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七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七卷目录
平准书后赞 史记
货殖传序 同前
大司农箴 汉扬雄
少府箴 前人
食货志序 晋书
食货志序 魏书
食货志序 隋书
食货志序 唐书
食货论 柳芳
均财禁兼策 白居易
平百货之价策略 前人
食货论 李德裕
货殖论 前人
食货志序 宋史
内帑策 田况
论钱谷宜归一疏 吕诲
厚货财策略 苏轼
论理财重会计之任上 郑伯谦
会计论下 前人
食货志序 辽史
食货志后序 同前
食货志序 金史
食货典第七卷
食货总部艺文一
《平准书后赞》史记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用甲兵，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货殖传序》同前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大司农箴》汉·扬雄
时惟大农，爰司金谷，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实施惟食，厥僚后稷，有无迁易。实均实赢，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阅三王，什一而征，为民作常，远近贡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农殖，季周烂漫，而东作不敕，膏腴不穫，庶物并荒，府藏单虚，靡积靡仓。陵迟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内无聊。农民司均，敢告执繇。
《少府箴》前人
实实少府，奉养是供，纪经九品，臣子攸同。海内币帑，祁祁如云。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旧，圣则越遵。民以不扰，国以不烦。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堤，而象箸以噬。至于耽乐流湎，而妲妹作崇，共寮不御，不恢夏殷，丧其国康而卒，以陵迟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图，未尝失之于约，尝失之于奢，府臣司共，敢告执觚。
《食货志序》晋书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节其务，敬四序以成其业，观其谣俗而正其纪纲。勖农桑之本，通鱼盐之利，登良山而采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玑。日中为市，总天下之隶，先诸布帛，继以货泉，贸迁有无，各得其所。周礼，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亩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赋，施阳礼以兴其让，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是以农官泽虞，各有攸次，父兄之习，不玩而成，十五从务，始胜衣服，乡无游手，邑不废时，所谓厥初生民，各从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货，以致齐国之强；鸱夷善发敛之居，以盛中陶之业。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
以耕稼，召夏
以耘锄，秋
所以收敛，冬
于焉盖藏。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范，东吴有齿角之饶，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丝之廥，燕齐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带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车，辽西旃罽之乡，葱右蒲梢之骏，殖物怪错，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无外，因天地之利，而总山海之饶，百亩之田，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国，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仪，宴飨由其制，家殷国阜，远至迩安。救水旱之灾，恤寰瀛之弊，然后王之常膳，乃间笙镛。商周之兴，用此道也。辛纣暴虐，玩其经费，金镂倾宫，广延百里，玉饰鹿台，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赋以实鹿台之钱，大敛以增钜桥之粟，多发妖冶以充倾宫之丽，广收珍玩以备沙丘之游。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馀人，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及周王诛纣，肃拜殷墟，乃尽振鹿财，并颁桥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沦没，二南堙尽，贷于百姓，无以偿之，乃上层台以避其责，周人谓王所居为逃责台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职方陈其九贡，颁财内府，永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鲁侯初践亩之税，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范，靡有孑遗。史臣曰：班固为殖货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诛，网罗前载，其文详悉。光武宽仁，龚行天讨，王莽之后，赤眉新败，虽复三晖乃眷，而九服萧条，及得陇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铢之钱，田租三十税一，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奸回不用，礼义专行。于时东方既明，百官诣阙，戚里侯家，自相驰骛，车如流水，马若飞龙，照映轩庑，光华前载。传曰三统之元，有阴阳之九焉，盖天地之恒数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鸿陂之地假与贫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请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云。桓帝永兴元年，郡国少半遭蝗，河泛数千里，流人十馀万户，所在廪给。乏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馀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馀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冲质短祚，桓灵不轨。中平二年，南宫灾，延及北阙。于是复收天下田亩十钱，用营宫宇。帝出自侯门，居贫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故于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私钱，家至巨亿。于是悬鸿都之榜，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室钱，大郡至二千万钱，不毕者或至自杀。献帝作五铢钱，而有四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京师破坏，此钱四出也。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兴毁不同，凶讹相类。及卓诛死，李傕、郭泛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经日颁布而死者愈多。帝于是始疑有司盗其粮廪，乃亲于御前自加临给，饥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东归也，李傕、郭泛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夜潜渡河，六宫皆步。初出营栏，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旁侍者，血溅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宫闱荡涤，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梠，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略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馀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孔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言兵凶之谋而沴气应之也。于时三方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云。
