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
作者：王平
一九三九年秋，我从新四军挺进纵队被抽调到教导队受训。不久，教导队合并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当时，挺进纵队驻在扬中，江南指挥部在溧阳，中间隔着丹阳和金坛三个县，距离较远，而且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昼宿夜行，渡过长江，越过京沪铁路，穿过延陵镇（丹阳县属）日寇据点，然后进入大茅山的。
江南指挥部教导大队分军事、政治和文化三个队，我被分在政治队。学习不到四个月，太滆地区急需一批干部去开辟工作，从政治队挑选了五个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其余四个人是：黄则民、张敦逊、芮博威和王炎，都是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四０年元旦的一个晚上，司令陈毅同志、副司令粟裕同志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给我们介绍了太滆的地理位置，它在整个苏南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太滆地区的敌情；说明了开辟太滆地区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的心脏地区开展工作、坚持斗争的困难和艰苦，要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陈毅同志还勉励我们要像松柏一样坚强，经得起严寒的考验；要有柳树那样的活力，随处都能扎下来。
从皖南军部派来的钱启东同志和女同志张新华也和我们一起去太滆地区。
深入敌后，开辟太滆
两天后，我们由陈立平同志和李复同志带队东进，也是昼宿夜行，在漆黑的夜里渡过长荡湖和滆湖。进入武(进)宜（兴）后，以“新四军服务团”的名义（陈立平同志为团长）随程维新的“锡宜武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人抗”，后改编为“新四军独立二团”，在环境恶化、斗争艰苦的时候，程叛变了）进行活动。不久，我们分散到宜兴县的二（芳桥）、三（和桥）两区和武进的杨桥一带去开辟工作。我被分到宜兴二区，并带三区东的两个乡（分水乡和禇店乡）。这两个乡与二区毗连，我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逐步向南发展。
环境艰险，条件有利
这里是一块长方形地带，北自分水墩，南到东氿边，西沿锡宜公路，东滨太湖，纵长四十余华里，横宽十余华里，扶风桥镇是这一地区的中心。
在锡宜公路上的每个镇几乎都是敌人的据点。从南到北有：宜兴城、十里牌、屺亭桥、和桥、万石桥、漕桥……锡宜公路成了一道封锁钱，并把宜北的二、三两区分割成两块。东面的太湖边，敌伪据点则有：周铁桥、沙塘港、茭渎、洋溪、大浦等。从一九四一年起，又在中心地区增加了芳桥镇这个敌伪据点，它对二区（后来的扶内、大塍两个区）的威胁较大。
乡政权都掌握在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手中，保甲长多半是富农、富裕中农和中农担任，他们是听从乡长指挥的，乡长起决定作用。乡以上没有区级政权，国民党宜兴县政府徒有其名，远在张渚镇，鞭长莫及，行使不了行政权力。乡、保、甲行政体制，也是敌伪维持基层统治的机器。
这个地区土地集中，农民中以佃农占多数，自耕农较少。每个乡都有一两个较大的地主，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并且掌握着乡保政权，如扶风乡的胡杰生（乡长）、冯葆文；后村乡的周文伯、蒋定一（乡长）；夏芳乡的冯浩生（乡长）；虞山乡的史建型、史真型；芳桥镇的王文鑫（镇长）；棠下乡的张子仲（乡长）；禇店乡的郑仁荣（乡长）、姚德霖（先任保长、后任乡长）；分水乡的杭铭西等等。他们在各乡都是实际统治人物。租稞很重，对农民、特别是对佃农进行着残酷的压榨和剥削，阶级矛盾比较突出。
这里的教育较普及，每个乡都有二、三所小学（其中完全小学一所）；有四所中学，即夏芳中学、芳桥中学、棠下中学和屺亭中学。中小学校长都是群众中威信较高、上层人士信得过的人；教员中（包括少数小学校长）有的对现状不满，有的思想进步。
找到“线索”，开展活动
初时，只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这里既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群众活动，只能在摸索中建立工作关系，去打开局面。
组织上介绍三条线索：一是芳桥东面的潜濠圩有个抗战前的老党员，名叫蒋瘦梅，与组织失掉联系多年，情况不明；二是夏芳中学有个初中生，名叫周圣洋，思想进步，曾自发搞过三五人的抗日组织，宣传共产党好，后来被学校压下去了；三是禇店附近的周家村，有个名叫姚笠宾的，是上海申新纱厂的打包工人，上海沦陷后回乡务农。“人抗”驻在该村时，他主动接近我们工作同志，有进步思想。
