对魏书予以了严厉批评,其称该书“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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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体例而言,《魏书》有其独创性,比如他创设了《官氏志》和《释老志》两个志目,为此而受到后世之肯定。
《释老志》记载的是北魏时期佛教之盛,北魏乃拓跋鲜卑族所建国家,其为十六国之后中国北方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乃是北朝之始,北魏与刘宋为代表的南朝对峙,形成了中国南北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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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源于东胡支系,其原始信仰大约是萨满教。十六国时鲜卑人崛起,南下中原建立政权,而后向西扩张,占领凉州。之前凉州趁中原战乱,形成了独立政权,此乃后世所称的五凉,到西凉时凉州经历九主,历时七十余年,而后被北魏所败。占领凉州后,北魏迁凉州僧人到平城,此计今日之山西大同,故云岗石窟造像有明显的凉州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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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魏盛行佛教,魏收针对这种现象,特意在《魏书》中首创了《释老志》。这正说明了魏收重视史实,且有敏感的观察力,所以在正史撰写上方有此突破。向燕南在《魏书·释老志》中给出如下评语:“作为世俗史著中唯一一部以'志’的形式,系统化记述佛、道二教历史及其社会影响的专篇,应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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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魏收有这样的独创性,那么《魏书》为何会被称为秽史呢?《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有如下一段话: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既成,中书舍人卢潜奏“收诬罔一代,罪当诛”。尚书左丞卢斐、顿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启齐主云:“臣既结怨强宗将为刺客所杀。”帝怒,于是斐、庶及尚书郎中王松年皆坐谤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于狱中,潜亦坐系狱。然时人终不服,谓之“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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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在撰写《魏书》时,有时会凭个人的爱憎在文中褒贬他人,他常对别人说某人是什么东西,敢给我脸色看,我若推举他,就可以把他捧上天,我若打压他,也可以把他贬入地。《魏书》完成后,中书舍人卢潜向皇帝上奏说《魏书》一书不能客观评价写入之人,罪当斩首。当时的朝官卢斐和李庶等也指责《魏书》有不真实处。魏收向皇帝自辩说,他跟那些望族皆有仇怨,那些人想借机刺杀他。皇帝听到了很生气,于是就把卢裴、李庶关入狱中,卢斐、李庶都死在了监狱里。这件事搞得沸沸扬扬,所以人们将《魏书》称为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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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资治通鉴》中的所载乃是本自《北齐书·魏收传》中的所言,这种记载有失实之处。门岿主编的《二十六史作者评传》中有《魏收与<魏书>不该蒙受讥诮》一文,题目代表了观点。
文史室
当年魏收撰写《魏书》的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北魏在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的静帝元善见是个傀儡,大权掌握在相国高欢手中,魏收曾得罪过高欢的亲信,为此而不受重用。然高欢的长子高澄和次子高洋却十分看重魏收的才学,高澄曾说:“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荣,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故朝廷中的许多敕令和檄书乃是由魏收来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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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武定八年(550),静帝把皇位禅让给齐王高洋,高洋登基后改国号为齐,此乃后世所称的北齐。当时登基的禅让诏册和九锡之文等,皆出自魏收之手,而后他升为了中书令,封富平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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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下诏撰写魏史,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于是文宣帝命他负责此项工作,他对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文宣帝的意思是他让魏收可以大胆地秉笔直书,他绝不会像魏太武帝拓跋焘那样杀掉史官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