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skey for Everybody Gary Jules - Gary Jules
波伏娃——一个女人如何独立自由的存在于世，不依附男人，不依附爱情，我想她的一生是最好的回答。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波伏娃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戏剧、文学感兴趣，父亲也创作戏剧，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上台参演，并学着父亲的样子，写诗献给妹妹，显示出惊人的天赋。波伏娃个性强烈且情感丰富。贫穷与困苦伴随着她的成长，但从未毁坏过她的自信。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充满激情。波伏娃自称童年很幸福。父母间的争吵、离婚，也并没有影响到她对幸福的执着寻求，“她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一座城堡，将所有妨碍她幸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
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在学习中可以不断超越自我，她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说，“坐在我学习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谐”。通过阅读和学习，她发现自己可以达到某种绝对状态。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使命。这种状态带给波伏娃的感受，对她的自我觉醒十分重要。当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还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于婚姻家庭的时候，还是少女的波伏娃就确立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追求——成为自己。具体而言，就是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可以主宰自己人生与命运的女性。她为此赋予了一个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的理想——成为作家。这种“坚定的信念给她的内心以极大的安全感”。15岁的时候，波伏娃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叛逆，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中她孤独地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开始了真正的写作。她在日记中说：“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与此同时，波伏娃也开始对天主教教义产生反叛，对善恶两元论开始质疑，并指出，人们对佛学的了解还不够。总之，她着迷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师给她的现成结论。19岁，就读于索邦大学的波伏娃成绩优异，但内心孤独，渴望来自另一个性别的情感与思想的共鸣。对此她比较悲观，认为自己激烈的天性与众不同，“我确信，那个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并不存在”。她深更半夜在巴黎游荡，攀上圣心教堂的台阶，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失声痛哭。这时候，她还没有预感，一份惊世骇俗的伴随她终生的爱情正在向她靠近。1929年6月，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波伏娃和萨特、马厄、尼赞一起备考。自此，萨特与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停不下来，“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萨特正是波伏娃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那种伙伴，她说：“萨特完全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而萨特说：“西蒙娜的优点，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让-保罗·萨特为人豪爽，穿着马虎，家境好。萨特身材矮，貌不扬，但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和能够深刻影响他人的魅力，且有一副极为优美的歌喉。萨特与波伏娃的个性看起来并不相似。萨特极为崇尚理性与自我控制，对任何事物都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即使对于两性关系，他也是理性多于感性。他一生喜好“猎艳”，陷入多段“偶然爱情”中，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就是朝三暮四的典型。但另一方面，萨特迷恋的主要是那种爱情的吸引与征服的感觉，而对肉欲却保持谨慎的态度。波伏娃则不同，她有着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她有极为强大的理性洞见能力，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感情极为丰富，萨特经常看到波伏娃激动得泪流满面呜咽不已，这时候，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这位爱人是多么的女人，为此又惊讶又感叹。在两性关系中，波伏娃也更为突出得表现出缠绵多情的一面。少女时代的她，完全没有感受到性的需求与困扰，对萨特的爱使她的肉欲觉醒，并藉此发现与认识自己，此后她终生对性抱持愉悦与开放的态度。而这并没有影响她与萨特牢不可破的精神联结。波伏娃与萨特本质上都是不赞同传统婚姻制度的。萨特不赞同一夫一妻制，但也并不鼓吹一夫多妻，他认为男人应有多个女人，女人也应该有多个男人。波伏娃同样抵制婚姻这一传统，认为婚姻必然伴随着谎言与欺骗，她更愿意与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关系，并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某日夜幕降临的时刻，二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做出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坦诚又最有伤风化的誓言：他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他们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与萨特这种特殊情侣关系的缔结，激发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她充沛的精力，不耗费在琐屑的家庭事务中，而是用于充分地体验生活感受人生奋发创作。波伏娃身材消瘦，面容清秀端庄，有一种古典的美丽与优雅。