《食货志序》魏书
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财，《周礼》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或受其饥寒者。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
《食货志序》隋书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总土地所生，料山泽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时，农商趣向，各本事业。《书》称懋迁有无，言谷货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贡九赋之法，王之经用，各有等差。所谓取之有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爰自轩、顼，至于尧、舜，皆因其所利而劝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兴，周人十一而颂声作。于是东周迁洛，诸侯不轨，鲁宣初税亩，郑产为丘赋，先王之制，靡有孑遗。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汉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税一，中元继武，府廪弥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开边击胡，萧然咸罄。宫宇扪于天汉，巡游跨于海表，旱岁除道，凶年尝秣，户口以之减半，盗贼以之公行。于是谲诡赋税，异端俱起，赋及童龀，算至船车。光武中兴，聿遵前事，成赋单薄，足称经远。灵帝开鸿都之榜，通卖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汉之常科，土贡方物，帝又遣先输中署，名为导行，天下贿成，人受其敝。自魏、晋二十一帝，宋、齐十有五主，虽用度有众寡，租赋有重轻，大抵不能倾人产业，道阙政乱。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踰经费，京师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层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挽秣，水陆交至。疆场之所倾败，劳师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租赋之外，一切徵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人愁不堪，离弃屋宇，长吏扣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虽复皇王抚运，天禄有终，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马迁为《平准书》，班固述《食货志》，上下数千载，损益粗举。自此史官，曾无概见。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货财以富之。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故为《食货志》，用编前书之末云。
《食货志序》唐书
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记》曰：宁畜盗臣。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焉。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畜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虽不及三代之盛时，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穴官滥，为之大蠹。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食货论》柳芳
论曰：昔开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后天宝间，韦坚又以穿广运潭，兴漕之利。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议财货之政，君子曰：融等之败也，岂不哀哉。诗云：人之多僻，无自立辟，融等之谓也。初，元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裔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强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而已。以元宗之才业，为中兴君，奸臣一说，利动明主。坚等窥其馀烈，不顾万死者，贪爵禄也。盖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均财禁兼策》
问：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馀者为骄、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于此。
《对》白居易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圣人制五等十伦，所以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而立极者也。然则地之生财者有常力，人之用财者有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馀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之制，暨乎宾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其数焉。若不节之以数，用之有伦，则必地力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圣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则示之以俭，天下俭则示之以礼。俾乎贵贱区别，贫富适宜，上下无羡耗之差，财力无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饱，廉耻礼让，尽生于此矣。然则制度者，出于君而加于臣，行于人而化于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则外物攻之，故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崇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次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谗谄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夫然则安得不内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贼焉。将在乎寝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则其下化之。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也。
《平百货之价策略》前人
