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俊 | 纯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没有一丁点儿夸大的成分。

六三年，我随着教书的父亲在豫西南山区一所学校上学。那年上初一，十五岁。 那时候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娃娃们那么早熟，男女之间的事，很懵懂。

班里有个叫彭山菊的女孩子，星期六下午邀我同行，让我帮她到家拿一星期的伙食。

因为我老爹有工资给我买饭票，所以，我每个星期天都不用回家取馍馍、红薯之类的东西。 说是帮她拿东西，可是，她那根小扁担，却从来不让碰一碰我的肩头。因为，她大我一岁，也高我半个头。

晚上，我和山菊的爹睡一个床，山菊的妈妈死的早，是彭伯一手把女儿拉扯大的。

去的次数多了，她称我为弟，则让我管她叫姐。

偶尔，按学校的叫法喊一声彭山菊，“不理你！”嘴里恶狠狠，脸上笑嘻嘻。

清晨，吱吱喳喳地鸟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彭伯已经下地干活去了。石凳上的脸盆内，已盛满了清水，泡上了毛巾。可是，山菊不让我洗。不但不让我自己洗，还得她拧拧毛巾，折叠方正，擦过来，抹过去。手指头抠抠眼角子。继而笑骂：一脸憨相！

我迎视，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两条及腰的大辫子。

“看什么看？憨样！”

山菊满面通红，红到耳根。

她家与邻居的距离，最近的也有一公里。五间瓦屋，三面环山，前边临水。早饭后，我换上彭伯的大裤衩子，和山菊来到小河边，她洗衣服，我翻石板，捉螃蟹，抓小鱼。

有时候，我们也去后山掐野韭菜。林子里，大石后，藏来躲去，被捉者，四指竖在头顶，扮一次小兔，这时，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了。

有一天，我独自扛了一根未稍拴了把镰刀的长竹竿，偷偷去后山一棵大树上戳蜂巢。一个沙袋大的葫芦蜂巢吊在树枝上，待我伸出镰刀，刚刚触及蜂巢，被找上山来的山菊发现，只听她大喝道：别动，危险！

为时已晚，锋利的镰刀，已把蜂巢把儿割断，只听“咚”的一声，蜂巢落地。 刹那间，寸许长的山蜂，扑头盖脸，嗡嗡而至。我大叫一声，扔下竹竿，转身落荒而逃，蜂群则紧追不舍。

这时，山菊猛地追上来，把我扑倒在地，爬在我身上，双手护住了我的头。

将近中午，彭伯找来，我俩已人事不省。

彭伯把我们背回家中，不知采来的是什么草叶子，放在锅内熬水，然后倒进喂牛的木槽里。每人一个槽，躺在里面泡。彭伯说要把身上的蜂毒全泡出来。 整整一个星期，我俩都没到学校里去。

彭伯说，幸亏山菊抱着你，不然，事儿就大了。 难怪山菊晚我一天一夜才能张嘴说话。

上初二的秋天，我已经比山菊高半个头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山菊照例挑着担子，我紧随其后，沿着逶迤的山路，返回学校。

走了十几里，经过一片青藤缠绕的茂密树林 。 “累了，累了，快快休息。”

布谷鸟改变了歌词，展示着它那高亢的歌喉，树上的知了，撕心裂肺般拖着长音。天气酷热难耐，山菊提议稍事休息。于是，她就放下担子，说是要到那边去一下，就没入了一人多高的灌木丛。

我躺在一块光溜溜的大石板上，聆听委婉地鸟鸣和蟋蟀地低吟。

很久很久，山菊隐身方向，传来了厮打和怒叱声。

我翻身而起，抄起扁担，向林子深处窜去。

眼前的场景，把我惊呆了。

一片被滚踏平的蒿草上，一个身穿背心，下着短裤的男人，半跨在山菊的身上，双手恶狠狠地卡住山菊的脖子，山菊则仰面朝天，头发蓬乱，满面通红。只见她双脚乱蹬，双手用力推开那个男人，一面怒斥：“畜生！畜生——”。

慢不得，千万慢不得！我抡起扁担，照准那人的肩头，狠狠地劈去。

“啊——”歹人手捂左臂，踉跄而逃。

因为用力过猛，我随之倒在乱石丛中，崴了脚脖子。 山菊猛地扑到我身边，双臂将我搂抱，放声大哭，鼻涕泪水，糊了我满脸满脖子。

一九六六年春的一天，彭伯带了两包糖，两瓶白酒，来到学校，说是要与老爹商量个事儿。

原来，山菊的二爹在新彊铁路局工作，争取了名额，要山菊去当乘务员，彭伯也同去那里住。

彭伯的意思，是想让我招赘到他家，做上门女婿，和他们一起去乌鲁木齐。

老爹斟酌再三，婉辞：娃是长子，家里的宝贝疙瘩，再说，他们都还小呢。

彭伯看了看山菊，问道：怎么办？

“弟不去，我也不去！”

彭伯无语。

再后来，经不住彭伯和她二爹的催促，山菊最终还是去了乌市。

也是那一年，我被推荐选拔去县里读高中。

从此，我们之间也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赵红俊，十林镇河北村人，离职老教师，精通木工 ，爱好读书，喜于文字，回忆往事成为老来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