她迷恋大自然，喜欢一个人步行远足，经常挎着篮子装点吃食，穿着长裙和平底鞋，一个人翻山越岭。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有时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农人的谷仓里。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之心，除了投给大自然之外，也用于体验城市生活的各个阴暗而真实的角落，她深入最贫困的街区，深入码头、酒吧，甚至深入红灯区，观察妓女的生活。波伏娃有人生抱负，坚信可以通过创作对社会的转变产生影响，但她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任何政党及组织保持距离。在学校里，作为老师的波伏娃也是特立独行。她的授课方式与个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她与自己喜欢的学生平等相处，并“建议学生像她一样解放自我，结交一些情人”。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誓言中，排除了忠诚、忠贞的传统道德规范。他们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别的爱情，并且相互不隐瞒不欺骗，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经历的诺言。萨特称波伏娃是自己的“良心”。波伏娃维系着圈子内的平衡，甚至关注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在萨特应征入伍之后，波伏娃领取萨特的薪酬，分给他的女友们。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境界？我想，根源在于，他们并不执着于爱情本身，而是以“求真”为终极的目标。其实他们的爱情始终有“第三者”的存在——那就是“求真”的共同目标。既如此，又何惧几个男男女女插进来呢，不过都是过程都是体验而已。他们分享各自的情感经历，借此认识人性与人生，再融汇到创作中。萨特在一封信中说道：“我迷人的海狸，我把这封掐头去尾，甚至是没有任何内心冲动的信寄给您，只为了让您先睹为快。因为我认为您更想了解我的经历，而不只是听到我爱的誓言。但是，您要知道，我对您的爱一直满满的，始终萦绕在我心田。”波伏娃说：“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始终相互浸透：萨特所有的作品，都渗透了波伏娃的心血，他们常常针对问题与观点激烈争吵，而最后总能听取对方的意见。所以，对萨特的全部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化用。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比利牛斯山的石子路上，还是在咖啡馆或是火车站，萨特都会突然冒出奇思异想：“海狸，我有了一个新理论。”于是两人围绕着这个新理论精雕细琢，揉捏成形，彼此都为对方的体系添砖加瓦。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完全承担。萨特说“我们从来没有借口”。而波伏娃完全赞同。波伏娃选择了萨特，不是只满足自己私欲的那部分萨特，而是一个完整的萨特。为此她完全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尊重自己的情爱欲求，但并不沉溺情爱本身，而是可以跳出来，作为观察者而存在。他们是热爱红尘的天真顽童，他们又是出世间的清醒觉者。“活在世间，但不属于它”，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基本妥当。在这些情感纠葛中，萨特也表现出急躁幼稚和难以超越的困扰，波伏娃也将其作为思考的素材，化入《第二性》的写作中。波伏娃性格的双重性非常突出，也可以说她兼具两性之优美。她情感丰富，面对美好的事物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但同时她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潇洒的担当能力，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她都能够勇敢地有尊严地生活。二战期间，物质贫乏，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波伏娃用千方百计搞到的布票，买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用木底鞋代替皮鞋。家中没有暖气，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厅外等候，一开门就进去，在排烟管附近坐下，一坐就是一整天，看书学习写作。很多人受她影响，使这家咖啡厅的二楼变成了二战时期的“自习室”。二战之后，波伏娃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她与萨特常常被同时邀请，同时接受访问，签名售书，参加晚宴。这对情侣已被全世界当做惊世骇俗的楷模。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羡慕，但敌视与毁谤也同样不少，尤其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给她带来了高度的荣誉，但曾有一段时期，多个媒体都在用各种表达形式讽刺侮辱咒骂她，出门也会撞到无数女性的敌视目光与辱骂声音。当然波伏娃没有被吓倒，她确信自己是谁，为了成为她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她一往无前。在芝加哥，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一次爱情，美国作家尼尔森·奥尔格林。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尤其是奥尔格林，为波伏娃深深打动。这个独立的、聪明能干的女人，可以在精神上与他如此默契，给他生生不息的共鸣与启迪，与他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这是其他任何女人都无法做到的。而这位出色的精神伴侣，同时又是那么美丽、多情、快乐。他要她永远留下来。波伏娃并非不心动。奥尔格林高大健美，个性正直、阳刚，情感充沛，“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但波伏娃不想放弃与萨特的约定，不想放弃与萨特共同的事业。此后多年，波伏娃与奥尔格林跨越大洋彼岸，几次见面，同居同行，十分契合。十几年通信，一千六百多页的信件，后来也被波伏娃付诸出版。波伏娃称奥尔格林为“丈夫”，并自称是他的“妻子”。“只要您爱着我，我就永远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波伏娃因为这份爱情而彻底脆弱了，曾经整夜哭泣。她与奥尔格林情意缠绵的书信往来，令读者窥见了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对于奥尔格林来说，他只能二选一：或者分享她分给他的爱情，或者完全失去她。他爱着这个跟男子一样自由的女作家，却苦于无法驾驭这个光彩夺目的女人。波伏娃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放弃巴黎、放弃与萨特的共同事业，奥尔格林也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远离芝加哥，远离自己写作的泉源。