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食货论》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货制用之臣，处将相弼谐之任，则奸邪无所容矣。左右贵倖，知所爱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职为发身之捷径，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讪谤，领其职者，窃天子之财以为之，贿聚货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赢，乘上之急，售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进矣。三司皆有官属，分部以主，郡国贵倖，得其宝赂，多托贾人污吏处之，颇类牧羊而畜豺，养鱼而纵獭，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盗用货泉，多张空簿，国用日蹙，生人日困。扬雄上书言：汉武运帑藏之财，填庐山之壑。今货入权门，甚于是矣。孟献子有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子舆以利国为非，扬雄以榷酤兴叹，称其职者，必能挟商工之术，有良贾之才。寿昌习分铢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数，小人以为能，君子所不忍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独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鸣鼓，将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为之甚痛哉。
《货殖论》前人
欲知将相之贤，不肖视其货殖之厚薄。彼货殖厚者，可以回天机，干河岳，使左右贵倖，役当世奸人，如孝子之养父母矣。阴阳不能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数，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纵人世之大欲，处将相之极位，兄弟光华，子孙安乐。昔公孙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荣禄，邓析犹谓之真人，况兼有荣禄乎。后世虽有贬之者，如用鈇钺于粪土，施桎梏于朽株，无害于其身矣。则大易之害盈福谦，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时得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故晋世唯贵于钱神，汉台不惭于铜臭。谓子文无兼日之积，颜氏乐一瓢之饮，晏平仲祀不掩豆，公仪休愠以拔葵，皆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贤，天与之生则生，天与之寿则寿，穷、达、寿、夭，皆在彼苍而望贵倖之，知奸人之誉，终身不可得矣。余有立命，赋以致其意。庶后之知我者，兴叹而已。
《食货志序》宋史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模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瘉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籴，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于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云云。
《内帑策》田况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风化普暨，孰非王土，经产杂出，悉为邦赋。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调度所共，皆有蓺极，国计之外，不闻私积。《周礼》：内府受九贡，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异，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敛之臣，规蕴蓄之厚，虽恭俭之主，啬用而致，然于德音，无所益也。况继统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遗患乎。唐明皇践祚之初，锐意于理，躬履俭德，述宣醲化。后之言治者，比开元如正观。逮乎末年，乃恃泰宁，内纵奢乐，权臣怙宠，巧说媚上。以谓赋税所取，则归之有司，以济用度；进献所入，当纳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悦之。遂为琼林大盈之库。王鉷每岁进钱百亿，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饵寇盗。厥后韦皋、李兼、杜亚、刘赞之徒，竞为贡奉，曲祈恩宠。至于裴肃穷贾鬻之利，以迁廉察。严绶倾军府之资，以拜刑曹。末俗流风，遂而莫禦。陆贽尝为德宗备陈其失，可谓切至端严之论也。国家开疆穷朔，南建号侔，周汉舟车所达，上给中都，而计利之司，稽求繁广，研及圭撮，岁求倍蓰。加以鸣社庆辰，升烟大祀，册礼昭缛，容典交修。九州之人，无不咸献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裒于公赋输之内帑，虽异乎唐室方贡之物，然亦非邦计之羡馀也。往岁，军须不充，计臣致请内出钱币，谓之假贷。职掌之者，旋复追索，经远之士，咸以为非。且王者之于货财，岂有内外。国家之有天下，岂有公私。使外足而内不足，君孰与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与足。昔汉文之享御也，施利泽，省繇费，民有馀力，国有滞财。孝武得不因其资，而骋嗜奔欲，
兵黩武。用既殚费，埶不可已。于是桑弘羊、孔仅之徒，专务功而榷酤，算缗坐市，贩物盐铁，釱趾株送补郎之法，流弊于千古矣。向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于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于后，则生民虚耗，未易集也。灵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敛，诸郡之敛，诸郡之宝，中禦府积天下之缯，民困调繁，目为导行之费，汉家业衰，于此矣。汉室尚尔，矧陈隋之末世乎。是府库之积，不为私也，章矣。今纵未能尽出所积，以付道司，亦当视丰凶之年，恤疲羸之俗，去出纳之吝，通内外之财。侯乎下民宽饶，大计盈给，然后内于别藏，敛其馀訾，亦不为过也。抑又圣人之大宝曰位，见于易系，天子不私求财，存乎书法。盖宝乎位，则他物非足宝。私乎财，则何不为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独舍近谋远，则无穷之庆，及于万嗣矣。
《论钱谷宜归一疏》吕诲
臣切以洪范八政食货为先，故古者，国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馀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量入为出，详度利害，变通法度。分画移用，取彼有馀，济彼不足。指挥有司转运使、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选健吏，精于理财者，为三司官。如陈恕、林特、李参之类，皆称职有名者也。其馀非通晓钱谷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资序受厚俸而已。故能仓库充溢，用度有馀，民不匮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关预，无由尽公共利害。今之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馀，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国家之财，而分张如此，无专主之者，谁为国家公共，爱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财，必使一人专主管支用，使数人主之，各务己分所有，多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财有增益者乎。故利权不一，虽使天下财如江海，亦有时而竭。况民力及山泽所出，有限剂乎。此臣所以日夜为国家深忧者也。今纵未能大有更张，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则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物，尚书非奏请得旨，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使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旧日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若以如此，户部事多官少，难以办集，即乞减户部冗末事务，付闲曹，比司兼领，而通隶户部。如此，则利权归一。若更选用得人，则天下之财，庶几可理矣。
《厚货财策略》苏轼
