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一个让学生管自己叫老板的教授

人生一辈子,不过短短数十年。

有人能够把十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日子过成一个样,日复一日,就像复制粘贴一般。

而有的人像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拿出用一辈子的时间干出两辈子事的劲头努力生活,这样的人生,不只有长度,还有厚度。

在别人耕耘十几年才收获一份成绩的时候,陈章良却就将科学家、商人、教育者、政客的身份一一收入囊中。

陈章良

他是人生的体验家,在身份转换之间,收获了不同角色的别样精彩。

他从小渔村走出来,到出国取得博士学位,在大多数同期都选择留下的时候,他回到祖国。

他曾是让学生管自己叫老板的教授,后来又成为农大学子眼中的传奇人物“良哥”……

陈章良的人生俨然是一场真实版的竞技游戏。

虽然开局不占优势,但一次次成功闯关升级,他已然成为大玩家。

从渔村小伙到海归博士

陈章良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小渔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人。

一开始父亲给他取名“陈章粮”,以保佑儿子能不为吃饱饭发愁。

因为陈章良出生那年,正赶上全国性的大饥荒。

长到9岁,陈章良才上学,但年纪不大的他已经帮家里干了四年的活。

上学后,老师发现了这个聪慧孩子的不同,并对他寄予了深切希望。

在老师的建议下,“陈章粮”改成“陈章良”,希望有一个不错的未来。

正如老师所见,陈章良确实天资上佳,他成为学校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但父亲是哀叹,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

陈章良在填大学志愿的时候,10个志愿都与海有关,而最中意的便是航海专业。

出生成长都在渔村的他,只见过海。

广阔无垠的海也让热爱冒险、渴望闯荡的精神气质刻在陈章良的骨子里。

不曾想,海南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先人一步提走了他的档案,从此陈章良与生命科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校期间,他靠着学校每个月发的19元奖学金和假期打工赚的钱撑过去。

大三时,国家对出国留学抱持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当时的领导人一句“留学生没什么不好”,让从未想过出国的陈章良也动了心思,他要去更大的世界去看看。

而一次翻阅《自然》杂志的偶然机会,让陈章良的留学之旅得以成行。

那期杂志正好刊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的文章。

陈章良读后感到非常兴奋,当即决意要拜在玛丽·查尔顿的门下学习,便去信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以及希望能到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

很快,陈章良收到回信,跟回信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位华裔教授。

这位教授受玛丽·查尔顿的委托到学校对陈章良进行面试,回国后,教授向华盛顿大学推荐了他。

如此,陈章良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去处”,但如何有个合理的“来处”?

在毕业前夕,国家正好要选派一批优秀的青年出国留学,陈章良以其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这次机会。

毕业后,他进入华盛顿大学,成为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陈章良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留学机会,在更大的世界里,自己显得更加渺小。

带着个人的抱负,以及不能给国家丢脸的荣辱观,陈章良在留学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实验室里工作12个以上是他的日常,困了在实验室对付一宿,躺一会儿,醒了接着干也是常事。

正是凭着这股一分钟都要创造出两分钟的价值的劲儿,陈章良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常规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课程,提前拿到博士学位。

期间,陈章良在权威学术期刊《分子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采用基因工程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转移到茄科植物矮牵牛中的论文,随即引起了国际生物界的关注。

在论文发表的第二年,陈章良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他发现并证明调控植物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这一成果被国际同行专家称为“植物分子学研究中的里程碑”

接连拿出亮眼成果的陈章良,格外受行业盛会的青睐。

他两次站上高登国际会议的讲坛。

在这个展示美国生命科学发展最高成就的盛会上,陈章良进行了半小时的发言。

按照会议的惯例,发言时间通常都控制在15分钟。

研究成果的取得终不负陈章良日夜兼程拼命工作的努力,这也让毕业之后有了更多的选择项。

面对优秀的人才,美国希望他留下,中国希望他回家。

当时的驻美大使找陈章良谈话,希望他能把一身的技术带回中国。

此时又恰逢国内推进高科技发展计划,也就是“863计划”,陈章良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转基因领域比较早的一批研究者,被视为重点吸收对象。

国内特意派人对陈章良进行游说,并给了他一张机票,让他回国看看之后再决定。

陈章良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回国去了几所国内顶尖的高校后,毅然拒绝了美国多家公司的高薪聘请,最后选择加入北大。

在当时,陈章良的选择似乎并不那么“聪明”。

留在美国,则拥有一个可预见的美好未来。

回到中国,前路如何都还是未知数。

自称“老板”的教授

后来的事实证明,北大无疑是陈章良的又一福地。

在这里,他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事业扶摇直上。

进入北大后不久,陈章良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他只有26岁,甚至引起一阵热议。

两年后称谓中的“副”字去掉了,他成为最年轻的教授。

此后,他又出任生物系主任,直至担任副校长。

与此同时,在国家的授意下,他开始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主持“863计划”的多个项目。

在实验室里,陈章良的做法很美式。

他让学生称自己“老板”。

这是美国学生对导师的惯常称呼。

陈章良觉得这个称谓甚好,回国之后便照搬过来。

比起“老师”“教授”这样的称呼,“老板”少了一些崇高严肃之感,更生活化。

如此一来,当跟学生像好朋友一般喝酒聊天,穿着工作服趴在地上摆弄电器设备,甚至是童心未泯般把同事家的小孩逗哭时,不会觉得“有损”教授的形象。

要论陈章良最美国化的做法,那就是他分秒必争的速度。

他曾经去南戴河旅游,来回用了两天时间。

春节回家探亲,年三十飞回去,初一就飞回来。

在北大校园里,道路蜿蜒曲折,他也能把车开得很快。

“快”是陈章良一贯的工作速度,时常是忙得脚不沾地,但却有序。

曾经有记者统计,在接受采访的半小时里,陈章良接了6通电话,签了3份材料,安排了第二天的试验日程,期间还不时去布置学生和助手工作。

这样的忙碌又怎么会被辜负?