奥尔格林对波伏娃的期待，更多是世俗层面，婚姻家庭孩子，庸常的幸福。波伏娃对此也很明白，他需要的是有一个女人与他同枕共眠。这世俗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可惜奥尔格林面对的是波伏娃。对于波伏娃来说，这世俗愿望并非她真正向往的，或者更准确点说，她不会为了这个世俗层面的庸常幸福而放弃她更重要的追求。波伏娃拒绝了奥尔格林的世俗情爱，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她更爱萨特，而是因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进入婚姻，不是成为妻子和母亲，而是成为她自己。而回到法国，回到萨特身边，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波伏娃只好忍痛割爱。44岁那一年，波伏娃创作小说《达官贵人》，将她与奥尔格林的爱情经历融化于书中，使这一段不愿意自我消亡的爱情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化为文学。波伏娃也由此终于得到了解脱。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尼尔森·奥尔格林的。波伏娃手上一直戴着奥尔格林送她的银戒，直到去世，她戴着这枚银戒与萨特合葬。44岁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恋情，比她小17岁的《现代》杂志的新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爱上了她。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爱情，给波伏娃的心田吹进了绿色的风。而这本来似乎是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的特权。她与朗兹曼穿越法国和整个欧洲，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这一次，波伏娃毫不犹豫地与情人过上了同居生活。1954年，波伏娃46岁的时候，《达官贵人》获龚古尔文学奖，13万册短时间内售罄。波伏娃用这笔钱在舒勒榭尔街买了一套艺术家工作室，与朗兹曼从租住的公寓搬进了新居。波伏娃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这一段相差17岁的爱情持续了6年，在波伏娃50岁的时候宣告结束。而这中间，波伏娃与萨特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甚至有时候他们三人同行出游。朗兹曼的离去，使波伏娃黯然神伤了一段时间，甚至可说是痛苦万分。但波伏娃从不会被爱情彻底打败，因为她永远知道，她这一生除了爱情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波伏娃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概括：“这对情侣穷其一生都在反抗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宗教伦理、道德戒律和骑士守则，他们用爱情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在被误解、质疑和诋毁的同时，也被很多人暗暗羡慕，并被很多时尚男女不断模仿，但他们的模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盖因为他们可以模仿其形，却很难复制其本质。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之间，要的不是忠诚而是完全的坦诚，要的不是占有而是完全的分享，接受的不是对方满足自己私欲的一部分而是对方的整体。他们给予这份关系以完全的自由，并在自由中实现了“永恒”。总之，爱情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是载体；爱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相互抱慰，减少一点孤独；相互映照，对世界有更真实的认识；相互激励相互参照，求真路上走得更快更好。有的人会说，你说的似乎有道理，但太曲高和寡了，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不可能成为波伏娃那样的名女人，所以你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我是以波伏娃这样一个名女人作为载体，来阐发我对爱情和女性独立的认识，但我所说的，在根本上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话题：对无常世界的认识，对性欲情欲之无常的认识，对人应该弄明白“我是谁”的认识，对人应该走向独立自由之境界的认识，对人应该有灵魂追求以求真为终极目标的认识，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我们当不了作家，创作不出文艺作品，但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小事业，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富有创造性，并在其中认识世界之本质，感悟生命之真谛，活得更接近喜悦、充实、宁静、安全的真我之境界。波伏娃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生活困苦，后来又面对了父母的争吵与离婚，直到青年时代，她依然常常为贫苦所扰。她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建立家庭，也没有生育过孩子，并多年生活在各种诋毁谩骂声中，在萨特生命最后的10年，她悉心照料他的一切，包括将他的思想整理成文、发表出版。如果仅从这样一些世俗层面来看，波伏娃并非幸运儿，甚至按照传统世俗价值观衡量，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而在硬币的另一面，波伏娃一生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并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拥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她流过那么多眼泪也收获过那么多快乐，而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与萨特之间保持了终生的惊世骇俗的情侣关系。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幸福。在自传《盛年》中，波伏娃称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我们这位女性主义思想的祖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用自己不妥协的、不恐惧的精彩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回答——作为女性，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超越社会习俗与文化遗毒强加给我们的“第二性”的定位，活出我们的真我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