厚货财者，其略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其廷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馀。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国之贡，而不足于用。繇此观之，夫财岂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穷困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资，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向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患，何以异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边寇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有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武，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后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釐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论理财重会计之任上》郑伯谦
或问：周制，天下之财，皆受令于太宰，而总于太府。其玉府则专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赐。其内府，则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则专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会，则惟总其会。司书，则惟总其书。职内，则惟记其入。职岁，则惟稽其出。职币，则惟振敛财币之馀。与夫司裘掌皮，则又皆惟会计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纳移用之权，尽总于太府，而司会至掌皮，则不过纠察钩考之而已。然太府则下大夫为之长，而司会则反以中大夫为之长。司会之权，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圣人之深意也。以会计之官，稽掌财。用财之吏，苟其权不足以相检括，而为太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彼将听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卤莽，而察奸欺。卤莽奸欺无所忌，则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匮乏枵虚之患至。暴征横敛之原，必自是而启矣。是以圣人必使之有相临之势，以去其相党之私，然后理财之本末为可观。今以司会而下考之，所谓职内、职岁、司书、职币、司裘、掌皮，亦均之为理财也。宜属于太府，而皆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掌财，用财者，无不于太府受财焉。而诏王及冢宰废置，乃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会、司书，皆一体也。司会掌六典、八法、八则之二，司书亦掌六典、八法、八则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国，八法以治官府，八则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职业，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势之当然，彼司会、司书乃亦得而二之，司会之权，不重乎。夫惟会计之权重，则纠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伪，用不至于乾没，数不至于亏耗。国计不匮，而功化无不举。推而至于典法，则之处无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则财用足。财用不缺，则百度无所亏。可以备威仪，可以兴文物车旌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礼。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师田行役，冠婚丧祭，皆可以并举而无遗。当其礼制乐作，兵寝刑措，而馀财馀力之效，虽神祇祖考，尤安乐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废而不举者。向使司会之于太府，不敢论其曲直、当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为欺，而彼此相容以为奸，则不终日而匮乏随之矣。财力既屈，国用萧条，下无以应无厌之求，上无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礼乐庶事，废坠而荒落。向之所谓六典、八法、八则，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则周家所以重司会之权者，固将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郑氏不深于周礼，乃谓太府若汉之司农，司会若汉之尚书。不知汉以司农、少府掌内外之财，而尚书特少府之属官耳。纠察钩考之权，安得以其属而行于其长也。而后之儒者，则又疑泉府、仓人、廪人掌泉谷之出入，而不会计。不知此三者之列于司徒，特以其事近于民耳。若会计则同出于司会而已。且其致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财用，所以于其入而会之也。掌官府郊野县都百物之财用，所以于其出而会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参互而会之也。百官之府，百里远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会皆得以会之，固不应若尚书之卑，而法不及行于司徒之属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汉唐何足以知之。汉兴之初，亦尝少近于此，以萧何为相国，而以张苍为计相。计相之权，正周司会之职也。命名曰相，与相国并立，其事权为甚重。计天下之财，而财不在其手，其钩考为甚公，使汉终守此制，而行之于司农少府之上，夫谁曰非古。然其迁计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计相而为主计也，又止于四岁。自是而后，主计之名，与苍俱罢矣。司农、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财入，而三公之属，又有仓曹以主仓谷，有金曹以主盐铁货币，又自分司农之财而有之，而会计之官，独无闻焉。遂使郑氏猥以尚书而充之。每观文帝问：一岁钱谷出入之数，而平、勃皆以为不知。而请问治粟内史，则知钱谷自司农之外，无有能知其数者。宣帝之世，韩延寿守东郡，放散官钱千馀万，是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诘问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岂自计相罢后，御史总领天下之财计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归禁钱于司农，归水利于少府，归盐铁于郡国，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后，改司农平准为中准，而列于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诸曹列。而为监，又尽用奄人以领之。不惟无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无复有与财计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财虽掌于士大夫之手，而纠察稽考，犹未有执其权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盐铁，二曰租调，三曰度支。度支以相会计，其名非不美也。然当时三司独设副使，以三司使为之长，则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属耳。其官长治财，而其属考之，于势为不顺。宋朝三司使，其属官亦有磨勘司均之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后，南库令宰相提领，虽稍异于他官之检覈，而内外不得以兼统矣。然则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汉之计相，而正之以周人司会之名，使之权尊势重，以临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国用其庶几乎。
《会计论下》前人