我的身份是新四军服务团的工作人员。开始，就凭这些线索进行联系，开展活动。第一步是：熟悉环境，建立立足点，组织青年，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主张。我确定先到分水墩、禇店桥一带立下脚来，再由北向南发展。我的第一个立足点就是周家村姚笠宾家。白天，姚笠宾带着我到分水墩、周铁桥、王茂公桥、扶风桥、芳桥、漕桥、雪堰桥等地去了解地理情况和敌伪动态，晚上，把一些青年人召在一起学习，组织了“读书会”。当时参加“读书会”的有姚炯明、姚凤珍、张汉才、张蓉仙等人。学习资料只有《论持久战》和《抗战》杂志。在每次学习中我利用机会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主张。
蒋瘦梅在本村潜濠圩小学当教员，我找到了他。他年约五十，人消瘦，背微驼，老诚持重，真像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梅。他详细给我介绍了当地的政治情况，提供了一些可以成为抗日分子的名单和住址。以后，他经常参加各项活动，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通过夏芳中学一个农村学生传递信件，我与周圣洋接上了头。他是个年方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斯文稳重，年纪虽小，却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好印象。他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校长、教员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及学生的动态等等，提供了敌后知识界现状的重要情况。特别重要的是介绍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如孙志轩、程杏培和吴瑞科等。他们是以后打开这个地区局面的骨干力量；还介绍了一位冯仲璇的进步教员，他对以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不仅与组织上所提供的这些关系接上了头，并通过他们扩大了接触面，联系了更多的积极分子，很快地在扶风桥周围：漕上、坝上、大巷上、后村、水路头、任家庄、灶窠里、孙家塘、林家塘和潜濠圩等地，都有了我们的立足点，这些积极分子都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贫苦农民。
局面逐渐打开了，活动面和工作量都大了，中共太滆工委先后派了陈平、张敦逊和余从斗等同志来加强工作，工委领导成员张之宜同志也经常来检查和指导工作。
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好形势，工委指示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及时转变工作方式，趁热打铁，大刀阔斧地把工作开展起来，打开抗日的新局面。我们扩大宣传，宣传抗战形势，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联合抗日。经过我们短期的紧张工作，当地群众开始了解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坚决抗日的、站在贫苦老百姓一边的，于是在我们周围团结了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群众情绪高涨，形势发展很快。这时，据点里的敌人虽然已经知道这一带来了新四军，但他们还不摸我们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不失时机地迅速扩展我们的优势，我们从秘密活动转变为公开活动，名正言顺地要乡保长召集群众大会，请学校校长召开师生大会，我们堂而皇之地到会宣讲当前抗战形势和我党抗日的主张，教唱抗战歌曲。随着我党抗日主张的深入人心和积极分子队伍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基础比较好的地方，筹建成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性抗战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以农抗会为主，以点到面逐步扩展。不久，在普遍成立保农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乡农会。有了农会，我们就有了阶级的依靠，有了阵地，有了一批不脱产的当地干部，有了开展各项工作的扎实基础。
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这就具备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条件。那时，党的组织处于绝对秘密的状态，党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处在敌后环境，国民党和地主阶级也有相当的势力，他们都把共产党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万一暴露了党员身份，不但自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而且会牵连家属和亲友。所以“提着脑袋闹革命”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为了革命的胜利，曾经有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啊！尽管环境如此严酷，仍有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要求成为这个伟大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成员。
