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波操作，太骚了
上海人民打疫苗的热情为何如此高涨，显然与上海打疫苗送东西乃至送钱有直接关系。
为了吸引居民打疫苗，上海许多社区开始打疫苗抽奖活动，奖品有苹果手机，吸尘器、电磁炉等等。还有不少社区直接送粮油、牛奶、鸡蛋等。有些地方更为“实在”，直接发钱，200-500元不等，最多的有发1500元的。在迪士尼度假区，现场接种新冠疫苗，还有赠送景点门票活动……
于是，打疫苗成了上海近期街头巷尾的主要谈资，成了社交媒体的娱乐话题，成了市民生活的调剂，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事项就这样云淡风轻、波澜不惊地完成了。
上海打疫苗的动员模式，尽显“海派”风格——市井、坦荡、高效。不过，在送钱送礼品的背后，上海普通市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值得探究。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海能这么操作，首先需要财力雄厚，有经济基础支撑。
2020年，上海市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33368元，差不多市政府每天为每人花100块。全国36座重点城市里，上海高居第一。
上海公共财政支出虽高，但财政收支良好，多年来一直保持财政盈余，并且是向中央缴纳税收的大户。2020年，上海净上缴中央税收5483亿元，仅次于广东的7308亿元。按照人均计算，上海是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超级奶牛”。
所以，上海打疫苗发牛奶，很科学。
但是，政府有钱不代表一定可以办好事。像上海这样“花式送礼打疫苗”的操作，效果非常显著。有些地方是“拉人打疫苗”、“设卡打疫苗”，钱也许是少花了，但是隐形的成本并不低。
追求所谓行政效率而率意强制，导致“民怕官”、“民疑官”，增加的是长期的社会成本。打疫苗这样的好事都要靠强制，政府干什么不要靠强制呢？
长期维持这样的强制力，财政支出的负担可想而知。如果2500万人口的上海也是“强制依赖症”，维持这座超级城市的运转怕要付出更大的财政代价。
除了经济基础雄厚，上海人热衷打疫苗的心态，还跟城市空间布局有一定关系。
上海很大，却也很“小”。
说大，是因为上海城市建成区面积高达1485平方公里，是全国各城市之首。一线城市里，虽然行政区域面积小于北京和广州，但比较狭义上的“城区”，上海最大。
说“小”，指的是上海的社区空间布局被切得很“碎”。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大城市空间布局很“阔气”，多条并列的主干道把城市分割成大片的社区。这是北方的风土地势所致，也和49年后北方城市受苏联的城市建设理念影响更深有关。
但上海的城市格局则是“碎”的，小马路更多，社区林立。早期发展的各国租界、华界跑马圈地，各自为战，本来就是小块土地开发一点点“拼凑”起来。
此外，上海有3437个社区居委会，而北京只有2717个。对比北京，上海城区面积更大，社区数量更多，意味着上海社区的平均规模更小。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更大的社区面积，需要更强有力的治理机制。反之，社区多、规模小，空间的距离感缩短了人际的距离感，同一社区不是熟人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这座超级城市的基层治理风格更接近“熟人社会”。
在上海社区的骨干中，看不到威风凛凛的“朝阳大妈”，碎碎念念的邻居老阿姨。社区工作人员偏重人情，喜讲道理，更讲感情。这种“情理意识”为基层治理建起了一道防火墙，缓解了行政强制的用力过猛。
打疫苗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动员，需要工作人员在规则的刚性和情理的弹性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正是上海城市治理风格的长处。
所以，落实到“打疫苗送牛奶”是规则之内、情理之中，算不上意外。
上海人很“精”，全民喜欢算账。
按照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的研究，上海人喜欢算账，以及上海男人爱做家务和上海人喜欢排队，都要回溯到解放后上海超级复杂的“粮票体系”。
改革开放前，上海的粮票总共多达二十余种，包括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这使得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才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
比如，凭一号票可能会买到比较新鲜的食品，如鳗鱼、比目鱼。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买到胡萝卜了。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数十年的作用，上海的男男女女都善于并且乐于算账。这令上海人不信公务员都是活雷锋、螺丝钉。要是政府到处设卡、拉人打疫苗，上海大妈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人工不要钱啊？加班费多少啊？”，再加翻白眼。
当然，以上海的行政能力、行政资源，“霸王硬上弓”也不是不可以，不计长远代价总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是，上海市政府也很会算账，而且算起账来可能比普通民众还要精。
比如，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如果可以更早控制疫情，上海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可以先行一步恢复起来。反过来，如果上海不加快推进打疫苗，光增加公共场所检查健康码的保安，就是一大笔钱了。
上海市政府很明白，如果自己采用强制或隐性强制居民打疫苗的做法，不仅会“拉仇恨”，而且会受鄙视，更会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对于政府和民众二者来说，钱、门票、牛奶、食用油，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纽带”，一个“信号”。这意味着政府站在了一个更平等的姿态，去维护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去信任自己的居民。
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有了信任基础，人情也跟着来了。出门时遇到邻居老阿姨，她很热心地说“去老年活动室打疫苗啊，总归是自家街道的比较安心咯。还有两桶油，也是好的”。对着那慈祥的面容、真诚的目光，谁的心不会融化呢？
本质上，城市治理与其说是权力运用的技术，不如说是情理并济的艺术。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实现良治，在这方面，上海市的政府和民众携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而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广州，由于狡猾“德尔塔”病毒率先感染了一位75岁阿婆的肺部，使得广州的疫苗告急，客观上大大提升了广州的疫苗注射率。
不过，广州人一边排队打疫苗，一边排队买烧腊的场景，在网络上传开后，还是令不少人忍俊不禁。可以说，上海和广州这两座中国最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在抗疫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别样的城市风格与文化。
财经，我只捞干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