或问：西汉自计相、主计之罢，司农、少府分受天下之财，仓曹又分司农少府之财，利权散主，漫不可考。疑其为防，甚疏矣。而当时之财物，反以充羡。东汉自光武归盐铁之利于郡国，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泽于司农。司农以四时，受郡国钱谷之数，四方调度，一切关请，又有尚书以参互钩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乱。疑其为防，甚密矣。而当时财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东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宫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岂后世之所能堪。尚书，少府之属耳，焉有其官长理财，而其官属能考之者。前二论已详之矣。此不必复论。乃若西汉之所谓充羡，亦不过一时取天下之财而聚之公上耳。非有会计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无，以均节财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馀也。《食货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财物之浩穰，汉之富庶，于是为极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廪廪也。六十馀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变乎。盖自贾谊、晁错劝文帝以蓄积均之为蓄积也。谊则欲公私之兼足，而错则专剥民以厚君。今年入粟于边郡，明年入粟于内郡。郡县之仓庾，皆盈矣。而民则无颗粒之馀。平居无事，犹以自支而不见其缺。一旦旱乾水溢，变起仓卒，民则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见其上之有馀，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则穷兵黩武，内则穷奢极侈。公卿大臣，曾无一人焉执均节之法，以限制其方张之意。至是则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财，不足以赡一人之欲，财力既屈，急征横敛，生民复被其毒，萧然殆无以异于水旱之时也。嗟夫举天下之财，而藏于国，其敛之既无度，举国家所有之财，而奉一人，其用之又无节。而其极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宽其目前之计。若是而犹曰西汉之财物充羡，吾亦不知其以何者为充羡也。况又有所谓卤莽蔽匿之失，乾没渗漏之弊，千奸万欺之转移攘窃乎。取之无度，用之无节，而会计之尤为无法。盖尝观之中尉脱卒，动数万人〈王温舒〉。乐安隐田，几四百顷〈康衡〉。关东流民，无名者四十万〈石庆〉。少府陂泽，多为贵戚冒垦〈石显〉。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无定数也。近税武关，以给守卒。远田车师，以给过使〈上武纪下西域〉。公车索米于长安〈东方朔〉，掖庭出私钱，以养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钱，以市财用〈杨恽〉。剂券甚不明，而廪禄所给，甚无定所也。会稽计籍，三年不上〈严助〉。内史假货殖，多不入〈倪宽〉。东郡官钱，放散至千馀万〈韩延寿〉。乘传而行郡国，矫赋至六百万〈贾谊〉。课最甚不严，而州县所供甚卤莽，而无定期也。乘舆赐竭，取给大农。食货大农钱尽续以少府〈贾捐之〉，平陵工作，取诸水衡〈宣纪〉。私用经费，甚不常，而缓急所移用，甚紊乱而无定制也。以至无额杂赋羡租之积，尤为泛然无统。如赎罪之钱，储于北军〈江充〉。无名之钱，储于郡内〈张安世〉。卒吏之钱，寄于州郡〈东海〉。廪牺之钱，寄于冯翊〈韩延寿〉。军市之租，委于边吏〈冯唐〉。则其涣散，尚有未易究者。执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犹存不闻有奉公廉平者。籴边谷百万，而虚数至六十万斛〈赵充国〉。僦民牛车，而增价至三十万〈田延年〉。甚者，或私僦宾客，而入多逋负〈郑当时〉。则其转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数者。盖自汉家无计相之官，公卿大臣，无有能知钱谷之数。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独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时也。周家之所谓充羡，宜不如此。夫以汉去周之近，使其参酌周制，有书契、版图，如司书则口算田租，何至于无定数。有颁财、受财，如太府则剂券廪给，何至于无定所。有九贡、九赋、九功之令，财用有日成、月成、岁成之考，出入则课最、期会，何至于无定期。有玉府、外府，则经费私用，必不至于紊杂。有职内、职币，则羡租、杂赋，必不至于涣散。总而言之，有会计之权，如司会之重，则凡百官吏，又将不敢以容其奸欺。柰何聚天下之财于公，而听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财，而人无不贪。犹饮人以酒，而人无不狂也。与人以利，而人无不取。犹饲马以刍粟，而马无不食也。周公创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会计之法，所以为尽善者，盖不独考其国之财，亦将以并考天下之财也。以司书观之，所谓知民之财者，则诸府所受之贡赋，必欲知其欠馀也。所谓知器械之数者，则执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则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产，有蕃而有耗。无不考之知山林川泽之数，则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泽之蒲苇鱼鳖，有盛而有衰。无不考之。若其有馀，则输官之数，必不容其亏。若其不足，则输官之数，必不取其盈。盖上下相通，有无相济，合天下为一体而为之。不若汉之判然不相关也。论财物之充羡，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后可。
《食货志序》辽史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彊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
《食货志后序》同前
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时，黍稌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世之论钱币者，𢘆患其重滞之难致，鼓铸之弗给也，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东南，十才一二。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征，赐与亿万，未闻有所谓楮币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欤。此无他，旧储新铸，并听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人力苟至，一夫犹足以胜时灾，况为国乎。以是知善谋国者，有道以制天时、地利之宜，无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于谷，货莫大于钱，特志二者，以表辽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国者矣。
《食货志序》金史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惟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猬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徵钱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咨及其增减，则州县徵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祲，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蔇，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斁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閒，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秖益甚焉耳。其他盐筴、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于篇，以备一代之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