我记得，在第一、二批入党的有：姚炯明、周圣洋、许培青、鲁晓梅、范均大、杨鹏云和张行等，这些同志大部分是贫雇农，少数是小学教员和在校学生。我们都认识到这批新党员的可贵和在艰苦恶劣的对敌斗争环境中，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因此，尽管是在敌后，我们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党员训练班。第一批党员训练班是在盛家祠堂办的，有二十来人，主要向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他们懂得党的最高纲领和当前任务，以及对党员的要求。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每天晚上都转移宿营地。
这批红色种子撒出去之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批党支部。在这基础上，一九四０年七月，成立了中心区委和四个分区委。周铁桥、禇店一带为东区委，大塍、潜濠圩一带为南区委，虞山、寺前一带为西区委，扶风、后村、夏芳一带为中区委。中心区委由田树凡、我（王平）和孙石三同志组成，田树凡为书记、王平为组织委员，孙石为宣传委员。这样，全区的党组织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有了核心，有了组织依靠。
新发展的这一批党员，大部分留在本地，不脱离生产和原来的职业，成为各项工作中的骨干；一部分参加了新四军独立二团（二营、文工团）；少数同志送到新四军十六旅旅部去培训；有的调到上级领导机关去工作。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为了抗日救国的大业、为了党的事业，我们有一些同志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如许培青同志，他是扶风桥西边的漕上村人，是当时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入党后，担任过支委和分区委委员，并负责中心区委和工委之间的通讯联络，后被挑选到工委机关担任交通。一次，敌人包围驻地，他战斗到弹尽，光荣牺牲。又如担任夏芳乡乡长的徐竟生同志，在敌人追击逼近时，为了不当俘虏而投水，光荣牺牲。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因环境恶化，斗争艰苦，意志平坚定而动摇退党的。
建立民主政权，加强统战工作
随着形势的顺利发展，一九四０年冬，曾成立过二区区政府由王杏溪（统战人物）担任挂名区长，吕乃尚任副区长，我（王平）为动员股长，实际上这个区政权就只吕和我二人办事。一九四一年元月，中共宜兴县委正式成立，中心区委和分区委即撤销了，成立了扶风区区委会，范均大、王平（县委委员）和任伯达等同志相继担任区委书记，周峰同志一直担任组织委员。县委组织部长何霖同志经常在扶风区指导工作。一九四一年春季，太滆地区成立了锡（无锡）宜（宜兴）武（武进）三县行政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无锡和武进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宜兴县将二区分为扶风、大塍两个区，将三区分为闸口、塘渎两个区。扶风区区长王平，大塍区区长钱启东。乡保长也进行了调整，将一些对抗战不坚定、顽固不化的乡保长换为进步分子或中间分子，把基层政权控制在我们手中。同时，成立了区参议会，把上层统战对象组织起来。扶风区参议会的参议长是谈中（小地主，中间势力），副议长是许仲华（中学教员，进步分子），参议员有冯仲璇(中学教员，进步分子)、邱振华（小学校长，进步分子）、周同轩（小学校长、中间分子）、周益三（士绅，中间分子）、田长寿（商人，中间分子）、许金声（小学教员，进步分子）等等。扶风区副区长有蒋瘦梅（共产党员）、史建型（开明士绅，地主兼资本家，中间势力）。这样，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形成了。“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团结的面更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更加广泛，更加巩固了；对乡保政权的控制加强了，促进了群众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了抗日救国的力量，发展了敌后抗战的有利形势。
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队伍
从一九四O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积极筹组武装力量，最初是扶(风)后(村)夏(芳)三乡自卫团，团长王平，副团长鲁克强。自卫团由三个乡的三十来个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武器很缺，步枪、短枪、大刀、手榴弹、刺刀和砍刀等等，七拼八凑，各式各样都有。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但在当时，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影响不小。
