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oward R. Champion
战斗创伤的特点在流行病学，损伤机制，受伤害后的病理生理改变和预后方面与地方创伤有很大不同。由于战争方式和性质的改变，战斗创伤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从而影响着战伤救治方式和技术应用以及军事医学的发展和改变。战伤伤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兵种和战斗方式（表1）。例如，步兵战斗中90％的战斗伤害是由子弹或火炮穿透造成的，这一比例与在海军和空军战斗中及地方创伤中所观察到的比例大不相同。在地方创伤中，钝性伤占主导。在某些军事环境中，热源性伤害的发生率特别高。例如，在船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装甲战车中，这一数字高达47％，但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需要注意的是，烧伤通常只是造成战斗人员受伤的一个要素，其它因素可能包括爆炸伤害和穿透伤害。如今，现代爆炸性武器的发展及大量使用，使得爆炸伤害可能在未来的战斗创伤中成为首要受伤机制。目前，大多数战创伤是穿透性的，大部分是爆炸的弹药的碎片造成的，例如炮弹或手榴弹（70-80％），而不是小型武器发射的子弹。
二、疾病、非战斗伤员及战斗伤员导致的战斗减员数据分布
尽管战斗伤员是最显而易见的战斗减员因素，但这种减员因素只是一个方面。疾病和非战斗伤员也会降低战斗力。战斗伤员造成的损失实际上仅占战斗总人员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军的战斗减员大约20％是由于战斗伤员造成的，而疾病导致的战斗减员占三分之二以上（表2）。但需要注意的是，战斗伤员却对减弱战斗力影响更大，并不是按照比例影响战斗力的。表 2 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军因疾病、非战斗伤员和战斗伤员导致的战斗减员分布
历史数据表明战斗伤员导致的战斗减员率，与作战部队的规模成反比。规模较小的战斗单位人员战斗减员率更高的原因是，他们参与战斗的人员比例更高，与敌人的冲突更直接。在典型的20世纪后期战斗中，整个师（通常由数千名人员组成）每天可能只会损失其兵力的1％，而其下属的旅，营和连（通常由不到几百人组成）人员可能分别损失3％，10％和25％。未来战争，常态的作战行动将以部署数量有限的小型作战单位为特征，从而导致总体伤亡人数减少，但实际参与作战的单位可能将遭受重大损失。
（WDMET）数据库分析了包括从1967年到1969年的7989名患者的数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涵盖了从轻伤到重伤以及战斗中死亡的全部战斗伤员。它包含了丛林战斗中的海军和陆军人员样本，但它不能代表全部的战斗伤员，例如坦克和炮兵的重型战斗，空战和海战。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数据标准，有助于未来战争的战伤研究。该数据库的一些摘要分析如下。目前有关城市战斗的最新数据在统计碎片伤害和子弹伤害之间有相互重叠。该图的这些数据在现代战斗中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碎片伤本质上是多部位的复合伤。
在接受治疗的伤员中，原始受伤部位最常见的是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的软组织损伤，其中以四肢的软组织损伤和长骨骨折最为多见（图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见表3）
致命性伤害的解剖学部位在阵亡（KIA）人员（图3）与战斗伤员总人数中，分布是不同的，战斗伤员总人数中以幸存者居多（图2和表3），主要以软组织损伤和骨折为主。而头部和胸部的创伤在阵亡人员中占主导地位。头部和胸部的穿透伤致死率极高，分别为78％和72％。
穿透性伤害在急性死亡中，最常见的原因是大失血和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大约50％的死者是由于大出血造成的。这其中大约80％的失血部位是发生在躯干，在敌火力下，躯干部出血很难控制，在战术战场救护阶段，有一定的机会。但约有20％发生在可通过加压和应运止血带来控出血的部位，这是有机会救治的。目前越来越多地强调穿戴有效的躯干保护装备，减少了过去因胸部和腹部伤口而导致的急性死亡。在最近的冲突中，四肢出血约占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请注意，这是所有死亡人数，而不仅仅是死于血液的死亡；参见表3）。WDMET数据库表明，在战斗中潜在可预防的死因中，四肢伤口出血占一半以上。因此继续将止血作为战场救护的主要干预手段，而研究重点在于有效的止血药品和器材，以减少无法控制的出血。其他潜在的可预防的死亡包括气道阻塞和气胸等，给以及时有效的战场救护，则可减少死亡率（图4）.
战伤死亡病例数据统计中，最常见的方法是统计阵亡率（％KIA）和伤死率（％DOW）。KIA指在战斗中受伤后立即死亡或在后送到医疗机构（MTF）之前死亡的人数。在过去的150年中，％KIA一直保持在20％左右（图5）
％DOW是指后送到医疗机构后的重伤伤员，因创伤而死亡的人数。（在后送到MTF之后的任何时间发生的死亡都包括在此类别中）图6显示了%DOW的历史数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过去30年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随着后送，麻醉，抗生素，输血和外科手术技术的改善，美军将％DOW降低到二战初期美国陆军的％DOW的一半。自冷战结束以来，现代战争的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永远不能排除大军团正面作战，但现代战斗更多的为不对称的低密度，远离本土或分散性作战（例如阿富汗战争）或非线性和城市化作战（例如摩加迪沙军事行动）。尽管目前仍存在关于致命性伤害因素是否在城市作战相对于其他环境作战大大增加的争论，但城市作战无疑增加伤情及救援的复杂性。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司令官查尔斯·克鲁拉克将军，曾两次在越南服役，他将城市战斗环境描述为“三段式战争”。 “我们在该市的一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另一个地区进行维和行动，并在该城市的第三部分进行致命的中等强度的战斗。”不对称战争是指对立双方之间在战术、武器方面以及部队数量的不对等。在城市游击战中，特种部队或海军陆战队无法区分武装分子和平民。对许多人而言，不对称冲突的缩影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平民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低密度的城市作战中，很难确定伤员并立给予有效的救护。因此，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个人和战友的援助来进行救护。分散的，低密度的战斗也给进入和离开战斗环境造成了问题。因此，战斗医务人员快速介入到伤员，给以有效的救护十分重要。目前在没有携带医疗器材的情况下，战 斗人员通常也要携带多达45千克（100磅）的装备进行战斗。所以医疗用品要尽可能紧凑轻便。现代城市战斗仍然是致命的。以色列外科医生最近发布的有关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西岸难民营中的军事行动的最新数据显示，严重创伤的伤员中有24％的死亡发生在住院治疗期间。最常见的受伤原因是子弹。胸部伤占死亡伤员的67％。胸部受伤者中近四分之三（73％）死亡。与之前的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城市战斗相比，在所有受伤机制中，子弹伤的数量从13％增加到48％，弹片伤的数量从74％减少到17％ 。胸部和腹部的受伤在中、重度伤员的比例从19％增加到27％，由于大出血造成的死亡从41％增加到56％。（以色列国防军后送伤员到医疗机构的平均时间为53分钟）可以看出，不同的城市作战伤情也是不一样的，无疑给战伤救护带来了复杂性。虽然这些数据也无法转化为其他战术背景，但对未来战争具有指导意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