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甫圣:从隶书到八分,究竟是谁取代了谁

书体演变是一种复式蝉联的异化运动,在古体书向今体书演变亦即解构篆体的隶变过程中,隶、草、行、楷从相互包孕、纠缠到逐步离析独立,大约历经近千年。楷书是独立较晚的一种书体。当战国古隶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波磔笔势,东汉中晚期将之修饰成隶书,包括其草率写法,或称草隶、隶草,就洋溢着诸多楷书因素。西汉中期的流沙坠简,已能见到楷书雏形。东汉桓帝朝的《许安国祠堂题记》《朱书砖》《永寿二年解殃陶瓶》,楷书典型笔画更是历历在目。

东汉长沙五一广场汉简(局部)

三国长沙走马楼吴简(局部)

东汉许安国祠堂题记(拓本局部)

楷书笔画的最大特征是出锋,出锋比藏锋、回锋或雁尾式的收笔要快,并且方便转换到下一个笔画,其结果是:左下行者变成了撇;右下行者变成了捺;右行和下行的笔画需要左连和上连时带出了钩。从而以最短促的行笔路线、最合理的笔顺组织、最简便的笔画形态,在隶书解散篆书而形成的方块构架中完成文字书写。

北魏尉迟造像记

隶书楷化的过程与行草书的演化在不少方面是重合同步的,当草隶不断简损隶书笔法而形成楷化笔画时,楷化笔画和草隶使转的结合,一方面促成偏倚隶势的章草,一方面产生去除隶意凭借使转的今草,章草与今草的分化,又与身处正草两极之间的行书一起,推动着楷化笔画组构楷书结体的进程。随着楷书自觉意识不断积累,其本体特征得以增长,以至足以与母体分庭抗礼,一种社会认同的欲求便会滋生出来。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局部)

魏晋以还,经过钟繇、王羲之等文人趣味的改造,北凉写经体、北魏洛阳体等民用俗书的普及,楷书成熟形态应运而生,到隋唐趋于规范化,成为取代隶书的新一代正体字。然而,楷书作为书体概念的真正成立,还必须面对观念与图式匹配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指谓交错”烦恼。

北魏晖福寺碑(拓本)

造成“指谓交错”烦恼的原因,首先在于概念与事实磨合对应过程中的笼统囫囵现象。字体和书体是文字的次级形态,不同字书体之间形态学上的分割离异,不仅粘连着价值观念上的统一共趋性,而且对于书写与识读实践来说,概念和技巧总是呈现一种混沌的交互状态。当新字体或新书体栩栩生成的时候,这种混沌交互的特性,使得眼目中的现在样式仍然去与心目中的既有概念寻求对应,从而容易讹其原本样式跟现在样式相同。随着不断试错的进程,逐渐解构旧概念而重构新概念,直到新概念拥有足够的自信和判断力通行不悖,才会产生名实相符的需求。其次的原因,则是情境立场的制约。卫桓《四体书势》云:“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楷法”“楷书”“真书”这些被我们解读为现认楷书形态的概念,其实在很长时期都是针对不标准、不正规的“俗书”“草书”“行狎书”而言的。因此其所指大抵是我们现认概念中的隶书,意为标准体、正体字。反过来,我们概念中的楷书,直到中唐以前仍被称为隶书。隋代《舍利函铭》是地道的楷书,落款却为“赵超越隶书谨上”。唐代张怀瓘《六体书论》列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为六体,其中的“八分”即今所谓隶书,而且是东汉碑刻那种正体化的标准样态。其中的“隶书”,则是今日所谓的楷书,他在《书断》中列举许多擅隶名家,有张芝、钟繇、钟会、卫夫人、二王、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等,正是所指为楷的明证。中唐以后,社会认同和应用的正体字转向欧、虞、褚、颜等著名书家范式,楷书、正书、真书就由典范意义的泛称转变为字体意义的特称,至北宋以专称的方式固定下来。朱文长《续书断》云:“乃知汉自有隶书,而今之八分乃汉魏之际增隶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汉魏之际省隶而作者也。”确实,八分之名起于汉魏之交,是因为当时日渐楷化的隶书,需要与东汉标准体相切割,以维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于是奉后者谥号为八分。其间道理,跟魏晋后今草日彰而另造章草之名以切割汉代标准草书是一样的。当合法存在的楷化隶书进一步楷化到隶意全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制不复敷用,魏代汉祚遂成现实,楷、正、真这些权重最大的称谓,由此才为楷书自诩并垄断。这个“指谓交错”的历程,是新书体成功分娩的洗礼和象征,也是旧有书体大家族考验与接纳新书体的习惯动作。

(0)

相关推荐