区政权一建立，就成立扶风区区大队，它的前身就是扶、后、夏三乡自卫团。大队长由区长兼任，副大队长是吴正堂，由新四军主力部队派来的军事干部。区大队活动的范围东至太湖边，西至宜兴城附近，南至大塍一带，北至分水墩，在敌人的据点外围穿插，十分活跃。各乡都有一二十人的民兵基干队，与区大队密切配合，不时扰击敌人。
区大队扩充人员比较容易，增加武器却很困难，因此，主要的办法只能是靠“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横塘河是一条从宜兴城经新庄、洋溪渡、下邾街出沙塘港到太湖的一条内陆运河，宜南山区的土特产品和平原地区的粮食都通过这条河流运往无锡、常州、苏州、吴兴和上海等地，商船来往如梭。芳桥镇的敌伪军为了捞取钱财，敲榨勒索，在芳桥镇东横塘河的咽喉之地、河边的庙里设下了税卡。为保护税卡和税收入员，驻有伪军十六七人，武器全是中正式步枪。他们怕我们夜间袭击，每天乘船早出晚归。我们摸清了敌人的行动规律，探明了地形和哨位。在一天拂晓之前，我们区大队就进入敌税卡，布置好了伏击,待伪军的船进入我伏击圈后，一阵排子枪，就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缴枪投降。我们收缴了十六支中正式步枪，教育释放了俘虏，拔除了敌军的税卡，同志们愉快地渡过大河，进入太湖，隐没在芦苇深处。区大队的装备更新了，进一步提高了同志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疏散物资，转送干部
“皖南事变”中从新四军军部抢运出来的大量物资，要在太滆地区妥善保存。经研究，我们选定扶风桥周围群众基础较好的灶窠里、大河头、任家庄、水路头、杨树园、孙家塘和夏阳塘等村的基本群众家作为收藏这些物资的隐蔽所。由于敌人的据点离得很近，白天根本无法活动，全在夜间进行接运和疏散。为了保密，只能由少数可靠的同志参加，所以常常一搞就是通宵，非常紧张。鲁晓梅同志是扶风区入党最早的女党员，当时是后村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家住扶风桥正东面的水路头。她的父母都是很老实的贫苦农民：大哥(忘了名字)原在上海当店员，后因病在家休养，思想进步，支持弟妹参加革命；二哥鲁永强，入党后，担任扶风区区大队排长(后因病去世)。当新四军军部的物资转运到扶风区时，她全家老少，通宵达旦投入了搬藏物资的紧张工作。由于她家可靠，重要的、贵重的东西都藏在这里。阁楼上、床底下、草堆里，到处都藏了文件箱、药品箱、器械箱，还有项英副军长的遗物。水路头离敌人驻扎的周铁桥只有七华里，离芳桥只有四华里，万一走漏了风声，就有全家遭难的危险，可当时他们把个人的生死安危全置之度外，尽心竭力保护物资。
不久，从新四军军部突围出来的大批同志也转移到了太漏地区，除少数留下加强这里的工作外，大部份经这里向东挺进，渡过太湖，到无锡南部、苏州西部等地区去开辟抗日
战争的新局面。扶风区是东渡太湖的必经之路。在转送同志的们东进中担负着很重要的任务——掌握敌情， 联系马山岛，安排食宿，组织船只，选派向导和水手，护送出港等等，既要做到及时、安全，还要保证绝不泄露我军的战略动向。扶风区的党组织会同交通站担负了这个光荣任务。
出湖的港口有两处，比较可靠的是下邾街东面的邾读，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完全在我们控制下。从扶风桥到邾读家没有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大部分同志是从邾渎港出湖的，一般是在夜闻行动；另一个地方是沙塘港，离周铁桥敌据点只进一公里，驻扎伪军一个连，港口有伪军把守。经过我们做工作，伪军里面有一个排长和几个士兵与我们建立了联系，经常给我们提供情报。沙塘港的保长丁君儒是我们安排的，政治上可靠，办事稳重。虽然具有这些有利条件，但除万不得已，尽可能不从这里出湖。因为离敌伪据点太近，总是有些冒险的。有一次，有十几位同志要去湖东，但太湖退了潮，船只靠不到邾渎港口，湖边淤泥又很深，不能涉水上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先与丁君儒商妥，要伪军里面的关系加强对周铁桥方面的警戒，安排可靠的士兵在行动的那天夜里值班站岗。沙塘港方面的一切都由老丁安排妥当了，随后我们武装护送同志们沿渎边直达沙塘外港。夜深人静，湖面上鱼鳞一般的微波映托着星光，同志们轻手轻脚地上了船，我们一直看着同志们安全地扬帆远航才返回宿营地。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些同志没有牺牲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冲过敌人道道封锁线，来到了游击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将成为加强苏西、锡南工作的有生力量，我们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让他们落入日寇、伪军之手！所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疏散物质，转送干部，成了扶风区的中心任务，我们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诞生不满周年的扶风区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在县委领导下为党所做出的一点贡献。
