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资料简介 梁漱溟生平事迹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9日生于北京。父梁济举人出身,曾做清政府内阁侍读,具有维新思想。梁漱溟6岁时启蒙,父亲一反中国教育惯例,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让他读《地球韵言》一类能了解世界大事的书。1899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梁漱溟受父命入新式学校学中文和英文。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自学资料。1911年19岁时加入同盟会,同年从顺天中学堂毕业。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1916年任司法部秘书,有感于自己的朋友、名记者黄远庸在美惨死,撰写了《究元决疑论》,发挥了佛家出世思想,认为人生惟一出路在皈依佛法。梁漱溟携此文请教蔡元培,蔡与陈独秀商议后,聘梁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正式到北大任教,声明“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①。

  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在北京大学课外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提出文化三路向理论,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梁漱溟认为世界存在三大文化系统,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文化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应是次第发展的。第一路向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第三路向为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以前中国、印度文化均不合时序,它的成就不如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与民主就是这一文化成就的特征。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无优劣之分,对人类都有很大贡献。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开始也是走的第一路,只是第一路没走完,中途就转到了第二路,印度人则于中途转向第三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都是早熟文化。结论是西洋文化,即第一路向文化目前已走到了尽头,接下来人类文化应进入第二路向——中国文化。梁漱溟详尽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指出西洋文化的特征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注意国家权利,个人自由。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是讲孝、悌、慈、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这就叫伦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每个人认识的是重自己的义务,而不是讲自己的权利。”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旨有两点,一是阐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截然对立,二是论证了西洋文化已经穷途末路,复兴中国本位文化是救中国、救世界的要途。

  “文化三路向”理论是梁漱溟的哲学观,解决了哲学观问题之后,梁漱溟把目光转向社会,探讨理论付诸实践的道路,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席,与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张倜知,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到山东曹州,创办了曹州中学,以实践其对教育的认识和设想。1925年,因山东政局变化,不得不将曹州中学交与陈亚三负责,与熊十力和一些学生回北京,在什刹海东煤厂租房共住共学。经过二年多的自修内省,到1927年,梁漱溟认为自己的思想清晰了,“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它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它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③1927年5月,应李济深的邀请,梁漱溟南下广州,向李济深宣传“乡治”主张。李济深同意他在广东试办“乡治”。1928年春,梁漱溟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拟定了试办计划大纲,经广州政治分会议决,转呈国民党中央批准。同时,他为广州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举办了《乡治十讲》的讲座,初步提出了他的乡建理论。为了筹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春,梁漱溟离广州北上考察农村,先参观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蔑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次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及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山西太原、清源、汾阳、介休、赵城各县考察山西的村政。然而,“乡治讲习所”计划因李济深被蒋扣在南京没能实现。1929年秋,梁氏与梁仲华、彭禹庭等合作创河南村治学院,受聘为村治学院教务长,被推定草拟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梁漱溟第一次系统地公开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标志梁漱溟乡建理论基本成熟。此后,随着乡村建设实践的进行,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渐成体系,其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起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因,对此梁漱溟曾有不同的表述,但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救国理念,他说:“我十五六岁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其时适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那时国家的命运不好,国难已由那时候开端,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的严重罢了。由此时起,我就立心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④二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洋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是,西方人意欲向前的要求,力量向外用,为争取个人的权利,不甘退让,相互之间彼此不信任,这就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了西方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互相防范的制度。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情谊关系,义务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人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这种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及于社会,其表现在对人:注重礼俗,注重情谊;在经济上共财,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政治上举国家政治而家庭情谊化。西洋的个人本位与中国伦理本位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社会也没有西洋社会那种阶级对立,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只有职业的分途而无阶级分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既是明证。没有阶级对立,俄国共产党的路是走不通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路走不通,俄国共产党的路也走不通,怎样救中国呢?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积弱不振,战乱频仍,外侮日深,其原因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是西洋文化侵入后,引起中国文化危机的结果,中国文化已被破坏殆尽,救中国就必须振兴中国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在乡村,无形的根在于中国的“老道理”(伦理本位)。中国的老道理在世界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是人类文化的第二路向;中国文化即已破坏到根,破坏到乡村,那么救助乡村,建设乡村,就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他提出:“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通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从此开出新道理,救活老民族。”⑤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内容: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只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在这两点中又以农民自觉为主,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⑥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才有办法。农民自觉了要自己去干,去救乡村,救乡村的办法就是要靠乡村组织。中国抵不过西方侵略是由于我们有两大缺欠,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技术。“这两点是我们顶缺乏的,而同时却正是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擅长这个,我们顶缺乏这个;所以自中西相遇之后,我们就着着失败,敌不过他了。尤其是缺乏头一点,更是我们敌不过西洋的最重要的原因。”⑦在从前西洋人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散漫无力没有团体还不要紧,现在国际竞争已经压迫到了中国,我们再像从前一样散漫地关着门过日子已经不行了。在此世界欲图生存,必须组织起来,结合成团体,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要靠团体去应付世界剧烈的竞争。同时结成了团体才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沟通,有能力引进外面的科学技术,引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三、乡村建设理论的运作模式:首先建立行政教育合一的基层组织——乡学、村学,作为乡村建设工作的推动机关,负责对农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包括文化知识补习,生产技能训练,生活能力培养,移风易俗等等,以启发农民的自觉。在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同时,引导、组织农民建立生活、生产中需要的各种团体如各种合作社和农民自卫组织。通过合作社引进科学技术,改良农民的生产条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三者相互作用。农民自觉了才能加入各种团体,结成了团体才有能力引进消化科学技术,引进了科学技术反过来证明了团体的作用,也就巩固了团体组织,更多地吸引农民,从而进一步促成农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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