而立之年,一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贺信,给陈章良送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信中表明,陈章良获得“贾乌德·侯赛因”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邀请他出席颁奖仪式。

贾乌德·侯赛因奖,相当于“青年诺贝尔奖”,用于奖励全球35岁以下、为世界科技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

国内各种奖章荣誉纷至沓来,而美国著名的学术期刊杂志聘任他为专职委员,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机构设立以他命名的实验室。

一时之间,陈章良风头无两,成了炙手可热的科学家明星。

各路媒体争相报道陈章良的事迹,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有他的身影。

次年,陈章良等人创建了“北大未名”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后发展成拥有多家子公司的集团。

陈章良成了真正的老板。

在工作之外,陈章良是追求一流生活品质的生活家。

他爱打球、爱爬山,爱在冬天冰封的未名湖上滑冰。

他家的客厅像个酒吧,摆着各种样式的酒,他家还有很多新式的玩意儿,卡拉OK、游戏机一应俱全。

在北大,陈章良度过了一段很忙很累也很开心的日子。

从致力“找钱”的校长到学者官员

41岁,陈章良出任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

而农大的学生们都愿意亲切地称呼他为“良哥”。

自此,“老板”变成了“良哥”。

在陈章良看来,作为一校之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钱。

人才的引进、学校大楼的建设、改善教师、学生的住宿条件、提升老师的薪资水平不一而足都离不开钱。

找来了钱,提升学校的软硬件实力,学校的发展就成了水到渠成事。

农大在他任职校长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5年,陈章良将北京奥运会摔跤场馆争取到了农大,在场馆建设的带动下,学校的硬件设施都得到改善。

那段时间,农大校园大兴土木,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

当时有传言说,银行都是追着陈章良,要把钱借给学校。

当然,一流的大学,良好的硬件条件只是门面,没有过硬的软实力也不过只是败絮其中而已。

接任校长重任后,陈章良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试行新的教师考评方式。

他着手推选了10位教师,重点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在对他们进行考评时,比起学术论文,更看重其新品种的推广和助农情况。

用陈章良的话来说,“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里就永远是技术。”

此外,陈章良定期会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商界、政界、演艺界人士到学校开讲座,而这些人似乎都与他交情匪浅。

不得不让人感佩其惊人的能量。

在农大,繁忙的管理工作占据了陈章良所有的精力,他只能选择从具体科研工作中抽身,偶尔给本科生上个专业课。

但即便他在高位,对于学生的爱护却总是细致入微。

感念自己求学的不易,对经济困难的学生,陈章良总是会多一分照顾。

每年开学季,他都会把自己名片发给贫困学生,并告诉他们,生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他。

他还不时浏览学校论坛,一旦发现学生有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回应,便即刻找到相关人员处理落实。

当抱怨的问题被一一回应,不明所以的学生甚至怀疑身边是否藏着校长的“耳目”。

学生们的一声声“良哥”,未尝不是对他润物无声付出的一种回应。

陈章良用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

他出现的场合,总是伴随着欢呼和尖叫声。

甚至他成为一些学生选择农大的重要理由。

在任时,周身围绕着追随者或许理所当然,离开时,能得到众人的挽留才更显珍贵。

元旦跨年夜敲钟许愿,是农大的一个传统。

2008年元旦,如往年一样,陈卓良敲响了12下钟声。

而学生们却开始喊“良哥,别走。”

此前,陈卓良离任的消息已甚嚣尘上。

如今的农大校园,依然能看到很多陈章良任期的痕迹,他的故事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如果说是陈章良一手缔造了农大的新局面,明显过誉,那百年农大,自有他陈章良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后来,陈章良在广西走马上任,职务是政府副主席,分管农林、民政和扶贫。

其中,扶贫工作又是重中之重。

只有万千农民富裕起来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

陈章良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源和经验帮助当地的百姓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

为此,他走遍了全区所有的县。

为“最穷最弱”的那部分人尽心尽力地工作。

在广西呆了近5年,陈章良平调回任中国科学协会副主席。

2016年,陈章良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职务,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曾经渔村小伙,奋起拼搏,赢得一身荣誉,其后完成从学者到政客的蜕变。

他的一生,都在用自我的努力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华丽篇章。

陈章良离开政坛之后,并非就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人民之外。他依旧心怀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关心国家时事。新冠疫情期间,他也曾公开表达过自己对于疫情的忧心和一些建议措施。

今年二月份,他更是莅临悦康药业调研指导。陈章良十分清晰的知晓,医疗和药业对现在疫情肆虐之下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才会倾注如此多的心力。包括他自己的公司,也在医疗行业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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