开辟马山，搭起跳板
在周铁桥东面，太湖中间，有个较大的岛屿，名叫马迹山(俗称马山)。岛上山峦起伏，岛外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湖面，岛内物产丰富，盛产稻米和杨梅、 枇杷等水果。日寇侵占苏南时，国民党军队溃逃于此，在岛上抓丁拉佚，掠夺财出物，杀害乡民，焚烧村庄，抢走船只，人们遭受一场浩劫，所以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都痛恨万分。
一九四O年的下半年，中共宜兴县委派我和杜夫(又名杜廷干)同志出太湖，由姚笠宾同志担任向导，进入马山了解情况，建立联系点，进而开展工作。尔后，组织上调方志坚同志(女)以养病为名长驻马山工作。一九四年初，县委组织部长何霖同志直接负责掌握与马山的联系。设在周铁桥镇上的秘密联络点是吴玉堂家的豆腐店，与联络点保持联系的有扶风交通站和褚店、周家村两个交通分站，分站担负以着闸口、扶风两个区的中转工作。马山沟通了宜溧与锡南、苏西之间的联系，它是水上交通线联系的枢纽，起到了跳板的作用。
处决汉奸，打击敌人
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派一部分“忠义救国军”投敌当伪军，公开成为日寇的走狗；一部分窜到太滆地区，他们与日寇、伪军勾结起来夹击我新四军，
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打击进步力量。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斗争复杂了，环境恶化了，周家村那个先后担任伪保长、伪乡长的恶霸地主、国民党员姚德霖，出于阶级报复，勾结“忠救”，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对党忠诚、宁死不屈的姚笠宾同志。自此，“忠救” 在褚店一带的活动日益猖獗。
就在这个时候，原程维新部的自卫团团长顾松大，投靠了“忠救”。由于他是“地头蛇”，并同我军有过交往，所以既熟悉当地情况，也知道我们一部份内情。他为“忠教”出谋划策，干了不少坏事。后又公开当了汉奸，是周铁桥伪军陆大牛部的副官主任。他敲榨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我们早就想除掉这坏蛋。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忠救”所部在分水墩、褚店、王茂公桥、夏芳和扶风桥一带窜扰，紧接着日寇、伪军又频繁“扫荡”，敌、伪、顽紧密配合，妄图吃掉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暂时回避其锋芒，转移到李山、虞山和太湖边的芦苇荡里隐蔽。这段时间，敌人的侦探在扶风桥一带一直没有发现我们的踪迹，于是他们大肆造谣:“新四军被我们打跑了，现在这里是我们(指“忠救”)的天下了!”以此蛊惑人心，当时也确有一部分人对形势产生了疑虑。
十月间的一天，我们的侦察人员获悉，顾松大腰间插着手枪，骑着自行车，带了三个护兵，上午从周铁桥出发，经沙塘港，沿渎边向下邾街这边来了。他们既然到了下邾街，就不会再从原路回去，十之八九要过下邾桥沿公路回周铁桥。惩罚这个坏蛋的时机到了！
我和八名短枪手，埋伏在下邾桥附近的儒芳里公路两旁的隐蔽处。果不出我们所料，下午三点钟光景，顾松大这个家伏在下邾街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在护兵簇拥下，悠悠荡荡地过了下邾桥。他们把这个地方看作是他们绝对控制的地方，毫不在意，逍遥自在。当他们刚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我们一枪未发，就把他们活捉了，缴获手枪、驳壳枪、手提式冲锋枪和步枪各一支，还有自行车一辆。村群众闻讯，莫不称快，“说什 么新四军跑了，原来是造谣”。
当晚，与驻在徐塘田(扶风桥西)的县机关张之宜县长取得联系，审识了顾松大，立即执行枪决，教育释放了三个伪军士兵。第二天，派人在敌伤据点和桥、周铁桥、芳桥、屺亭桥、万石桥和其他集镇张贴了处决汉奸顾松大的布告，伪方人员无不惊恐万状，这也给“忠救”一个严重的打击。广大群众则为除此一害而欢欣鼓舞，我们的基本群众里扬眉吐气了。
遭敌袭击，苦战突围
“六. 四”⑤事变以后， 整个太滆地区敌伪 “扫荡”更趋频繁，并扬言“清乡”。太滆地区的环境险恶了，斗争更为艰苦。为适应这一严峻的局面，继续坚持这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区大队升级了，成立了县警卫连，只留下部分骨干，扩充了一些新战士，组织新的区大队。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人员尽量分散，工作转向隐蔽。这时，我担任区的书记兼区长。区委、区政府的脱产人员只有:区委组织委周锋(女)、副区长张行、民运股长范均大、财粮股长严群，助理员王时萍和办事员钦国钧。经常和我在一起活动的是定支二十多人的武装和三、四个通讯、侦察人员。我们机动灵活，时而集中起来袭扰敌人据点，群众知道我们仍在这个区坚持斗争。
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晚，我们区机关和区大队转移到王干西村宿营，村西、村南是小河，东面是主干东村，离村东不远是条大河。这个地方离王茂公桥九华里，离扶风桥六华里，离芳桥四华里。
我们与县机关保持联系，每天把宿营地告先扶风交通站。王茂公桥庙会那天(农历三月廿八日)，交通员郑胡子经扶风桥时，由于叛徒告密， 被化了装的周铁桥敌伪军抓了起来。敌人得知我宿营地后，立即用军用电话通知夏芳、王茂公桥和芳桥的敌人，从四个方面奔袭我驻地。
下午四点钟左右，在我们驻地正南和左侧(西面)湛墅里两路敌人，打着太阳旗，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射击，掷弹筒弹在我们周围爆炸。芳桥伪军也出现在阳山脚下。就在这方圆四五百米的范围内晨开了一场激战。我们在三面受敌围困，一面大河阻拦，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已有六个同志阵亡，副队长吴越、事务长何亚雄负伤。在这危急关头，我冷静判别，芳桥伪军国是奉命参战，打的是朝天枪。于是决定向东南方向突围，迎着他们的火力冲出去。在我们冲出去之后，芳桥伪军装样搜索了一下，就收兵回营了。北面和西面两路日寇看到芳桥伪军已拦住我们的去路，天色已晚，又有小河阻隔，未继续追击，拉佚担了一具日寇委的尸体和一名伤兵回据点去了。
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是重建不久、新战士多的区大队遭到的严重挫折，经验教训很深刻，重要的是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从斗争中夺取胜利！
反对“清乡”，初战胜利
日伪为了巩固其后方统治，不仅加紧了“扫荡”，而且要进行“清乡”，妄图“清除”共占领区的抗日力量，以实现其彻底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因此，开展反“清乡”斗争，不同于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失败，而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党我军能不能在敌后坚持斗争，直至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
敌人在江南的“清乡”，是由北向南推展的。武南“清乡”结束，就准备在宜兴“清乡”了。其办法是：用长竹编成篱笆墙，把广大农村围成一个个大方块，每个大方块篱笆墙只开一两个门，门口由敌伪军站岗放哨。成年人都得办“身份证”，凭“身份证”出入。办“身份证”的手续很严格；身份的记载很详细，要贴上本人的相片，还要有入担保。并实行“连环保”，五家一个连环，互相监视，如有一家通新四军或住了新四军，所有的连环户都要受牵连。日伪在当地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当“坐探” ，发现情况立即向主子通风报信。如果敌人的“清乡”计划实现了，不但我们的大部队无法活动，就连小武工队也难立足。
敌人的“清乡”是从围竹篱笆开始，那么，我们的反“清乡”斗争就必须从“竹”字上下手突破，以粉碎敌人的整个“清乡”部署，使其阴谋不能得逞。美丽的江南水乡，村庄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叉，村村绿树成荫，家家翠竹满园。有了这样的好条件，敌人满以为可以“就地取材”，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以华制华”的迷梦。“清乡” 将开始，敌人据点除相继增加兵力外，同时向各乡发出通知和召集乡亲开会，要每保交八干到一万根竹子，十天内交齐，违者严惩。因而乡保长愁绪万端，广大群众苦于无法对付。
我们根据中共太滆地委指示和县委统一部署，分线扶东、扶西两片连夜召开了乡保长、农会会长会议，向他们晓以利害，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一根竹子也不能送”，并研究了对策。我们把决策变为群众的要求和自觉行动。一天一夜，各村就把竹园里的老竹全部砍光，沉入河底。各乡保长也统一口径，说大批新四军砍去竹子运走了。敌人听到各乡报警之后，“扫荡”了两天，见各村竹子果真砍光，新四军又无影踪，围竹篱笆准备“清乡”一节在宜兴也就此告吹。
我们扶风区还组织民兵和农会会员，参加武宜两县交界处，属武进县管辖的，火烧漕桥镇敌伪军据点周围几十里“竹城”的统一战斗行动。午夜十二时正，同时点火，顿时形成一条巨大的火龙。据点里的敌伪军慌了手脚，步枪、机枪对着熊熊火光乱放一通，直至篱笆烧尽，火光熄灭，才停止射击。而我们则未放一枪，未伤一人，毁掉了日寇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竹城”，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计划。虽然敌人口头上还在叫嚷“清乡”，但未见再有什么行动。我们的这一斗争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敌人的“清乡”计划虽已被粉碎，但其猖狂程度并未减弱，对人民的控制更严，搜刮更加厉害;对我抗日武装的“扫荡”更加频繁，抗日民族战争虽已接近胜利，但我们仍处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苦斗之中，全体军民以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于一九四四年七月离开太滆，去苏浙党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